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千百年来，人们对范仲淹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大人物，比如苏轼、王安石等等，在他面前只能称小弟；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很多，但能像范仲淹这样被后世之人膜拜千年的人，却少之又少。

千百年来，人们对范仲淹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大人物，比如苏轼、王安石等等，在他面前只能称小弟；

朱熹说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黄庭坚说他是“当时文武第一人”；

一向自视清高的方孝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古之圣人”；

就连一代伟人毛主席也说他是文武双全的典范，将其视为榜样。

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被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影响，也为他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感动。

范仲淹就是这么强，若要问为什么，只因为他的才能和品德，都达到了最高标准，“文正”二字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诠释。

范仲淹的家庭还是一个官宦世家，他的先祖范履冰曾担任唐朝宰相，其曾祖、祖父和父亲则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官员。

范仲淹的父亲名叫范墉，宋朝建立后跟随吴越王投降宋朝，当了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

989年，范仲淹出生了，但不幸的是，第二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穷苦无依，于是抱着一岁多的他，改嫁给了长山人朱文翰，他也因此改姓朱，取名为朱说。

朱文瀚虽然是进士出身，但当时只是个小小的平江府推官，俸禄微薄，再加上他自身也有四个未成年的子女，因此日子不太好过。

即便如此，朱文瀚对朱说还是很好的，他教朱说做人做事，鼓励朱说认真读书，朱说受他的影响很大，从小就建立起了良好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为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11年，朱文瀚去世，几个儿子要求分家，为了不让朱说母子分走家产，他们说出了朱说尘封了二十余年的身世，朱说这才恍然大悟，便十分伤感。

不久，朱说就拜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求学，在数年时间里，他把自己扎进书堆，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最终通晓了儒家经典的要义，并确立了“慷慨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

1015年，朱说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虽然只是个九品小官，但至少能养活自己，于是他将母亲谢氏接来一起住。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用的是朱说这个名字而非本名，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感激朱文瀚的养育之恩，他也一直没有忘记朱文瀚对他的教诲。

1017年，朱说因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政绩也十分突出，升迁为集庆军节度推官。

不久，在母亲谢氏的操持下，朱说回了趟老家，在范氏宗族的同意下，他改回本名范仲淹。

范仲淹虽然改回本名，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朱文瀚，后来他当上大官了，还特意请求朝廷追封朱文瀚为太常博士，朱文瀚的一个儿子也被赐予官职。

并且，范仲淹一有机会就会去祭拜朱文瀚，并在自己家里为朱文瀚设置了牌位，定时祭祀，真正做到了孝道无亏。

范仲淹虽然是进士出身，但只是乙科第九十七名，这就限制了他的发展，因为朝廷一般只重用甲科进士，乙科进士顶多就只能当州县的幕僚官。

在集庆军节度推官任上，范仲淹的政绩其实不错，官声也很好，却没有得到升迁，一干就是四年。

1021年，范仲淹被任命为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的运输和销售，这个官职油水很大，但他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捞钱这件事上。

那时候，西溪有一处海堤是唐朝时期修建的，早就年久失修，多处溃决了，每年都要海水倒灌，大量良田被海水淹没，导致百姓生计困难。

范仲淹看到百姓如此贫苦，但他不是地方官，不能管地方政务，这让他十分苦恼。

后来，又发生了一次海水倒灌事件，还淹死了好多人，范仲淹便坐不住了，于是斗胆上书江淮漕运张纶，以海水倒灌影响盐的产量和品质为由，请求重新海堤。

张纶本来可以不管这件事的，但他看范仲淹忧国忧民，是一个好苗子，于是上书朝廷，推荐范仲淹担任兴化县令，得到了宋仁宗的准许。

范仲淹上任之后，便开始积极筹划，准备修建一道百年大堤，一举解决海水倒灌问题，但他的运气很不好，刚修好一段堤坝，就遇到了特大暴雨，导致堤坝被大水冲毁了一段，还将许多百姓卷入海中。

