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城的街上挤满了采购年货的人,烟花摊、糖果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小区门口,几个年轻人骑着大排量摩托,轰鸣声盖过了广场舞的音乐。
那是2019年的冬天,腊月二十七。
县城的街上挤满了采购年货的人,烟花摊、糖果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小区门口,几个年轻人骑着大排量摩托,轰鸣声盖过了广场舞的音乐。
我拎着两斤草鱼和一袋豆腐,慢腾腾地往家走。过年了,城里的鱼比村里贵一倍不止,可我媳妇非说村里的鱼有泥腥味。
“喂,老张!”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回头一看,是我堂叔张德顺,骑着他那辆破旧的电动三轮,三轮后斗里堆满了各种年货,最上面还放着一只叫唤的公鸡。
“叔,这是准备回村过年?”我问。
堂叔的脸上没有过年该有的喜气,眼眶微红,好像刚哭过。他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苦笑了一声。
“我那不争气的儿子,你听说了吧?”
堂叔的儿子张小勇,比我小五岁,村里出了名的聪明。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去县城学修手机,后来自己开了家手机店,生意红火得很。去年还买了辆二手奥迪,开回村里时,全村人都出来看热闹。
“听说他去年在县城贷款开了家新店?”我问。
堂叔的手颤抖了一下,差点没握住电动三轮的把手。
“什么新店?赌博欠下五十万,跑了。”堂叔的声音嘶哑,像砂纸磨过。“前天,三个纹身大汉找到家门口,要钱。”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
“你婶子昨天去签了卖房合同,”堂叔盯着前方,目光空洞,“那是我们的养老房啊,还有十五万的贷款没还清。”
忽然,电动三轮后斗里的公鸡扑腾起来,“喔喔”叫了两声。堂叔像是被惊醒一样,匆忙摁了喇叭。
“去给你妈送点东西,过年了。”他递给我一袋橘子,勉强笑了笑,电动三轮摇摇晃晃地开走了。
那天晚上,媳妇下班回来,念叨着单位里谁又买了新车,哪个领导又发了多少奖金。我心不在焉地应着,想着堂叔那憔悴的样子。
“你听说张小勇的事了吗?”我打断了她。
“哪个张小勇?”
“就是我堂叔家那个,开手机店的。”
“噢,”媳妇切菜的手停了下来,“听说欠了一屁股债,跑路了。你知道他婶子卖房子的事吗?42平方的老房子,才卖了35万,连装修费都没回本。”
窗外,小区里的烟花”砰”地一声炸开。
我想起小时候,张小勇生病发高烧,婶子背着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医院,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出了血,裤子都没换就在医院守了一宿。那时候,堂叔家的泥瓦房漏雨,婶子用一个个脸盆接水,第二天全村人都能看见她晾在院子里的湿被子。
后来小勇长大了,婶子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好不容易盼到他有出息,成了全村第一个在县城买房子的后生,谁知道…
春节假期结束前一天,我跟媳妇回村探亲。天黑前到了堂叔家,本来热热闹闹的院子,现在只有一条老黄狗趴在门口,见了我们也没精神地摇摇尾巴。
堂叔不在家,婶子请我们进屋。桌子上摆着一壶凉茶,电视里放着去年的春晚重播。角落里的那台旧冰箱发出嗡嗡的噪音,上面贴着张小勇小学时获奖的奖状。
“小勇有消息吗?”我问。
婶子摇摇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很快用袖子擦掉了。
“那些人每天都来,说下个月一定要还钱,不然…”她没说下去,看了看墙上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张小勇笑得灿烂。
“房子卖了多少钱?”我媳妇问。
“三十五万,扣掉银行贷款还剩二十万,那帮人说利息已经滚到六十万了。”婶子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讲别人家的事。
她起身去灶台上拿了什么东西,塞到我手里,是一个塑料袋包着的硬物。我打开一看,是一个小金猪,婶子过去戴了二十多年的。
“这个,能卖多少钱?”她问,眼神里带着希望。
我和媳妇对视一眼,都说不出话来。那小金猪最多值个几千块,对那五十万的债务无济于事。
“婶子,你们有什么打算?”我问。
“你叔叔说卖掉村里的老房子,我不同意,”婶子倒了杯茶,手抖得水差点洒出来,“那是祖上留下的,卖了,我们连回去的地方都没有。”
她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铁盒,里面是张小勇从小到大的照片:满月照、幼儿园毕业照、学自行车时摔倒的照片,还有他中学时代的奖状。
“小勇从小就聪明,就是太要强,”婶子轻抚着照片,“看别人有的,他也非要有。”
那天临走时,我偷偷塞给堂叔两千块钱。他推辞不过,只说借用一下,等小勇回来一定还。
“他会回来的,”堂叔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再怎么样,这里是他家啊。”
回县城的路上,媳妇一直在念叨:“这年头,赌博害死人啊!贷款就能消费,超前消费,结果呢?”
我没接话,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不知道张小勇此刻在哪里,是否也能看到同样的风景。
春去秋来,日子过得很快。
堂叔家的事情,渐渐被村里人淡忘了。他们卖了县城的房子,又借了亲戚的钱,总算还清了那些债。堂叔夫妻俩搬回了村里的老房子,堂叔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婶子则在镇上的食品厂包装饼干,每天骑电动车往返四十里地,风雨无阻。
我偶尔会去村里看看他们,每次去,都能发现屋子里少了点什么。先是那台液晶电视不见了,然后是冰箱,再后来连堂叔结婚时买的老红木家具也卖掉了。
屋子越来越空,只有那面贴满张小勇照片的墙,婶子舍不得动。
“你们就当没这个儿子算了,”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说,“人都跑了,还想着他干嘛?”
