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季度宏观经济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回升势头，财政政策加力效果明显。但二季度面临关税冲击和财政收入边际下行等多重压力。应以扩大内需，稳定股市和汇市，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敞开谈判大门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受损企业给予必要救济，帮助企业从服务外需转向服务内需

意见领袖 | 张斌

一季度宏观经济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回升势头，财政政策加力效果明显。但二季度面临关税冲击和财政收入边际下行等多重压力。应以扩大内需，稳定股市和汇市，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敞开谈判大门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受损企业给予必要救济，帮助企业从服务外需转向服务内需转型等措施作为对冲之策。

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扩大消费，但政策落地需要分清轻重缓急。扩大消费有三种主要路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调整和提升消费倾向。基于“局部优先、增量先行、政策效力”的原则，短期内，经济增长对消费的影响最为直接且效果最显著，若能通过逆周期政策将名义GDP增长提升到合理水平，消费将随之提升。

中长期则需要多方面改革，提升消费率。短期内可尽快推出阻力较小的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等政策；中长期需要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以提升消费倾向；此外，二次分配领域的一些政策需要伺机而动。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2025年4月21日的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5年一季度）发布会“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与排序”上就报告所做的主题演讲。

2025年4月21日，张斌在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5年一季度）发布会“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与排序”上作主题演讲。

一季度宏观经济表现及二季度展望

1． 一季度宏观经济表现

关于一季度的外部经济环境，如果只看实体部门表现，今年一季度全球制造业PMI较去年四季度有小幅提升，但整个一季度市场对于全球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发生很大变化，主要由于特朗普加征关税、全球股市下挫、美元资产受到一定质疑等，全球悲观情绪上升。

数据来源：WIND，CF40 研究院

国内经济总体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回升势头。2024年9月26号之后，我国逆周期政策不断加码，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各种政策之中，财政政策加力效果明显，例如去年四季度及今年一季度政府增加举债和支出力度。

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财政发债前置达到3.87万亿，比去年同期1.36万亿多了2.51万亿，当然其中有一些是要置换的。此外，整个广义财政支出呈现温和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WIND，CF40 研究院

政府支出力度的增加，直接改善了非政府部门的现金流情况，整个工业企业的收入盈利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处于回升态势。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亮光，特别是一线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变化。

经济正在回升，内需情况相比去年中期有所好转，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摆脱了需求不足的局面，CPI、PPI、GDP平减指数等仍处于偏低位置。

数据来源：WIND

2． 二季度面临的挑战

市场比较担心二季度经济，一方面原因是美国加征关税。关税出台后，资本市场受到很大影响，我国在资本市场上采取了一定应对措施，例如“平准基金”发挥了一些作用，资本市场整体稳定，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真正的考验在于其对企业、就业、实体经济部门的冲击，这些冲击可能会在二季度进一步显现。

根据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估算，考虑到出口下降及其乘数效应，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约为2万亿元，占GDP比重约1.5个百分点。这种冲击在短期内会比测算结果更大，因为长期来看企业会想各种办法绕过这个问题。总的来说，关税冲击是二季度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二个压力在于二季度财政可能会有一些季节性退坡压力，无论是发债方面还是财政支出方面。由于一季度财政举债靠前发力，二季度之后的发债规模及相应支出规模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关税扰动也会对政府收入产生影响。政府收入受到影响，政府支出也会面临新的压力，这样来看二季度的政府发债及支出可能会弱于一季度。当然，上述内容没有考虑进一步的对冲政策，我们也期待新的对冲政策出台。

3． 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内需。关税冲击本质上是需求冲击，因为关税冲击导致外需下降，进而增加总需求压力。由此，我们要加大扩大内需力度，增加国内支出，增加企业盈利，增加居民就业机会，使受到关税冲击影响的企业获得更多腾挪空间，使企业经营以及就业都可以更多向国内市场转化。

特别是对外贸出口受损严重的区域（广东、浙江、福建等省份），应进一步加大扩大内需力度，采取一些在短期内快速见效的措施，如增加公共投资规模，让政府尽快把钱花出去，转化为企业盈利和劳动者收入，这是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的重要手段。

第二，稳定股市和汇市，过滤掉过度的情绪波动。股市方面，最近的“平准基金”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还要再接再厉，因为冲击尚未结束，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仍在持续。

汇率方面，当前环境下最好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基本稳定，避免人民币小幅渐进贬值。小幅渐进贬值的风险在于，其会导致市场形成单边预期，而一旦形成这种单边预期，可能构成新的资本外流压力。

第三，敞开谈判大门。除了要与美国进行谈判外，我们还要让非美国地区看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方面光靠文件可能不够，必须落实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在中国做贸易、搞投资的外资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订单、利润和盈利，例如政府增加一些对外资企业的采购，这种表态非常重要。

第四，对受损企业进行必要救济。关税冲击在短期内影响相对更大，对于一些企业难以为继、就业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救济。

