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月10至11日，美国宣布对自华进口商品实际加征145%关税，中国亦以125%的加征税率进行反制，令中美双边贸易关系陷入高度不确定，并进一步外溢至全球价值链体系。作为RCEP的重要节点和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东盟不仅受到美国对其商品加税的直接影响，还因美国对中

4月10至11日，美国宣布对自华进口商品实际加征145%关税，中国亦以125%的加征税率进行反制，令中美双边贸易关系陷入高度不确定，并进一步外溢至全球价值链体系。作为RCEP的重要节点和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东盟不仅受到美国对其商品加税的直接影响，还因美国对中国的加税措施而面临间接冲击，成为这场贸易摩擦中的重要受压区域。

本文基于中美关税政策演进，运用“假设抽取法（HEM）”构建中间品被税与产业被税的四种情景模型，系统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东盟受影响格局。研究表明，美国对华加税对东盟造成的冲击远大于中国反制措施的影响；美国倾向于在中高技术产业限制中国的价值链参与；中美加征关税对东盟内部产业影响差异显著——美国加税波及东盟14个关键产业，中国加税则影响15个主要产业。在此背景下，文章主张中国应统筹国内与区域价值链协同发展，深化与东盟在产业链、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务实合作，积极布局“双循环”格局下的区域经济稳定器角色。

作者：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中国价值链升级对中国—东盟互联经济的影响 研究”（FJ2019B014）；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创新战略研究项目“福建省嵌入与协调发展双重价 值链研究”（2022R0115）；厦门理工学院“科研攀登计划”科研能力提升项目“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对中国东盟互联经济的影响研究”（XPDST19002）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国际贸易与投资推动亚洲经济增长和繁荣。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势力日益抬头，发起针对贸易伙伴的贸易补贴调查、关税加征、企业制裁等，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在2018—2019年间，美国对中国主动发起三轮多次的加征进口关税，中国被迫进行反制。尽管2020年初，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关税加征的根 源是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技术变革与产业发展愈发偏重技术和节省劳力。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中美经贸和其他领域的摩擦可能仍不会结束。截至2021年下半年，中美依然维持达成 协议时规定的关税，并未回到关税加征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与亚太经济体加强了贸易联系。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东盟作为RCEP谈判的主导者，在RCEP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态度影响着RCEP的推行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深度。中国与东盟以价值链贸易为主，被美国加征关税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向上或向下传递，影响东盟各国、各产业的产出。同时，东盟也是美日欧重要的对外投资目的地，在制造业上和中国有较大的竞争关系。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持久化，影响全球投资者的信心，使贸易和投资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这意味着中国与东盟的价值链关系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研究中美持续相互加征进口关税对中国—东盟价值链关系的影响，了解东盟在其中的受益和损失，有助于中国重塑区域生产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RCEP实施。

一、中美相互加征进口关税的事实梳理与文献综述

2018年1月22日，美国突然加征来自贸易伙伴大型家用洗衣机、太阳能电池板、钢铁、铝的进口关税，共涉及约583亿美元的商品。受影响的经济体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对美国约358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征收了关税。2018年第二、第三季度，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美国从向多国增加关税转变为向特定对象增加关税。2018年4月3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一份价值500亿美元的清单，包括1333种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次日，对于美国违反国际义务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国为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公布了106种即将征收25%关税的产品清单，涵盖500亿美元的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第三日，特朗普指示贸易官员考虑是否应该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随后，从2018年6月15日开始，美国又屡次单边提高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中国被迫进行反制。截至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时，美国对中国约3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国约10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仍比2018年贸易摩擦前高出6倍以上，而中国的平均关税略有下降，截至2021年11月，中国仍有约3350亿美元商品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见表1）。

