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宋，这墓园里的碑文又要改动了？”1963年春，八宝山公墓管理员老张擦拭着花岗岩台阶，突然瞥见几名戴红袖章的青年提着铁锤走来。带头的青年将手中文件拍在瞿秋白墓前： “中央专案组有令，叛徒不配葬在革命公墓！”
“老宋，这墓园里的碑文又要改动了？”1963年春，八宝山公墓管理员老张擦拭着花岗岩台阶，突然瞥见几名戴红袖章的青年提着铁锤走来。带头的青年将手中文件拍在瞿秋白墓前： “中央专案组有令，叛徒不配葬在革命公墓！”
这座原本刻着 “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汉白玉墓碑，此刻在铁器撞击声中碎成齑粉。谁又能想到，这位曾与陈独秀共同起草《新青年》发刊词、被毛泽东称为 “我们党的才子”的早期领导人，会因一本遗著陷入三十年的沉冤。
1925年上海闸北的油印机昼夜不停作响时，26岁的瞿秋白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裹着旧棉袍伏案疾书的身影，常让送夜宵的工友误以为是个穷教书先生。在《热血日报》创刊号上，他用 “犬耕”笔名写下： “我们不是要改良这个社会，是要完全改造一个社会。”这种近乎天真的革命理想主义，既成就了他，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35年长汀罗汉岭的枪声响起前，瞿秋白在狱中完成的《多余的话》，原本是知识分子对自身局限性的真诚剖析。这本用香烟纸装订的小册子，字里行间浸透着 “书生难成大事”的自嘲，却成为二十年后否定其气节的 “铁证”。有意思的是，当年审讯他的国军将领宋希濂，四十年后反而出具了关键证词： “瞿先生谈《红楼梦》时眼中带光，说'曹雪芹若活到今天，定会加入左联'。”
当1967年 “讨瞿运动”席卷全国时，最荒诞的一幕发生在江苏常州。造反派闯入瞿秋白故居，将藏书阁的三千册典籍付之一炬，却漏过了墙角青砖下埋着的铁盒——里面藏着1927年瞿秋白主持 “八七会议”时使用的怀表，表盖内侧刻着 “向警予同志留念”。这块见证过历史转折的时计，最终在1999年纪念馆落成时重新面世。
瞿秋白遗孀杨之华的遭遇更令人扼腕。这位上海大学最早的女党员，在秦城监狱用发夹在墙壁刻下 “秋白在，当笑我痴”。1973年寒冬，当专案组拿着 “认罪书”逼迫签字时，她突然抓起桌上的钢笔，在材料背面写下《国际歌》法文原版歌词。在场人员后来回忆： “她哼着调子写的，字迹比年轻人还工整。”
转机出现在1978年深秋。邓小平听取瞿独伊陈情后，特意问起杨之华临终情况。得知这位 “杨大姐”至死未获探视，他掐灭烟头说道： “烈士家属住牛棚，这是我们党的耻辱。”据在场秘书回忆，向来冷静的邓公罕见地拍了桌子： “瞿秋白的问题必须解决，不能黑白不分！”
1980年文联座谈会堪称思想解放的缩影。当八旬老报人曹靖华颤巍着背诵《赤都心史》选段时，会场响起了压抑二十年的掌声。有意思的是，负责调查的中纪委干部在福建查档时，偶然发现了1934年瞿秋白给中央苏区制定的扫盲计划原件，其中 “每识五百字奖半斤盐”的务实举措，让调查组年轻干事感慨： “这哪像叛徒的手笔？”
1999年常州青果巷重开瞿氏故居那天，九旬的瞿独伊抚摸父亲铜像低语： “妈妈要是看到这些红领巾，该多高兴。”阳光下，佩戴党徽的讲解员正给中学生讲述《多余的话》中的段落：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有饭吃，我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来源：历史也疯狂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