第五，帮助企业转型。如果我们对于当前挑战能够应对得当，抓住机会扩大内需，在国内市场开放方面做进一步的推动工作，就会有更多企业从服务外需转向服务内需，将更多资源用于服务国内市场，这有助于改善民生，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与排序

接下来我们主要花时间讲一下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和排序。现在扩大消费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共识，它不光在短期内对提升经济增长有帮助，拉长时间来看，在中长期对于改善资源配置也是有好处的。

扩大消费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在座的很多媒体朋友可能读过，我认真读了两遍，读完之后的感触一方面很振奋，另外一方面也有些困惑。

振奋在哪？方案的内容非常完善，几乎所有影响消费的因素都覆盖到了，包括消费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因素、消费的供给和需求，涉及到消费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大宗消费更新升级行动、消费品质提升行动、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限制措施清理优化行动等7项行动，和一项配套支持方案，共30条内容，每条内容里面大约有5-6点要求，不同要求加在一起可能有上百条内容。因此可以看到，决策层对消费问题的认识是非常全面的。

困惑在什么地方？困惑在于如此系统全面的一揽子方案很难在短期内全部落地，需要根据当前经济情况，分出轻重缓急，分出优先顺序，才能聚焦工作重点，循序落实方案提出的要求，真正做到扩大消费。

在此背景下，我们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是想搞清楚，在众多可以扩大消费的政策举措中，究竟什么应该靠前发力，什么应该久久为功，分清楚轻重。大家对宏观经济都能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而宏观经济研究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轻重的问题。分清轻重，要求对事物本身有认识，即究竟什么力量在决定消费的变化。

1． 消费背后的驱动力量

消费背后的影响因素太多了。但是再难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细分，都能够慢慢地理出头绪。我们首先要把这些决定消费的力量做出大概的分类，再进一步去看问题。可以看到支撑消费增长的三种力量：

第一，GDP的力量，即经济增长、全社会总收入增长的力量。第二，给定GDP和全社会总收入的情况下，（初次和二次）分配的力量。初次分配如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二次分配即政府出面调节收入分配，例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增加社会保障。第三，给定GDP大盘和分配，给定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家愿意花掉多少钱，这就是消费意愿的力量。从数据上看，这三种力量乘在一起就是消费的增长。

判断哪个力量更重要，必须有事实的验证。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观察到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21世纪以来中国消费增速呈现先增后降态势。2000-2010年间消费增长速度整体攀升，而2010年以后呈持续下降趋势。

第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变化与消费增长速度呈现反向关系。2000-2010年消费增长加速时，消费率却在下降；2010年后消费增长减速，消费率反而持续上升（疫情期间有所扰动，近两年又开始回升）。

第三，中国居民消费率（38%）明显低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52%）。即使考虑统计口径问题，与70年代的日本、德国等西欧国家以及90年代的韩国相比，我国消费率仍然偏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CF40研究院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CF40研究院

数据来源：OECD，CEIC，Japan Cabinet Office，PWT，CF40研究院

如何理解过去20年的消费率变化？学术界对中国消费率（或高储蓄率）问题有大量研究，主要可分为几类：

第一类认为与经济增长相关：Kraay（2000）、Modigliani等认为经济加速增长时，消费率往往下降。因为收入超预期增长，但消费习惯调整滞后，消费有粘性，导致消费率下降。

第二类认为与发展策略相关：Song等（2011）对国有企业更有利的信贷支持、Chang等（2016）对重工业部门的特别支持、张斌等（2016）中国的工业化赶超政策、徐朝阳等（2020）对部分服务业发展的过度政策管制等产业发展特征下，消费率下降。

第三类认为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不确定性相关：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分配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会导致整体消费率降低。甘犁等（2018）收入不平等和低收入家庭更强的流动性约束压低了家庭消费率。金烨等（2011）、Tianshu等（2017）、白重恩等（2021）有类似发现。Marcos等（2013）认为收入不确定性上升带来了消费率下降。

此外还有与社会福利保障和金融体系发育程度相关，和人口和性别相关等观点，因为时间关系不再赘述。

这些研究虽然各自都对中国消费率为什么下降提出了重要解释，但没有研究回答为什么2010年之后中国消费率持续上升，也缺乏对各种因素重要性的排序。

为了进一步分析哪个因素更重要，我们将居民消费率分解为三个部分：居民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初次分配收入之比（二次分配效应）、初次分配收入与GDP之比（初次分配效应）。

通过分解可以看出，消费倾向的变化是过去20年中国消费率一降一升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初次分配收入也非常重要，而二次分配收入对消费率变化的解释力虽然不强，但会影响消费倾向。

