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又是一年春来早，柳絮儿满天飘，暖风轻扬桃花红了，榆钱儿窜上了梢”——这是1995年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歌曲《小桃红》中的几句唱词，以传神的细节描绘和朗朗上口的清新曲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早春画卷。

作者：吴可谓（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副主席）

“又是一年春来早，柳絮儿满天飘，暖风轻扬桃花红了，榆钱儿窜上了梢”——这是1995年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歌曲《小桃红》中的几句唱词，以传神的细节描绘和朗朗上口的清新曲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早春画卷。

从古至今，以“春”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在音乐领域中一直备受文人骚客和音乐家青睐，无论是古人把酒吟唱的诗词歌赋，还是今人娓娓道来的时代歌曲，诸多优秀的“春之声”都在以不同的艺术角度，畅想着这一充满希望季节的多彩魅力。

丰子恺据李叔同的《春游》所作的画作。资料图片

1.诗词歌赋间的春日怀想

历史上，吟咏春天的歌曲究竟如何演唱，已不可确知，但是可以从流传至今的“歌词”——部分诗词中，体会它们的韵味。“以春喻时、托物寄情”的创作传统，早在春秋时期诞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便已有所体现，尽管这些“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的质朴语句在旋律上是何种形态今天已无从考证，但其字里行间，也足以传达先民对大自然的审美体验。

《诗经》中的“春”并非对节气的简单直白描述，而是以草、木、虫、鸟等物种为核心，构建起丰富的艺术象征体系，如“卉木”“仓庚”“玄鸟”“雎鸠”等意象符号。《诗经》还通过大量叠字修辞（“萋萋”“喈喈”“夭夭”等），将自然事物转化为赞颂对象，凸显出“天人同构”的诗歌内涵。这些咏春作品把个体生命体验融入节令习俗中的春游场景，如《郑风・溱洧》对游春狂欢的生动描绘，形成“感于物而动于心”的诗歌抒情范式，“春”在诗中作为自然时序，投射出人类对生命的礼赞。《诗经》将春耕、采桑等农事活动作为季节刻度，编织进四时轮转的时空叙事框架，成为“诗教”伦理传统的早期萌芽。

《诗经》中的“春日情结”为后世诗词中的“春景书写”奠定了坚实基础，无论是乐府的“离愁春歌”（如《子夜四时歌》里的“春鸟意多哀”）、唐诗的“清新春色”，还是宋词的“婉约春意”、元曲的“和煦春风”（如《天净沙·春》里的“春山暖日和风”），抑或是昆曲的“缠绵春梦”（如《牡丹亭》“游园惊梦”一折）、京剧的“梨花春雨”（如《梨花颂》里的“梨花开春带雨”）等，据此都有迹可循。这些与“吟唱”有直接关联的诗词曲，常以更富想象力的修辞，展现“春”作为自然景色与人生感悟之间的镜像关系，抒怀角度丰富多元。

李叔同发表于1931年的《春游》，是我国现见最早的一部多声部合唱曲。资料图片

有人直抒胸臆盛赞春天。杜牧《江南春》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以绚烂色彩与辽阔视野勾勒江南春色；宋祁《玉楼春·春景》“红杏枝头春意闹”在盎然生机中激活春色；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将早春的朦胧之美刻画得入木三分。

也有人对春天发出敏感细腻的慨叹。孟浩然《春晓》中“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浅白文字里藏着时光流逝的怅惘；晏殊《浣溪沙》中“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于哲理感悟中从惜春转为珍惜当下；汤显祖《牡丹亭・皂罗袍》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用盛春繁花反衬杜丽娘青春虚度的哀愁及对封建礼教的控诉。

还有人将春天生动拟人化。杜甫《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个“潜”字赋予春雨生命张力；苏轼《海棠》中“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把春花比作美人来痴迷留恋。

诗词歌赋中的人生悲欢，在春日生机与岁月蹉跎的交错中，凝练成跨越时空的天籁之音，于传承中不断触动着世人的心灵。

2.家国忧思中的深层隐喻

进入20世纪前半叶，中国歌曲创作踏上了现代转型之路。具体到以“春”为题材的类型观照层面，便会发现在那段积贫积弱、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春”已不仅是一种自然意象，更承载着个体觉醒、家国忧思与民族救亡的深层隐喻。

