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奇迹”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作用，集中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李捷：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
党建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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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奇迹”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作用，集中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概括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三、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四、大胆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束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五、全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六、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七、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本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在诸多领域创造令世人瞩目的奇迹，根源深植于多个方面，但最为核心的是：成功探索并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一个伟大事业的成就，往往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拟从以下八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展开论述，以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
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准确界定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仅是理论探索的核心议题，也是实践行动的坚实基石，对于引领国家沿着正确道路前行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历史经验深刻表明，我们党曾经历过因错误判断发展阶段而导致的超越阶段实践，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科学把握并妥善解决这一关乎全局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时，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总结，强调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在顺利完成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明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而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改革的步伐稳健而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即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革命直接发展而来的，是“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更高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种论断，曾经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加之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往往容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把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设想得过短、过于简单，进而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屡屡发生超越阶段的急躁冒进错误。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来说，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构想，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做过有益的探索。在吃了“大跃进”超越发展阶段、违背经济规律的亏之后，毛泽东同志痛定思痛，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时候，他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毛泽东同志认为，“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总之，“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尽管后来还发生过超越阶段的错误，但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毕竟是难能可贵。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时，首次正式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科学概念，并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首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开辟了全新的视野和路径。
1987年，在指导、筹备中共十三大工作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继续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同年3月，在中央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邓小平表示赞同这个设想，并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
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报告还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完整地制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四梁八柱中的顶梁柱。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过：“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二、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概括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概括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是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历程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任何一条在现实中行得通的道路，都不是理论上先验设计的结果，更不是实践中盲目摸索的结果，而是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如此。它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展开拓展的向导，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理论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保持正确航向的指南。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标识，也成为新时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主题和最大成果。
理论的深化往往源于实践的成功，而实践要想取得成功又离不开成熟理论的指引。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成就，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上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这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概括提出。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问题上，现实走了一条螺旋式上升的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关键节点前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政策，即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出发，进一步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呢？邓小平是这样思考的：“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重大政策需要进行调整呢？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审慎对待、仔细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当题目出现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总之，分配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上述的论述揭示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繁荣富强的征程中，随着总体小康目标的实现近在咫尺，建设全面小康的历史任务即将提上日程时，邓小平同志深刻意识到，发展战略的侧重点亟需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继续解决过去存续的发展不足问题，更要前瞻性地应对和解决因快速发展而涌现出的新挑战，特别是那些关乎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而真正在这一战略转型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新时期。
三、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改革开放的理论体系，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新与贡献。
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科学论断。他深刻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革新与进步的必由之路，绝非摒弃过往、另辟蹊径，而是坚实地立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之上。改革是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又一次伟大革命，与之前不同，这次革命不是以夺取和执掌全国政权为目的，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长期奋斗，将中国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越性和蓬勃生机。这一过程并非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颠覆性改造，而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其内在机制进行的一次深刻自我革新与优化升级。它不仅仅局限于对经济领域原有框架的小修小补，而是一场触及经济体制核心、引领全方位变革的根本性转型。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最为深远的变化，在于它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挣脱了众多束缚思维的枷锁，同时打破了旧有体制的局限性，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内在动力与创造力。这一过程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更加开放包容，而且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为其持续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基于国情，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选择了先易后难、顺应时势的科学发展路径，指导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切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需要一直做下去。
历史充分证明，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源自中国农民的智慧创举，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可与积极扶持。短短数年间，这一制度如星火燎原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在废除人民公社的同时，我们并未走上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巧妙地构建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体，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热情与创造力。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的又一亮点。它们不仅为农村地区的繁荣与现代化进程铺设了坚实基石，更为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途径。这一系列变革深刻证明了，世间并无永恒不变、包治百病的良方，唯有紧跟时代步伐，勇于创新实践，方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对此，邓小平看得很清楚。1990年3月，他提出了农村需要“两个飞跃”的重要论断：“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邓小平特别强调：“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
当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激活了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铺就了一条通向更广泛领域改革的坚实道路。此时，将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城市，并推动全面改革的深入发展，已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在整个改革进程中，这是充满风险与挑战但又是非走不可的关键一步。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当然小错误、中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如果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成败。我们相信会成功的。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为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的新形势，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决定，深刻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打破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的陈旧观念，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全新的思想指引。随后，中共中央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改革潮流，相继作出了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重大决策，并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要走活改革这盘大棋，需要布好两个局，一是对内改革，也称作“对内搞活”或“对内开放”，二是对外开放。他这样描述说：“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首创之举，便是设立经济特区，这一决策开启了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篇章。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反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效融合国际资源、促进经济腾飞的成功典范。继经济特区之后，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以及环渤海地区等多个重要城市相继被纳入对外开放序列，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特别是海南岛的建省及经济特区的确立，更是将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系列对外开放举措的深入实施，不仅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两亿多人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且通过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程，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破除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的种种束缚，解放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从而全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卓越优势。在不断推进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深刻洞察到科学技术创新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与不可估量的价值，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是这样提出和阐述问题的：“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
