摘要：辽朝（916–1125年）以佛教为国教。辽宁作为辽中京、东京道核心区域，佛教净土宗、律宗、唯识宗、禅宗等宗派都有发展，尤以华严宗和密宗最为兴盛，出现了显宗与密宗相结合的倾向。辽皇室推崇华严思想，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辽代《大方广佛华严经》鎏金银塔、舍利金塔等文物，

辽朝（916–1125年）以佛教为国教。辽宁作为辽中京、东京道核心区域，佛教净土宗、律宗、唯识宗、禅宗等宗派都有发展，尤以华严宗和密宗最为兴盛，出现了显宗与密宗相结合的倾向。辽皇室推崇华严思想，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辽代《大方广佛华严经》鎏金银塔、舍利金塔等文物，印证华严宗地位。同时，辽代吸收唐代密宗元素，形成“辽密”，朝阳北塔天宫发现的密教法器（如金刚杵）及陀罗尼经咒，体现了显密融合特色。

1.奉国寺大兴华严和净土

始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的义县奉国寺（初称咸熙寺）属华严宗，在当时最具规模和影响，被辽兴宗封为守司空辅国大师的露鸿法师，被辽道宗封为守司徒的志福、志达法师，受封守司空的圆释法师、法钧法师，都曾在此寺住锡并任方丈或监院。但从七佛信仰看，虽包含对现世释迦牟尼佛的崇拜，但突出了对过去世诸佛的信仰与重视。在辽朝的佛塔、佛教造像和出土碑刻中经常会有七佛的出现。这时出现的横世诸佛信仰及弥勒菩萨信仰的流行，暗示了净土信仰在辽朝的流行。按照横世诸佛的流行程度，可知在辽朝最流行的净土信仰为弥勒净土信仰，即兜率净土信仰，其次为极乐净土信仰，二者影响力较大。

2.郎思孝兼修华严与律宗

郎思孝是辽代弘扬华严宗和律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住持觉华岛海云寺。他在辽兴宗的支持下，法筵大开，影响甚广，著有《近住五戒仪》《近住八戒仪》《自誓受戒仪》各一卷，还辑有《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五卷，《发菩萨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据高丽《义天录》载，《华严》《涅盘》《法华》《宝积》《般若理趣分》《报恩奉盆》《八大菩萨曼陀罗》诸经，都有其注疏或科文。

3.朝阳北塔尽显密宗精华

辽代佛教密宗颇为兴盛，在当时佛教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辽代统治者对佛教密宗情有独钟，为密宗发展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辽代密教僧人多据《华严》圆教思想融会密义。虽然祖述善无畏、一行所传的胎藏系，但内容上因会通《华严》，反而与不空所传的金刚系密教相近。该宗有中印摩竭陀国慈贤三藏译出《大佛顶陀罗尼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大摧碎陀罗尼经》等多部密典。当时民间风行《准提咒》《六字大明咒》《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密法。朝阳北塔整体营造是按照辽密曼陀罗世界的仪轨而成，并先后在地宫和天宫发现大量的辽代瑜伽密宗珍贵文物，如刻写密典《大佛顶》《大随求》《大摧碎》《佛顶尊胜》《大轮》《心经》《百字》等陀罗尼，以及金刚杵、法轮、灌顶壶等法物，均表明延昌寺（北塔原名）是一座传持辽密和无上瑜伽的密宗寺院。

4.辽圣宗虔诚崇尚密宗

辽圣宗为缅怀崇信佛教的母后萧燕燕，在宜州肇建咸熙寺（即奉国寺，俗称大佛寺），其大殿供奉的七佛既属密宗，又依《华严经》供奉一百二十贤圣，体现了显密结合的特点。

5.东京辽阳风靡禅学

先有临济禅师明顗受朝廷崇信，皇帝于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为其在燕京敕建庆寿寺，后又在东京（辽阳）敕建清安禅寺，度僧五百，大兴禅风。辽阳老城南郊出土的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立《东京胜严寺禅师塔铭》载：胜严寺住持禅师，俗姓高，东京辽阳县渤海人，21岁出家，为胜严寺僧首，法脉为云门宗，卒于金明昌元年，终年“六十有九”。禅师曾在东京黑山道院“住经八年”，晚年在胜严寺度过十五年，“名播辽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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