在上世纪初“学堂乐歌”运动中涌现出的由李叔同创作的《春游》《送别》等咏春佳作，不但让中国有了第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还通过“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对古典春景的现代描绘，让春之声的书写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气质有了显著不同，成为一种“启蒙之春”。与此同时，诗人韦瀚章作词、作曲家黄自谱曲的《春思曲》中，“更那堪墙外鹃啼，一声声道：不如归去”的闺怨式精神漂泊；以及语言学家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中，“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所传达出的海外游子在春天对故土之思念……都让“春”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在中西文化碰撞选择中进退维谷的“他者”见证，其可谓是“乡愁之春”。

更为醒目的是，我们可以在蓦然回首间目睹到中华民族的“救亡之春”：无论是刘雪庵《长城谣》中“高粱肥大豆香”的故园春色与“鬼子奸淫掳掠”后的惨状并置，还是聂耳《梅娘曲》中“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所讲述的华侨少女的春日回忆与东北沦陷的现实对立，抑或是冼星海《二月里来》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一在春天播种希望的抗日救亡动员召唤，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国家危亡面前匹夫有责的大义凛然。

3.时代之声里的生活咏叹

到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当代语境下，“春”毋庸置疑成了歌曲创作中的热点选题之一，大量跨越代际的优秀之作在多风格中诠释着盎然的春意，其审美路径也在嬗变中深刻映射着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轨迹，并以不同的历史阶段为特征呈现出审美范式的多重跃迁。

“春”作为意象指代的内涵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春天歌曲所刻画出的全国人民豪情满怀建设国家的热火朝天景象（如《祖国永远是春天》），到改革开放时期以“1979年春天”为时空坐标的抒情语态转换（如《春天的故事》），再到新时代“春歌”中自然生态关怀与社会人文颂赞并重的音乐叙事转型（如《春风十万里》），“春”作为意象的迭代蝶变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注脚。

其中，“春”在文化意义上的日益多样化拓展，使得“春之歌”除了抒发对祖国对时代的热爱之外，也开始书写或童真、或小我的细腻情绪体验。儿童歌曲在这方面的特征尤为鲜明：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春天在哪里》为例，作者将“青翠的山林”“红花和绿草”等春天图景置于儿童纯真的视角下进行欢唱，一问一答的游戏方式轻松欢快，成为歌曲美育中的当代典范。

流行歌曲在这方面同样引人注目：无论是罗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所唱出的20世纪80年代都市青年群体的情感困惑，还是进入新世纪后“奋进”题材中的《春天里》以歌手嘶吼式摇滚嗓音所呐喊出的个人成长经历，再到不久前“新国风”题材现象级歌曲《上春山》《小雅·鹿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的活力唤醒，都让我们领略了“春”所引发的几代人在社会情绪共振上的丰富表达。

与此同时，“春”的音乐语法也实现了从传统媒介中的民族本土化单维调式感，转向数字媒介中与西方音乐和声色彩的互鉴融合，并进一步发展到科技狂飙所带来的“网生代”曲风在音乐本体上的革新式跨越，在当下拥有高人气的《春风谣》《犹恋桃花月》等“春日元气”歌曲皆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之作。

以“春”为主题的歌曲，除了自身的广为流传之外，还与其他艺术门类产生了互为影响的艺术共振，在彼此融合中，形成了跨领域的审美共鸣。结合具体案例来谈：在文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北风”歌曲热潮中，《边塞风》等作品对家乡春天贫瘠现实的粗粝描绘，引发了当时文坛上作家群体对乡土题材的关注；在舞蹈领域和影视领域，随着舞剧《只此青绿》红遍大江南北，《只此青绿》电影版也掀起了大众观影热潮，由周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以“时光回眸一叙，你在起舞的春雨里”的浪漫笔触呼应着母题的极致化唯美诗意表达，同时也成为传世画作《千里江山图》在歌曲层面的时空回响。

这些古往今来的经典“春之声”，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也在与时俱进中展现着新的时代内涵；它们既有独立的传诵传唱价值，也有与姊妹艺术珠联璧合的呈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以“春”为主题的歌曲将继续凭借其独特的魅力，成为音乐世界的绮丽瑰宝。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3日 16版）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