婶子没说话,只是摇头。堂叔则拿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是一张明信片,邮戳来自广东。
明信片上只有简单几个字:“爸妈,我没事,别担心。”
没有联系方式,没有归期。
就这么过了整整四年。
202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接到堂叔的电话,声音激动得有些发抖:“老张,小勇回来了!”
我开车回村,到堂叔家时,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门口停着一辆陌生的黑色轿车,车牌是粤字头的。
推开门,我看见张小勇跪在堂叔夫妻面前,手捧着一个存折。他变了很多,黑了,瘦了,眼角添了皱纹,鬓角也有了些许白发。
“爸,妈,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六十八万,”他的声音嘶哑,“还有利息。”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秋风吹过院子里枯叶的声音。
婶子伸出手,想摸摸儿子的头,却在半空中僵住了,最后只是轻轻碰了碰他的肩膀,然后噗通一声跪了下来,抱住儿子失声痛哭。
那天晚上,全村人都来看热闹。张小勇从后备箱里搬出大包小包的东西:广东特产、补品、衣服、还有一台崭新的大彩电。
“小勇,你这些年都干啥去了?”村里的老王头问。
张小勇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我去了广东一个小镇,先在工厂打工,后来跟人学了修空调,这几年自己开了个小店。”
“那你怎么一直不回来?”我问。
“我…不敢,”他低下头,“欠下那么多债,让爸妈卖房子,我恨死自己了。”
堂叔在一旁小声说:“债主们后来又上门,说利息越滚越多,你婶子跪下求他们,才答应只要本金五十万,不追究利息。”
“我先打工攒了十万,才敢给家里寄明信片,”张小勇的眼眶红了,“怕他们找来,又不敢留地址。后来开店,一年存一些,终于…”
堂叔拍拍儿子的肩膀:“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婶子忙着张罗晚饭,锅碗瓢盆响成一片,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格外有力。她切菜的动作很快,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滴在案板上。
饭桌上,张小勇说他打算在县城重新开家空调维修店,已经物色好了铺面。
“妈,爸,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住县城吧,”他说,“我在高新区看中了一套房子。”
婶子摇摇头:“我们老了,住不惯县城,就在村里挺好。”
堂叔则说:“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我和你妈不跟你添乱。”
饭后,大家都散了。我借口上厕所,找到了张小勇。
“小勇,实话实说,这些年到底…”
他苦笑了一下,拉起左手的袖子,我看到他的小臂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刚跑路那阵子,走投无路,差点…幸好被人救了,”他的声音很低,“后来在工厂里认识了个老师傅,他收我做徒弟,教我修空调。”
“你那存折,真有六十八万?”我有些怀疑。
张小勇从口袋里掏出存折,翻开给我看。上面的数字很清晰:680,245.78元。
“这四年,我基本没怎么花钱,”他说,“租了个小单间,十平米不到,一个月五百块。除了吃饭,其他钱全存起来了。”
我翻看着存折上密密麻麻的存款记录,大多是几百、几千的小额存款,几乎每个月都有。
“你知道吗,我妈为了还债,膝盖的老寒腿犯了也不敢去医院,”我说,“你爸的牙掉了两颗,也没钱镶。”
张小勇低着头,肩膀抽动着。
我拍了拍他的肩:“不管怎么说,你能回来就好。”
夜深了,我准备回县城。临走时,看见张小勇和堂叔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抽烟。月光下,堂叔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而张小勇的背影,与年轻时的堂叔竟有几分相似。
婶子送我到门口,塞给我一袋刚炒好的花生米。
“老张,谢谢你这些年照顾我们,”她说,眼里有泪光,但嘴角是上扬的,“小勇变懂事了,我这心里,踏实了。”
我点点头,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想起多年前她背着高烧的小勇奔向医院的背影。
开车回县城的路上,我想起那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人这一生,谁没有犯过错?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勇气面对,有没有决心去弥补。
如今的张小勇,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贪图享乐、铤而走险的毛头小子了。他用五年的时间,偿还了一份沉重的债务,也偿还了对父母的亏欠。
那个存折,不仅仅是钱,更是一份迟来的责任和忏悔。
回到家,媳妇问我村里什么情况。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现在的年轻人啊,”她感叹道,“就是太急功近利,想不劳而获。”
我没接话,走到阳台上点了根烟。夜空中,一轮明月高悬。我想,在这个月亮下,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像张小勇这样的年轻人,正在为自己的过错买单,又有多少像堂叔婶子这样的父母,正在替子女承担代价。
人间悲欢离合,本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连接而成。每个故事背后,都有值得被看见的坚韧、宽容与爱。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堂叔发来的照片:张小勇正蹲在地上,修理那台多年没人用的旧电视机;婶子站在一旁,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嘴角噙着笑。
照片的背景是那面贴满照片的墙,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上面,照亮了过去,也照亮了未来。
院子里,那只老黄狗摇着尾巴,像是迎接一个久违的故人归来。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