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看过《红灯记》发问:这个鸠山怎么演成这样?和谁学的?

360影视 动漫周边 2025-04-22 12:48 2

摘要:从古至今,戏曲一直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文化娱乐活动。在众多的戏曲种类中,京剧无疑是中国富有独创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戏曲瑰宝。上世纪七十年代,京剧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代京剧。

从古至今,戏曲一直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文化娱乐活动。在众多的戏曲种类中,京剧无疑是中国富有独创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戏曲瑰宝。上世纪七十年代,京剧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代京剧。

现代京剧是在对传统京剧唱腔、表现手法以及传统乐器等艺术手法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艺术的表现手法,开了戏曲表现程式改革的先河。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改革的最高成就,更是戏曲现代化的里程碑。而在这最高成就中,现代京剧《红灯记》则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一直屹立在现代京剧的殿堂之中。

1963年3月,林默涵将中国京剧院导演阿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交给阿甲一叠稿子,以征询意见的口气说:“领导建议改编成京剧,你看怎么样?”阿甲接过稿子翻了翻,原来是上海爱华沪剧团根据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剧本《红灯记》。阿甲认真看了看,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本子,有改编的潜力。

林默涵在听取了阿甲的意见后,又找来几位专家一起研究。大家也都赞同将这个本子改编成京剧。于是,阿甲便承担起了这项重任。他深知,改编一部现代戏并非易事,既要保留原剧的精髓,又要融入京剧的元素,使其成为一部真正的京剧作品。

在动笔之前,阿甲还特意召开了讨论会,邀请诸多名家对该剧的一些情况进行介绍。特别是剧作家陶君起,他详细介绍了哈尔滨京剧团在东北演出的热烈反响。这让阿甲更加坚定了改编《红灯记》的决心。

阿甲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艺术功底,立刻找到了《红灯记》所要表达的主题:这是李玉和一家三代之间表现出的不一般的骨肉之情,这不仅是一家人的情义,更是革命的、阶级的情义。找到重点的阿甲文思泉涌,他挥毫泼墨,写出了“提篮小卖”、“听奶奶,讲革命”、“狱警传,似狼嚎”这样的经典名段。这些名段不仅旋律优美、唱腔独特,而且深情地表达了剧中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班子成立后,林默涵和阿甲带着剧组一班人前往上海,观摩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大家一连看了两遍,剧中那一个个生动的人物造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饰演李铁梅的韩玉敏,她把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朴实、纯真的天性演得活灵活现,这给即将饰演同一角色的刘长瑜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林默涵看了后也深有感触,他对刘长瑜说:“你看到了吗?李铁梅听奶奶说家史后边唱边拧亮油灯这个动作设计得非常好。它使舞台由微暗逐渐变亮,很好地象征了这个革命后来人提高革命觉悟后的心境变化。你不妨把它用到你的角色中去。”林默涵的这番话,无疑为刘长瑜的表演提供了宝贵的灵感。

阿甲和翁偶虹又在新的层面上对剧本进行了多次修改,使其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在编导过程中,为了充分体现《红灯记》的壮美,阿甲并没有选择以起伏跌宕的情节来吸引观众,而是将焦点集中在揭示人物精神品质上。他据此对剧本场次和情节作了适当调整,对一些次要情节,交待即过,使整部戏更加紧凑有力。

比如第七场戏里,原本集中了磨刀人接头、敌寇搜索、邻居掩护、鸠山登门造访、李奶奶与小铁梅被捕等多个情节。在阿甲的编导下,这些情节被演得比较简略,但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情境。阿甲通过巧妙的舞台调度和演员的精湛表演,让观众在有限的时间里感受到了剧情的紧张和人物的命运。

在另一场关于李玉和与母亲道别的戏中,剧本原来只是简单地写道:“玉和睁眼看看母亲,再用全身的劲紧握酒碗,把肩膀动了一下,一饮而尽。”而阿甲在编导时则采用了夸张手法,大大丰富了人物的内涵。

舞台上,李玉和站在中心,庄重地从母亲手中接过酒来。他对母亲深情地看了一眼,随后把脸转向观众,两膀平抬,捧着酒碗,在胸前转着晃动了一下。这一动作,既表现了李玉和对母亲的敬重和感激,也展现了他作为革命英雄的坚定和豪迈。猛地端起酒碗,仰脖一饮而尽,李玉和这一系列带有夸张性的动作,将革命英雄人物睥睨一切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痛说革命家史”的场次中,借助李奶奶与铁梅的对话,剧本还原了李玉和一家人的真实身份。原来,他们三人本不是一家,因为战争的激烈与残酷而被迫组成了一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求得生存,许多互不相识的人会聚在一起居住生活。李玉和和李奶奶对李铁梅的照顾与关爱,正是革命战争年代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铁梅在李玉和和李奶奶的教导下,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分子。她不仅继承了家族的革命遗志,还在柏山游击队的帮助下,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迎来了和平与自由。在李玉和被捕入狱后,李奶奶与铁梅在狱中将悲痛化为力量,勇敢面对死亡。她们的坚贞不屈和革命精神,成为了激励后人不断前行的力量。

