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3年，上海的青年艺术剧院里，一场别开生面的话剧正在上演，它便是《杜鹃山》。这部话剧如同一股清新的山风，吹拂着观众的心田。剧中，一支由队长乌豆率领的湘赣边界农民武装，在贺湘的带领下，历经艰险，最终打败了反动武装，踏上了奔赴井冈山的革命征途。这不仅仅是一个关
1963年，上海的青年艺术剧院里，一场别开生面的话剧正在上演，它便是《杜鹃山》。这部话剧如同一股清新的山风，吹拂着观众的心田。剧中，一支由队长乌豆率领的湘赣边界农民武装，在贺湘的带领下，历经艰险，最终打败了反动武装，踏上了奔赴井冈山的革命征途。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战斗与胜利的故事，更是一曲关于信仰与勇气的赞歌。
那时候，京剧正经历着一场现代化改革的浪潮，一位领导在上海偶然观看了《杜鹃山》话剧，立刻被其深邃的主题和生动的情节所吸引。她敏锐地察觉到，这出戏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将《杜鹃山》改编成京剧，让这一革命故事以更加传统而广泛的艺术形式呈现给全国观众。
1964年，全国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一场京剧艺术的盛宴。《杜鹃山》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自然备受瞩目。有趣的是，这次观摩会上，竟然有两台《杜鹃山》同台竞技，一台是北京京剧团的版本，另一台则是宁夏京剧团的版本。两台戏各有千秋，北京团名流荟萃，星光熠熠；宁夏团则角色整齐，配合默契。
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尤为引人注目。剧中的乌豆由杨派传人李鸣盛饰演，他身高体壮，气宇轩昂，仿佛就是乌豆本人从历史中走来。李鸣盛在老生的唱腔中巧妙地糅进了花脸和红生的唱法，创造出一种粗犷而生动的表演风格，将乌豆这一草莽英雄的豪放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就连京剧大师裘盛戎也对他赞不绝口：“鸣盛把老生和花脸的特点融合得太好了，他演的乌豆比我好得多！”而贺湘一角则由李丽芳饰演，她的表演同样精彩纷呈，与李鸣盛相得益彰。
后来于会泳接手了对《杜鹃山》的全面改造工作。他立即组织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对剧情、唱腔、武打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这场改革可谓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剧组人员没日没夜地排练，常常为了一段唱腔练到后半夜，中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其中，杨春霞的付出尤为令人动容。她身高1.68米，原本就不算胖，但在一年的排练中，她的体重竟然瘦到了只有93斤，比刚来时整整瘦了8斤！她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但眼神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有一次，周恩来陪外宾看完《杜鹃山》后，与剧组人员合影时，关切地对站在他身旁的杨春霞说：“你怎么这么瘦？排演任务紧，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啊！我们的“柯湘”可不能倒下
”杨春霞心中一阵温暖，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停下，因为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对观众最真挚的奉献。
当时杨春霞面临着三大难题，这三大难题就像是三座大山，压在她的心头。第一座大山是普通话不标准。京剧讲究的是字正腔圆，而杨春霞的普通话带着些地方口音，这在京剧表演中可是大忌。第二座大山是形象距离远。杨春霞长相端庄秀丽，是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演员，演白娘子这样的角色自然是游刃有余，但要出演文武双全的共产党员柯湘，就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排演之初，她每每念到“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时，别人听了都忍不住想笑，觉得这与她的形象实在是不太相符。第三座大山是柯湘的戏份过重。繁重的念白，成套的唱段，还有像武生一样的舞蹈和开打，这对于任何一位演员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第一幕《长夜待晓》是全剧之首，分暗转前后的两个大段落。暗转前，“山深崖险，夜色深重”的布景，象征着大革命失败后斗争的险恶环境；“犬吠、枪声、人声”以及毒蛇胆鸣枪追捕的戏剧动作，透露出白色恐怖的浓重氛围。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雷刚攀藤越涧冲出敌人包围，又形象地显示了革命人民英勇不屈、顽强反抗的战斗精神。
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都压抑不住的。如果说暗转前是用“素描”手法勾勒了一九二八年春广大农村阶级斗争的总轮廓，那么暗转之后，剧本则采用了细致的“工笔”手法，深刻揭示了农民武装斗争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个重大的问题，从而预告了党代表柯湘出场的必然性。
如果说第一场戏是对柯湘形象和“党找雷刚”的线索采取间接描写的方法，那么第二场戏则进入了直接的描写。柯湘赴州场斗顽敌是“党找雷刚”的具体发展，而雷刚动法场抢柯湘则是“雷刚找党”的继续。《春催杜鹏》这场戏把柯湘“抢”出来的设计别开生面，但在艺术处理上确实难度很大。
剧本巧妙地突破了这一难题，把柯湘从被推、被“抢”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转为主动。以柯湘怒斥反动派、宣传革命真理为主，雷刚动法场袭击毒蛇胆为辅，构成了一幅柯湘戴铁镣踏平惊涛骇浪、揭谎言驱迷雾、播撒革命火种、向旧世界主动进攻的战斗画面。
这一精巧的布局，不仅把柯湘忠于党、忠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典型性格突现出来，而且使之与具有这种性格的典型环境统一起来。柯湘的形象高大挺拔，光彩夺目，她就像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在革命的风暴中猎猎作响。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让观众为之振奋，为之喝彩。
与同时期的现代京剧相比，《杜鹃山》在戏剧冲突的塑造方面，真的是可圈可点，让人拍案叫绝。这部剧强化了矛盾冲突，使得剧情如同过山车一般，曲折离奇，扣人心弦。就拿第五场《中流砥柱》来说吧，雷刚下山后的一场戏，那简直是矛盾冲突的集中爆发，波澜壮阔，令人目不暇接。
戏一开始，温其久就以救应为名，鼓动大家冒险行动，那言辞激烈，仿佛不立即行动就要错失良机。这可让温其久不甘心，他接着又用“骨肉之情”来煽动战士们下山，企图用亲情来动摇大家的决心。但柯湘岂是那么容易被动摇的？她再次拦住了大家，坚定了战士们的革命信念。