学术界非常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宏观方面主要是基于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模拟场景探讨贸易摩擦带来的产出效应与关税福利效应。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采用全球货币财政一体化模型（GIMF）模拟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关税的反应，考虑了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韩国的价值链关系，预测2020年全球GDP下滑0.8%，直到贸易摩擦持续到中期，GDP才有0.4%的升幅。李春顶设置4种关税加征情景，结果显示：在相互加征45%的关税情形下，中国出口和进口分别减少11.767%和2.673%，美国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减少6.113%和4.576%。刘元春采用GTAP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模拟分析发现，中美加征25%的关税，中国居民福利会下降 83.78亿美元，GDP下降0.34%。郭晴等设置5种场景分析，认为中国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受益的是中美两国的外围国家。Bollen和Romagosa设置3种情景，加入了中国和欧盟反制的情景，认为中美双边进出口额均会下降。也有学者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研究，如Abdul Abiad等模拟3种情景，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替代效应，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如果全面升级，将使中国GDP减少1%，美国GDP减少0.2%；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转向，可能会出现小幅净增长。赵瑞娜、倪红福从产业分析层面探讨贸易摩擦对世界43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影响，认为中国受到影响更甚。徐政等基于2019年《中国失业率调查和2019年专项调查》所得的企业样本数据，以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关税清单为例，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关税加征 信号与关税加征政策实际落地对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的影响，其结论是在各地支持政策的影响下，对美出口企业的产量不降反升。

国内外文献已经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作了许多研究，并基于不同的模型和情境假设得到有关结论。但是，大多数研究的参数设置和数据不够准确。有些研究的时间尚早，情境假设也大多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如Abdul Abiad等、赵瑞娜等的研究中假设中美之间完全没有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这显然与实际双边贸易政策不符。此外，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东盟影响的文献更多是事实描述和观点陈述。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1）将全球价值链核算方法引入贸易成本传导机制的分析中，通过设置中美中间品被税和被税中间品产业被税情景，重构全球价值链关系，衡量关税壁垒给东盟各国和各产业带来的直接、间接和替代增加值效应。（2）充分考虑中国—东盟价值链中的国别差异和产业差异，对关税最终落到的国家和产业进行评估和梳理。（3）采用与中美关税加征贸易摩擦同期的亚洲发展银行ADB-MRIO数据库2018—2019年跨国投入产出表来估计，优于之前凭预测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为中国评估与东盟的价值链关系，重塑与东盟的生产分工和贸易结构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设置中美中间品被税、中美中间品产业被税的4种事实情景，估算受到关税影响的各国、各产业增加值。这样的设计主要基于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目的。2018年3月22日，美国政府公布针对中 国的“301调查”，指责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方面的行为、政策和实践给美国商业造 成负担或限制，并在4月初公布针对中国的制裁清单。学界和大众普遍认为美国的真实意图是限制中国高端技术发展，弱化中国的价值链地位，表现为美国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关税加征中间产品或资本设备约占被加征关税产品的95%和50%。在第二轮关税中，中国也被迫针对中间投入和资本设备进行关税加征。第三轮中美已执行加征关税的产品几乎涉及所有中间投入和消费品。中国显著的变化是对美汽车的平均关税从12.6%提高到42.6%。因此，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是高端技术掌控的价值链，贸易摩擦更体现在双边想要独立与创新发展的产业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和资本设备，而不是完全放弃对方最终市场。因此，本文设置的4种情景更符合双边的政策目的，且更具现实意义。中美关税壁垒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有三种增加值效应：（1）直接效应：被加征关税的产品中 部分增加值直接由其他经济体创造。（2）间接效应：没有直接参与被税产品生产的经济体，由于投入产出关系受到影响的增加值。（3）替代效应：其他经济体本来要通过被税的贸易路线，但由于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关税过高，从而转向不直接受关税影响的贸易路线而转移的增加值效应。采用跨国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只能衡量“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无法衡量出“替代效应”产生的增加值，只能通过“假设抽取法”进行模拟。全球价值链核算方法是随着跨国投入产出表的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的，其中Koompman等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框架。Johnson、Los等和Borin等把假设抽取法带入全球价值链核算的研究中。该方法的重要步骤就是将计算中涉及的矩阵的相应部分设置为零，从投入产出结构中“提取”产业或国家。模拟没有如上产业或国家时，全球产生的新的投入产出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模拟的新的价值构成并不是实际的价值构成，由于没有如上产业或国家，全球的生产和需求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替代效应。因此，模拟的国家和产业所产生的新的增加值，可以被视为增加值效应的上限。本文采用Borin 等的方法，将模拟的指标命名为“潜在增加值效应”。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ADB-MRIO数据库，覆盖了27个欧盟国家、5个非欧盟的欧洲 国家、6个东亚国家（地区）、9个东南亚（东盟）国家（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文莱）、3个中亚和西亚国家、6个南亚国家、2个太平洋及大洋洲国家、4个美洲国家，还有1个世界其他国家（ROW）。本文涉及的产业采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2020年版）的产业归类，该版本包括了2000年、2007—2019年的数据，涵盖35个产业，分别对应ISIC rev 3中的相关产业。按照ADB的分类，可以把1和2归为“初级产业”、3-18归为“制造业”、 19-35归为“服务业”。“制造业”中，3-7、10和16-18为“低技术制造业”，8-9、11-15为“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中19-30为“商业服务业”，31-35为“私人服务业”。