为了不让参与修建堤坝的百姓失望，范仲淹揽下了所有罪责，还劝说大家继续修建堤坝，不久他就被革职，工程则由张纶继续主持。

范仲淹革职后不久，母亲谢氏就去世了，他便回家守孝三年，居住在应天府宁陵县。

范仲淹在应天府居住期间，应天知府晏殊听说他很有才学，于是请他到应天书院讲学。

那时候，范仲淹没有官职，想着自己既然无法施展抱负，就多为国家培养人才吧，于是就到应天书院当了教席。

让范仲淹想不到的是，正是他在应天书院的这段经历，会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北宋发展到宋仁宗的时候，学风其实很很好，进而影响到了官场风气，士大夫阶层开始沉迷个人享乐，大搞权力争斗，而不是为国为民。

范仲淹来到应天书院之后，当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他以身作则，勤勉督学，创导时事政论，纠正不良之风。

在范仲淹的努力下，一股严于律己、追究高尚品德和节操的风气开始由书院走向社会，尤其在士大夫阶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北宋的学风和官场风气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的声誉也越来越高。

1028年，范仲淹以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向宋仁宗上万言书《上执政书》，提出了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的想法。

很快，范仲淹的万言书就引起了轰动，宰相王曾对他极为赞赏，晏殊甚至当面向宋仁宗举荐他。

宋仁宗也很喜欢范仲淹，于是召见了范仲淹，他感到很满意，便任命范仲淹为秘阁校理，负责整理和校勘皇家图书。

别看这个官职很小，却是个京官，有机会见到宋仁宗，而且可以言事。

当然了，京城的政治形势更复杂，危险也更大，如果不懂得明哲保身，搞不好就要遭殃。

很快，范仲淹就遇到了一件事，那时候太后刘娥把持朝政，有一次刘娥过生日，宋仁宗竟然带着百官给刘娥祝寿，这并不符合礼仪。

范仲淹便上书宋仁宗，建议宋仁宗放弃朝拜事宜，宋仁宗没有答应。

后来，刘娥屡屡干涉朝政，范仲淹不能忍，竟然直接上书刘娥，要求刘娥还政给宋仁宗，刘娥也没有答复。

一个小小的秘阁校理，竟然敢妄言国家大事，这可吓坏了晏殊，晏殊便告诫他，说他做事轻率，搞不好自己万劫不复，还会连累举荐他的人，要求他赶紧给刘太后和宋仁宗赔礼道歉。

范仲淹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于是给晏殊回信一封，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尽管如此，范仲淹也意识到自己人微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还不如去地方，为百姓谋求福祉。

于是，范仲淹请求调往地方任职，先后被任命为河中府通判、陈州通判，在地方干了很多实事。

虽然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却不改忧国忧民的本色，他坚持上书议政，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那时候，宋仁宗并无实权，无法决定什么，但他为范仲淹的忠心而感动，于是一直留意范仲淹。

1033年，刘娥去世了，宋仁宗开始亲政，他第一时间将范仲淹召还京城，任命为右司谏，正七品。

别看范仲淹官职小，但他胆子很大，只认理不认人，有一次某地爆发蝗灾，他请求宋仁宗派人去赈灾，宋仁宗不肯，他边说，让你半天不吃饭，你觉得如何？

宋仁宗恍然大悟，于是让范仲淹去救济灾民，还特意向范仲淹道歉。

1033年，郭皇后不小心把宋仁宗打伤了，气得宋仁宗要废后，得到了宰相吕夷简的支持。

范仲淹得知此事，认为郭皇后是无心之举，如果因为这事就废后，实为不妥，便跟几十名台谏官员谋划，准备入宫见宋仁宗，却被吕夷简阻拦。

范仲淹不肯离去，便与众人一起跪在垂拱殿外，请求宋仁宗召见，宋仁宗不想见他们，就让吕夷简出去劝说。

哪知道，范仲淹带头与吕夷简辩论，驳得吕夷简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在百官面前丢了人。

第二天，范仲淹依然打算入宫求见宋仁宗，但宋仁宗铁了心要废后，于是外放他为睦州知州，其他人也都一一被外放到地方。

1034年，范仲淹回到家乡苏州担任知州，因治水有功，被宋仁宗调回京城，担任权知开封府。

其实，宋仁宗外放范仲淹，只是为了废后，等目的达到了，范仲淹的回归，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权知开封府算是大官了，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范仲淹一上任就开始整顿机构，革除弊政，开封府很快就肃然称治，时人都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1036年，范仲淹盯上了宰相吕夷简，他发现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人唯亲，于是对吕夷简火力全开，劝说宋仁宗罢黜吕夷简。

