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96万亿美元，连续七年排名全球前三。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当下，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走出去”模式已显露疲态，而如何真正实现“融进去”

//“BYD EXPLORER NO.1”（比亚迪“开拓者1号”）滚装船抵达深圳港小漠国际物流港。新华社发

文｜赵圣慧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虹羽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96万亿美元，连续七年排名全球前三。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当下，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走出去”模式已显露疲态，而如何真正实现“融进去”、在异国土壤中扎根生长成为破局关键。

当前中国企业正站在出海3.0时代的门槛上，唯有通过战略升维，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开辟新局。

21世纪初，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制造业集聚效应，开启了以商品出口为核心的出海1.0时代。义乌的小商品、温州的打火机、珠三角的家电，通过集装箱货轮涌入全球市场。这一时期，企业追求的是“薄利多销”的生存逻辑，中国通过规模效应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该模式的系统性风险。当国际市场需求骤降，过度依赖价格竞争的企业既缺乏品牌溢价，又难以抵御贸易壁垒的冲击。

2010年代，我国企业出海进入了2.0时代，国内产能过剩压力驱动资本出海浪潮。吉利并购沃尔沃、海尔整合GE家电等案例背后，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跃居全球第二，跨国并购交易额突破千亿美元。但案例研究显示，某家电巨头因文化冲突引发管理层震荡，某矿业企业陷入跨国环保诉讼泥潭，印证了哈佛商学院论断：“资本预算可以量化矿藏储量，但永远测算不清文化摩擦系数。”

3.0时代则始于2020年，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变局倒逼中国企业重构全球化路径。新一代出海者不再满足于商品出口或资产并购，而是致力于构建共生共荣的本地生态。SHEIN通过在美国市场打造的“柔性供应链+本土设计师”模式将产品迭代周期压缩至7天，宁德时代在德国建立联合实验室攻克固态电池技术，传音手机为非洲市场定制深肤色影像算法。这些实践标志着中国企业开始从参与者向共建者转变。

//2024年12月3日在德国杜伊斯堡市DIT场站拍摄的第10万列中欧班列。新华社记者 杜哲宇 摄

在出海3.0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已从早期的“水土不服”升级为更深层的“制度摩擦”。

一是地缘政治方面，TikTok在美业务剥离、华为5G遭欧洲多国禁用，表面是技术安全之争，实则是数字主权的博弈。2023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7%，而欧盟外资审案数量在过去五年增长了3倍。这种非市场化的压力考验着中国企业的战略韧性。

二是新兴市场方面，印尼某中资工厂因未遵守当地宗教节日休假规定引发大规模罢工事件凸显文化融合的隐性壁垒。对我国企业而言，法律合规仅是底线要求，文化价值观共振才是深度融入的关键。

三是供应链方面，美欧推动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政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汽车、半导体、医药等关键行业被要求回归本土或盟友圈，这对习惯了长供应链模式的中国企业构成严峻挑战。比亚迪在泰国建立电动车全产业链基地的选择，既规避了东盟国家的关税壁垒，又通过本地化生产融入区域供应链网络，为应对“短链化”趋势提供了启示。

面对3.0时代的挑战，中国企业需要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在四个维度实现战略跃迁。

一是本地化层面，需构建利益共享的生态系统。比如，联想集团组建40%外籍高管团队实现决策全球化、大疆创新在墨西哥设立联合研发中心，证明深度本地化需构建利益共享生态。

二是合规层面，需建立“法律-ESG-地缘政治”三层防线。比如，运用欧盟CBAM碳关税实时测算等AI工具实时监测政策变动，将合规管理从成本中心转化为竞争优势。

三是技术层面，需争取技术话语权。当中国光伏企业主导制定国际绿色电力认证标准、华为的5G专利成为行业技术路标，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正从技术跟随者升级为规则制定者。未来，企业应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平台争取技术话语权。

四是品牌层面，需推动品牌价值共创。传音手机在非洲赞助青少年编程大赛、培养出首批本土移动应用开发者的实践证明，当品牌叙事从“产品输出”转向“价值共创”，才能真正突破文化信任壁垒。

企业的战略升维离不开系统性支持，政府和社会力量需在三个层面构建护航机制。

首先，搭建“一带一路”合规数据库，整合东道国法律、文化、税务数据，为企业提供精准导航。数据库建设可引入AI动态监测系统，实时抓取东道国的政策变动，结合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可追溯验证，为企业提供“法律合规+文化适配”双轨导航。

其次，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联合出海”，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组团投资，降低单个企业的风险敞口。这种生态化出海不仅降低个体企业的试错成本，更能形成技术标准、数据接口、服务规范的统一输出，增强中国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

最后，加强国际标准对接，支持企业参与全球技术规则制定，将“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标准，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作战”。

中国企业出海正在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产业链整体布局，从抢占市场份额升级为与当地共同发展。这种转型无法快速达成，企业必须放眼长期的“垦荒耕作”。当前国际竞争中，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企业逐渐失去优势，只有深度融入当地经济生态、实现多方共赢的企业才能持续发展。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樊纲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企业出海不仅是短期市场拓展行为，更需注重长期视角下的技术标准输出与治理能力培育，将中国企业的工程能力转化为全球产业链治理能力。在许多中国企业已经成功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的如今，企业出海的重中之重是从技术、制度和文化方面全方位融入本地。我们用了二十年学会“走出去”，现在要用未来二十年学会“留下来”。

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