三、经验研究结果分析

（一）中美相互加征进口关税给全球及东盟各国带来的潜在增加值效应。表3梳理了2018—2019年中国、美国、东盟各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潜在增加值效应。

在情景1下：（1）亚洲各国（地区）受到影响甚大。韩国（122亿美元）、日本（105亿美元）、东盟（96亿美元）的潜在增加值效应排名靠前。即如果美国限制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如上经济体将 面临较大的增加值风险。（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盟国家的增加值风险较高。欧盟其他25国 （82亿美元）、澳大利亚（68亿美元）、德国（58亿美元）、俄罗斯（44亿美元）排名靠前，南亚及中亚（24亿美元）、英国（21亿美元）、法国（21亿美元）、新加坡（23亿美元）、巴西（29亿美元） 紧随其后。（3）东盟内部差异性强，新加坡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更高，受到影响最大，其次是越南（18亿美元）、印度尼西亚（16亿美元）、泰国（16亿美元）和马来西亚（15亿美元）。不发达或经济总量较小的经济体受到的影响也较小。

在情景2下：（1）《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成员国影响尤甚。美洲其 他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潜在增加值效应为74亿美元。这意味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价值链生产连接紧密。如果中国切断中间品联系，NAFTA成员国将面临最大风险。（2）各区域价值链中心国的风险较高。中国（54亿美元）、日本（23亿美元）与德国（20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体中排名靠前。作为各自区域的中心，相互联系比较紧密，形成上下游生产关系，所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3）东盟内部依然差异甚大。总体有13亿美元面临增加值风险，有5个国家增加值效应超过1亿美元。泰国（2.9亿美 元）和菲律宾（1.5亿美元）与美国生产关系相对更加密切，受到波及的程度更大。

两种情景对比：（1）中美两国相互加征进口关税互伤双边。在两种情景下，中国（8041亿美元、54亿美元）与美国（104亿美元、2665亿美元）互有输赢。双边均增加了两国进出口商的受损风险，提高了其国内生产成本，降低了其全球竞争力。（2）互伤邻国。美国设置关税障碍，受影响最深的是RCEP成员国；中国加征关税，NAFTA成员国面临最大风险。价值链生产的碎片化和近岸化都表现明显，体现出核心—外围的经济地理特性。（3）东盟整体受美国关税影响甚于中国关税。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可以说是深深地嵌入中国生产链中，菲律宾则相对亲美。要更进一步了解哪些产业关联程度强、受影响更大，则需要深入到东盟各国的产业层面分析。（二）中美相互加征进口关税给东盟各国各产业带来的潜在增加值效应 1. 第一阶段加征关税的潜在增加值效应。中美在第一阶段对对方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于2018年8月23日实施。美国主要是针对2、4、5、9-15产业，中国主要针对1-9、11-16产业（见表 1）。表4给出2018年东盟各国1-17产业的潜在增加值效应。在情景3和情景4比较下，第一阶段加征关税，中国被税带给东盟的增加值效应远远高于美国被税。东盟各国因中国被税的潜在增加值为37.84亿美元，因美国被税的潜在增加值为4.31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8.8倍。

来源：东南亚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