吕夷简也不甘示弱，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请求宋仁宗罢免范仲淹。

范仲淹见吕夷简贼喊捉贼，就感到非常生气，便连上四道奏折批评吕夷简。

宋仁宗宽厚，臣子之间有争论，这本来也没什么，但范仲淹言语太过激烈，结果让吕夷简抓住了把柄。

宋仁宗见范仲淹虽为忠臣，但得罪的人太多，出于保护心理，便将范仲淹外放到饶州担任知州。

当时，许多人同情范仲淹，对吕夷简则很反感，于是上书为范仲淹求情，结果毫无疑问遭到吕夷简的打压，群臣便不敢再为范仲淹说话。

因为这一缘故，范仲淹出京的时候，只有寥寥数人送行，其他人都摄于吕夷简的权势，不敢与范仲淹来往过密。

1037年，吕夷简因事罢相，同情范仲淹的士大夫开始频繁为其叫屈，与支持吕夷简的士大夫进行了激烈辩驳。

因为这件事，范仲淹被卷入党争之中，宋仁宗对党争很反感，便没有将他召回。

当时，梅尧臣鉴于范仲淹多次被贬，于是写了一篇《乌灵赋》送给范仲淹，劝说范仲淹少管闲事，自己过得逍遥快活就行。

范仲淹却不认可，也写了一篇《灵乌赋》送给梅尧臣，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彰显了自己为民请愿的凛然大节。

后世之人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个字十分推崇，认为这才是文人傲骨，远比后世那句“不自由，毋宁死”更早，也更经典。

正当范仲淹处在人生低谷之时，西北的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了，建立了西夏国，并开始出兵攻打宋朝，双方爆发三川口之战，宋军竟然战败。

消息传回京城，满朝文武都很震惊，打不过契丹人也就算了了，怎么连小小的西夏也打不过，太丢人了！

于是，宋仁宗开始考察主持西北军务的人选，这个时候韩琦站了出来，他用身家性命担保，范仲淹是唯一合适的人选。

要知道，此前范仲淹一直都是文官，从未接触过军务，能否胜任，将士们是否服他，都是问题。

况且，范仲淹年过半百，又屡次遭贬，现在还在饶州吃土，他能为朝廷效力吗？

带着这些疑问，宋仁宗把范仲淹召入京城，进行了深入交谈，结果范仲淹态度积极，他便十分高兴，认为范仲淹虽然没有接触过军务，却满脑子都是兵法谋略。

于是，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不久又任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正如毛主席所说，范仲淹不但文能下笔千言，在军事方面，也是个知兵善战之人。

范仲淹抵达前线之后，充分分析了敌我形势，又在征求了种世衡、张亢等人的意见之后，最终提出了“选将练兵、修筑城寨、招抚蕃部”的策略，以防御作为基础，然后过步步蚕食的方法，伺机发起反攻。

这一策略上报到朝廷后，却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因为宋朝急需一场大胜来鼓舞士气，应该主动出击才对，怎么能防御呢？

就连韩琦也不理解范仲淹，于是率军出击，结果在好水川之战葬送了一万多将士。

韩琦的失败在朝堂上引起了深思，许多人回过头细看范仲淹的方略，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转而支持范仲淹。

在得到朝廷的支持后，范仲淹开始着手改革，首先改革军制，加强训练，并利用宋军人数多的特点，采取与西夏轮对轮流作战的策略，这样既能增加将士战斗经验，又能让西夏军疲于应对。

紧接着，范仲淹加大力度修建城寨，在西夏周边构建了坚固的防线，又与羌族各部达成结盟，对西夏进行孤立，并选拔了一大批可用之才，比如狄青、种世衡、郭逵、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人，这些人许多后来都成了当世名将。

在范仲淹的努力下，北宋在西北的防御大大加强，多次击败来袭扰的西夏军，宋军也曾多次主动出击，都取得了胜利，北宋与西夏的攻守态势逐渐发生逆转。

1042年，范仲淹被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至此成为方面大员，由一个文官转变为统帅。