然而，温其久并不死心，他利用杜小山救奶奶的急切心情，推波助澜，使得杜小山拔出匕首，冲上隘口，战士们也随之涌动，形势一度十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柯湘又站了出来，她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劝止了小山的盲动行为，稳定了军心。这可让温其久气急败坏，他狗急跳墙，将矛头直指柯湘，恶意挑拨她与群众的关系。但柯湘岂是等闲之辈？她严厉驳斥了温其久的歪理邪说，使得他无言以对。
这四个矛盾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像是大海中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将柯湘推向了层层浪头的顶端。而柯湘呢？她就像是一座中流砥柱，屹立不倒，将其中流砥柱的作用渲染到了极致。她的智慧、勇气、坚定和果敢，都让人肃然起敬。
随着温其久的挑动，雷刚风是风、火是火地怒冲冲走出厢房。昨日舍死救下的党代表，今日突然变成了路人。他不理柯湘的招呼，针对性非常明显地宣称：“谁要把俘虏、商人给我放走，他就是雷刚的冤家对头！”那气势，仿佛要跟人拼命一样。但是，剧本没有回避矛盾，反倒迎锋而上，通过雇工田大江事件作引爆的火线，把冲突更激化起来。
一个坚持要打，一个夺下扁担。雷刚暴跳如雷，发出“你这个共产党是真还是假”的质问，那气势逼人，仿佛要将柯湘吞没。然而，柯湘却镇定自若，她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使得雷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场《情深似海》的戏，不仅是描写柯湘对雷刚改造的重点戏，更是突现柯湘坚持正确路线、帮助雷刚克服缺点继续革命的政治作用的生动写照。
雷刚的前进衬托出柯湘的高大，这正是恰如其分的“水涨船高”的烘托。柯湘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雷刚前进的道路；而雷刚的成长和进步，又进一步印证了柯湘的正确领导和无私奉献。他们两个人物相互映衬、相互推动，共同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赞歌。
《杜鹃山》这部诞生于后期的现代京剧，不仅在剧情上扣人心弦，而且在语言方面也独树一帜，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剧中运用了大量简炼的韵白，这些诗词化的韵白琅琅上口，让人回味无穷。
比如柯湘的那段“风里来，雨里走，经年劳累何所有？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这几句话，简短而有力，生动地描绘了柯湘这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坚韧不拔和无私奉献。还有那句“甘洒一腔血，唤起千万人”，更是慷慨激昂，充满了革命豪情，让人听后热血沸腾。
雷刚的语言也同样富有诗意。他的“豪门不入地狱，穷户难进天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旧社会的阶级矛盾，表达了穷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不公的抗争。而当他说“弟兄们急需你行船掌舵”、“战友们盼你归望眼欲穿”时，那种对战友的深情厚谊和对领导的期盼之情，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杜妈妈的语言则充满了乡土气息和民间智慧。她的“砍不尽的南山竹，烧不死的芭蕉根”，这句话用生动的比喻，表达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革命的力量是无穷的。而“青藤靠着山崖长，羊群走路看头羊”，则形象地说明了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前进的道理。
这些诗一样的韵白，不仅大大增强了该剧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韵律的美感，而且也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杜鹃山》还将口语的提炼和古典的借鉴有机地结合起来，熔铸成一种新颖的舞台语言，令人耳目一新。
比如那句“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蝼蛄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就是从江西谚语“蚂蚁上高天将雨”和古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翻新而来。这句话既有民间歌谣的刚健清新，又颇具古典诗词的凝炼精警，意新辞美，文学性高；铿锵和谐，音乐性强，让人听后难以忘怀。
在风云变幻、浊浪排空的危急关头，剧本安排了柯湘的核心唱段。她“望长空，想五井”，想起了有毛委员指航程，因而力量倍增，从容镇定，壮志凌云。这一段唱词，不仅展示了柯湘牢记党的指示、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党性原则，而且凸显了她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崇高精神境界。
正是在强敌压境、内奸滋事、军心浮动的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柯湘依靠群众、依靠党，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当机立断，大胆决定了“调虎离山”的计策，亲自带人跨天险入虎穴营救亲人。这一行动计划不仅体现了她的智勇双全，更显示了她力挽狂澜的伟大气魄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卓越才干。
对于革命样板戏电影的创作来说，戏曲电影创作者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复杂的课题：如何找到戏曲美学与电影美学两者的共融点来更好地进行艺术表达？197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人员把《杜鹃山》搬上了银幕，从舞台到银幕，他们进行了艰苦的再创作。
在时代的禁锢中，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导演谢铁骊等电影工作者对《杜鹃山》的电影化探索首先体现在电影镜头的运用上。他们根据唱段内容，把演员的表演和镜头的运动巧妙结合起来，使戏曲和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相得益彰。
镜头下的柯湘，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革命者的坚定和豪情；而雷刚的粗犷和豪放，也在镜头的捕捉下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不仅展现了戏曲美学的动作性和审美性，还把唱词所提供的意境通过镜头充分展示出来，既还原了舞台，又高于舞台。
虽然样板戏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政治内容，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艺术价值。那些经典的唱段、生动的形象、深刻的主题，都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如今再看样板戏，我们仍然会被那些经典的唱段所打动，被那些革命者的英勇事迹所激励。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