在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与坚定支持下，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1984年10月，象征国家科技实力飞跃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正式启动，历经四年不懈努力，于1988年10月成功实现了首次粒子对撞，标志着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性成就。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拉开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1986年10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启动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广为人知的“八六三”计划），旨在集中力量攻克一批世界前沿科技难题，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宏图伟业，难免会遇到些困难波折。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里，全球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风波和挑战，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标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深重的困境与曲折之中。与此同时，国内环境也出现了动荡，政治风波的发生更是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前行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和沉重的压力。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以坚定的毅力，卓越的政治智慧，过人的胆识，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闯过急流险滩，使得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轮得以平稳地驶入经济增长的主航道。
四、大胆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与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而言，1992年，无疑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年初之际，邓小平同志亲临武昌、深圳、珠海及上海等地，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考察，发表了被后世誉为改革开放新里程碑的“南方谈话”。此番谈话，发表于各种唱衰和质疑社会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的重要时间节点上，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前行之路。
“南方谈话”内容极其丰富，堪称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其中一个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带有标志性和历史性的突破，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主张。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以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正是有了这个历史性突破，使得中国的改革超越了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摆脱了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长期束缚，阔步前行。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面临着两重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必然趋势的同时，邓小平同志也敏锐地预见到这一结合可能伴随的风险挑战。这些风险主要出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在经济层面，市场机制的趋利性可能加剧腐败滋生，拉大贫富差距；二是在思想道德层面，同样受趋利性影响，若引导不当，则易导致社会思想混乱，道德水准下滑，为西方的“西化”“分化”势力提供可乘之机。针对这些潜在风险，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成效与方向的重要标尺，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论断之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与否的评判尺度，这不仅是判断改革成效的衡量标准，更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深度揭示。这一标准的提出，从根本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追求、发展动力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性区别。
总的来说，邓小平在倡导社会主义亦可融入市场经济的理念时，不仅勇敢地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命题，还精心构建了一个全面而周密的顶层设计框架，他形象地称之为“配套工程”。这一工程始于对“姓资姓社”困惑的解疑答惑，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破局之钥，逐步展开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科学认知，最终落脚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即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鼓励、带动政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系列逻辑演进，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路径，更是实践探索的生动写照，展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深刻体现了邓小平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境界，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对党高度负责、对国家高度负责、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深远影响，随后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标志性目标，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创举史无前例，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创新，更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勇于理论探索、敢于实践创新、紧跟时代步伐的非凡勇气。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仅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全新启程，为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五、全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在1979年12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地位与不可或缺的作用，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在全体党员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他还明确提出了“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邓小平指出，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警觉到了西方错误思潮渗透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在当时，这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总的来说，在改革和开放继续下去的过程中，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党中央精心构建了一系列“双轨并行”的战略布局，即坚持改革开放与惩治腐败并举，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齐头并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提升。198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会上郑重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引擎，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同时决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确保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以此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繁荣。
六、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三件大事之一。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杰出革命家不懈奋斗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务实的政治智慧，面对现实，勇于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国两制”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在于，允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祖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澳门、台湾则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不仅是邓小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中国内部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存开辟了新路径，更为全球范围内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和地区冲突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1984年2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正式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谈话的重点是解决台湾问题，并推广到香港问题的解决。他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后，邓小平明确对“一国两制”作了严格的界定和阐发。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与香港人士交流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针对一些人的担心，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在这一构想的指导下，我国相继实现了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海峡两岸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香港回归的路程并不平坦。在解决香港顺利平稳回归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两条原则。
第一，对于“港人治港”，他强调“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第二，对于“一国两制”，邓小平明确指出：“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
在推动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业中，邓小平同样秉持着坚定的立场与灵活的策略。他反复强调两句话，第一句是，用“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符合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第二句话是，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
七、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无规矩不成方圆”，邓小平对制度建设高度重视，他多次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给予高度重视。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废除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克服官僚主义等问题的大思路。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错综复杂且敏感的宏大工程，其影响面广，任何细微的变动都可能引发全局的连锁反应，难度不言而喻。邓小平同志本着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巨大的影响力，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设定了明确的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重要的见解与论断。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他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他提出要有三条：一是保持和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充分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尤为注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强调必须同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在深化体制改革与强化制度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第二，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第三，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他指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成熟满怀信心，他在南方谈话中展望未来，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领导。他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改革开放初期，党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继续深入清除极左思潮与帮派体系对党组织内部的侵蚀，以净化党的肌体；另一方面，则需重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并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从重塑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三大路线入手，既强化党的领导地位，又致力于改善领导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他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坚持。他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共产党也难免犯错误，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走自己的路，不犯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
强化与改进党的领导，核心要义之一在于坚定不移地坚持并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性与统一性。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坚持党的领导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他说：“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领导一个庞大的政党、治理一个地广人众的国家、引领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铁一般的纪律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邓小平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有理想、有纪律，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面对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带来的复杂环境，以及各类诱惑与思潮的不断冲击，中国共产党能否在长期执政中坚守初心，有效抵御腐败侵蚀，已成为一项极为紧迫且重大的考验。邓小平同志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深知党的作风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在正式离开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岗位之际，他发出了语重心长的嘱托：“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邓小平同志始终将反腐败视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多次强调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以上，从八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财富，就是以他为主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奋力夺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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