结合上述研究，如果只用一个核心线索解释中国消费率的变化，那就是“工业化赶超”。

在工业化高峰期（2000-2010年），GDP增长超预期，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在收入分配上，劳动者收入所占份额是下降的。劳动力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下降对这期间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贡献了约5.4个百分点。同时，超预期的GDP增长和快速工业化会带来收入超预期增长，但消费习惯调整滞后，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约6.5个百分点。此外，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支出未显著增加，国企改革、住房改革、计划生育政策等进一步促使居民增加储蓄。

数据来源：CF40研究院

上述线索也可以用来解释2010年后的消费率回升。因为随着工业化高峰期过去，服务业增长加快，改善了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消费率约2.6个百分点）。收入增长不再超预期，推动消费率上升。同时，政府增加了公共服务和民生支出。

数据来源：CF40研究院

需要说明的是，2000-2010年政府没有额外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背景，是十年超预期的增长，收入和消费都快速增长，经济体感非常好。但2010年之后，政府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力度持续加大。

2020年以来居民消费率的再次下降，主要来自消费倾向下降，这主要与疫情期间线下消费受到限制有关。2023年我国消费率较2022年显著提升1.8个百分点，这个变化也主要来自消费倾向的回升。

2． 中国消费率为何低于其他国家

中国消费率比类似发展阶段经济体低约14个百分点，分解来看：消费倾向低约14.4个百分点。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份额低约8.8个百分点（其中劳动报酬占比低约4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占比也较低）。我国居民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也较低，二次分配力度偏弱。

除产业结构和分配关系外，中国消费率偏低还有几个独特因素。（1）生育率较低：少子化家庭的消费倾向不同。（2）农民工现象：大量农民工群体的消费率较低。（3）住房负担：高房价对消费有挤出效应。（4）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此外，还有统计口径差异。

3． 短期内快速增加消费的政策选择分析

前文讲了扩大消费有三个力量：一是GDP增长的力量，二是分配的力量，包括初次和二次分配，三是消费意愿的力量。在这三种力量之中，如果想在短期内快速增加消费，主要依靠什么？不是改变收入分配，也不是改变消费意愿，而是改变收入本身，这是短期内见效最快的方式。

从统计指标来看，短期内收入的变化率远大于分配结构的变化率和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率，因为分配结构和消费倾向的变化通常是非常缓慢的，而收入变化则可能较大。

从一个简单的情景分析来看：消费的增长速度等于GDP的增长速度加上消费率的增长速度，暂不考虑消费率的变化，只考虑CDP增长对消费的影响。去年我国的GDP平减指数约为-0.7%，假设我们通过充分的逆周期政策，能够将GDP平减指数从-0.7%提升至2%，基于过去经验，其对实际产出的影响系数约为1.7。这意味着，在消费率不变、收入分配不变、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GDP平减指数从-0.7%上升到2%，能带来2.7个百分点的名义GDP增长，带来2个百分点的实际GDP增长，合计带来名义GDP增速上升4.7个百分点。在消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其能带来相应的4.7个百分点的名义消费增长。因此，这是短期内提升消费的最重要途径。

4． 扩大消费的政策如何排序

当然，我们不能只关注短期政策。通过逆周期政策让供求平衡，实现合理的总需求水平，这将对消费有很大提升，但这还不够，中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进行多方面改革，提升消费率，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在讨论改革时，我们不仅要看改革的目标，更要关注改革的约束条件。根据过去的改革经验，我们提出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局部优先原则，涉及改革的部门和政策尽可能少，对体制机制配套要求相对较低。我们的改革应从局部、试点开始做起，因为这样协调成本低，决策难度小。

第二，增量先行原则。通过扩大增量来打开政策空间以后，更便于做存量。

第三，政策效力原则。在政府投入相同资源的情况下，对提高消费倾向或者居民收入占比的效力越强，该政策选项越应成为优先选项。

基于上述原则，我们对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进行了排序：

第一，最优先也最见成效的是逆周期政策，以此提高GDP增速，带动全社会收入和消费在短期内显著增加。降低政策利率和扩大公共投资是逆周期政策的重点内容。

第二，短期内推出阻力较小、应尽快推出的政策，是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符合局部优先、增量优先原则，实施阻力相对较小，且能够显著带动部分群体的消费倾向提高。

第三，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的政策，主要是提高社会福利保障。虽然许多人主张增加社会福利保障，但必须认识到这类支出不可能一次性大幅增加，而应该逐年稳步提升，以确保可持续地发挥政策效力。这类政策不属于短期逆周期调节，而是政府应长期坚持的方向。此类政策还包括提高服务业占比、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等。全球不同国家的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别很大，主要差在股权分红收益。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比较各种扩大消费的力量时，相比劳动者收入分配，我国消费倾向与发达经济体水平差距更大，这意味着提升消费倾向的潜力也更大，有约14个百分点，而消费倾向的提升依赖于二次分配、社会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

第四，需要伺机而动的政策，主要涉及二次分配领域，如房产税、资本利得税等。这类政策不仅调整增量，还改变存量结构，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社会关注度较高，需要审慎推进。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