在京剧《红灯记》中,饰演鸠山的袁世海,起初对自己所演的这个反派角色心里有些顾虑。他深知,演反角,心中“闹鬼”,演日本鬼子、军阀,万一演不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毕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角色形象对于观众来说,有着特殊的情感触动和现实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从艺术追求的角度统一了认识。艺术,就是要敢于挑战,敢于突破,敢于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袁世海接下了这个重任,但他心里明白,要演好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日本侵略者形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当时环境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日本人物的原型,这让袁世海心里很是着急。

为了找到这个“日本人”,袁世海翻了很多文学作品,希望从里面找到灵感。他像是一个侦探,在文字的海洋中搜寻着线索。终于,在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中,他发现了鸠山的踪迹——侵华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这个发现让袁世海兴奋不已,他仿佛找到了一把打开角色之门的钥匙。

袁世海结合剧本对土肥原的特点进行了认真研究。他仔细揣摩土肥原的言行举止、性格特点,甚至是他的眼神和微笑中隐藏的阴险毒辣。同时,他还借鉴了话剧表演艺术,将话剧中的真实感和细腻感融入到京剧表演中。经过无数次的排练和琢磨,袁世海终于以出色的演技把鸠山的阴险毒辣刻画得淋漓尽致。

当《红灯记》在全国人大小礼堂再次演出时,毛主席观看了这场戏。戏演完后,毛主席走上台与大家亲切握手。当和袁世海握手时,毛主席故意开玩笑:“这个鸠山怎么演成这样?跟谁学的?”袁世海急忙答道:“一个是导演的教导,一个是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面有日本人土肥原……”毛主席听后笑了,他对袁世海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戏中的一个小细节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红灯记》与《沙家浜》是“样板戏”中最能体现军民团结、一致对外的杰出剧目。这两部戏曲都是直接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剧目。在《红灯记》中,李玉和这个工人阶级的代表被理想化,他的言行举止无不表现着“文革”时期人们对理想化人格的追求与崇拜。然而,在他身上也体现着现实的一面,那就是坚决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的精神。

从鸠山设宴款待李玉和开始,直到李玉和与母亲二人被敌人杀害,这期间,李玉和与敌人的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鸠山见李玉和宁死不肯交出密电码,便前往李玉和家中令李奶奶与铁梅二人劝说李玉和招降。但结果并没有像鸠山所想那样顺利,气急败坏的鸠山便对李玉和一家人痛下杀手,体现出侵略者残暴与野蛮的一面。面对死亡,李玉和一家用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的坚持予以还击,民族精神的彰显在此处上升到高潮。

《红灯记》不仅促进了当时新事物的产生和新文化的发展,也是一次对传统艺术的革新。它的唱词唱腔极富艺术感染力,保存和再现了民间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红灯记》的发展其实就是中国浩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全程化记录。

历史地位

《红灯记》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文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离不开众多艺术家的辛勤付出和心血凝聚。这出戏,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结合,被广大观众和专家们一致誉为现代京剧的杰作。林默涵曾高度评价道:“《红灯记》充分证明,旧时代产生的传统京剧,经过创新性的革新,完全可以演好现代生活,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

的确如此,《红灯记》原是电影剧本,后来又被改编成话剧及其他多种戏曲形式。然而,比较起来,京剧的演出非但不逊于电影和其他剧种,其艺术感染力反而被观众公认为是最强烈的。一些研究《红灯记》的专家也纷纷表示:“样板戏导演艺术在灵活运用京剧传统形式表现现代生活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当属《红灯记》。”

那么,《红灯记》为何能够如此经久不衰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真心欣赏和喜爱。无论是剧中的人物形象,还是故事情节,都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弦。其次,《红灯记》对中国后来的京剧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它不仅改进了舞台真实布景,引入了西方乐器演奏,更新了传统京剧一成不变的格局,还通过引进西方乐器来刻画和生动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艺术上的创新,不仅让观众耳目一新,也普及了人们对西方音乐的知识。

《红灯记》作为现代京剧的开创之作,无疑为中国现代京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奠定了中国现代京剧的基本形式和套路,为后来的京剧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在《红灯记》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现代京剧作品涌现出来,它们不仅继承了传统京剧的精髓,还融入了现代元素和西方音乐,使得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来源:多元视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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