在范仲淹的主持下，李元昊的野心被极大打压，无奈之下只得向北宋称臣，两国进入相对和平的一段时期。

1043年，在搞定西夏之后，范仲淹被调回京城，此时他携功入朝，是当红人物，被宋仁宗任命为枢密副使。

这个时候，宋仁宗的心气也明显高了许多，在解决外患之后，他想要锐意进取，实施改革。

很快，宋仁宗就搭建了一套班子，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与富弼、韩琦一同主政，同时任命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作为辅助。

范仲淹当然是改革派了，但他不是激进派，认为改革需要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

宋仁宗让却告诉范仲淹，你门生故吏众多，又有我给你撑腰，怕什么？你就放心大胆干，出了事我兜着。

于是，范仲淹就不藏着掖着了，一口气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涉及到方方面面，宋仁宗采纳了其中九条，然后下令颁布实施。

我们都知道，改革是很得罪人的，其本质是从富人嘴里抢肉分给穷人，许多人将会丢掉官职，失去特权，损失财富。

新政实施后，果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顽固派便借此机会弹劾范仲淹等人，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竟然制造了朋党论，再次将范仲淹牵扯其中。

原本，宋仁宗顶着压力支持范仲淹，就快顶不住的时候，顽固派又提出朋党论，他虽然很相信范仲淹的为人，但难以保证别人不会攀附范仲淹，于是开始打退堂鼓。

1044年6月，趁着边境战事再起，宋仁宗便让范仲淹出京，担任陕西、河东宣抚使，以暂避顽固派的锋芒。

但是，顽固派不阻止新法是不会罢休的，便对范仲淹等人进行持续攻击，范仲淹深感新法难以继续下去，加之宋仁宗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便认为自己是时候退出了。

不久，范仲淹就提出了辞呈，宋仁宗顺势罢免了他参知政事的职务，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在他的坚持下，他最终到邓州担任知州。

在邓州任职的三年时间里，范仲淹关注民生，大力发展教育，创办了著名的花洲书院，一举改变了邓州的文运。

正是在邓州，范仲淹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他将要离开邓州到别处任职时，百姓竟然集体挽留，他便上书朝廷请求留在邓州，得到了宋仁宗的允许。

1049年，范仲淹到杭州担任知州，他为官数十年，积攒了不少钱财，杭州有个富庶之地，有人建议他广置田产以安享晚年，但被他严词拒绝。

不久，范仲淹就拿出所有财产，成立范氏义庄，并购买了千亩良田，交由专人经营，其经营所得用于范氏族人日常生活，并对婚丧嫁娶进行资助。

赡养宗族，无间亲疏，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咸有瞻给。

不得不说，范仲淹的格局之大，在当时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

此后数年，范仲淹辗转多地任职，最终于1052年在颍州去世，享年64岁。

范氏义庄旧址

宋仁宗得知范仲淹去世，悲伤得流下眼泪，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范仲淹了，于是给范仲淹加兵部尚书衔，赐谥号为“文正”，之后又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这些头衔当中，最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官职，而是“文正”这个谥号，司马光曾说：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文正”是文人道德的极致，宋朝以后，文人梦寐以求得到这个谥号，但这个谥号太高级，所以皇帝一般不轻易给一个人。

纵观中国历史，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少之又少，每一个朝代都不会超过十人。

范仲淹之所以能得到这个顶级谥号，是因为他达到了古人认为的三个三不朽，即立德、立功和立言。

范仲淹一生为官，对自己要求很严，拥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为国为民，清正廉明，是为立德；

范仲淹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戍守边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开了北宋改革的先河，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打响前奏，是为立功；

范仲淹开文章议论之风气，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思想体系，并致力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选拔人才，将自己的思想传播下去，是为立言。

因做到了三不朽，使得范仲淹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楷模，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领袖，他的影响力一直传到现在。

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曾在杨昌济的课中了解到范仲淹，那时候他就对范仲淹钦佩不已，认为其是“传教兼办事”之人，是典型的内圣外王兼备的人，于是对其钦佩不已。

等到年长了，毛主席对范仲淹的认识就更深刻了，于是将其视为榜样，是一生都要学习的楷模。

人人都想做到三不朽，但成功的没几个，范仲淹坚如磐石，从不同流合污，一生持正，无愧于“文正”这个谥号。

来源：围炉煮酒话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