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的殖民政策，使得吉布提成为了其在非洲的重要战略据点，尤其是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里变得更加重要。

吉布提，这个仅有23200平方公里的小国，地处非洲东部，扼守红海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国家通过援助试图拯救这个小国，结果却是杯水车薪，未能有效改善其困境。

直到2014年，中国的援手，才让这个国家焕然一新。

吉布提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法国的殖民势力早早地伸入了这片土地。

法国的殖民政策，使得吉布提成为了其在非洲的重要战略据点，尤其是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里变得更加重要。

为了控制这条国际航道，法国在吉布提的建设投资逐渐增多，修建了基础设施并设立了军事基地。

听起来这片土地应该会变得繁荣，可到了现场就会发现，毫无区别，只是多了几个他国建筑物。

1977年，吉布提实现独立，但国家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撑独立后的发展，政治动荡和军事不稳定让这个新生的国家一直无法自立。

除了财政不给力外，自身条件也不好。

大部分国土是沙漠荒原，少数可耕地也被盐碱化，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唯一靠谱的海岸线，渔业资源丰富，但传统的捕鱼业却因技术落后而无法实现产业化，导致这一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进入20世纪后，吉布提成为了西方援助的“试验田”，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它们通过不同形式的援助试图改善吉布提的经济状况。

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如修建道路、港口和电力设施。

这种援助的效果未能达到预期，吉布提依然深陷贫困和依赖中。

西方国家的援助只是解决了一些短期的经济需求，没有触及吉布提经济结构的根本问题。

吉布提依赖的仍然是“租金经济”模式。

美国自911事件后，以“反恐”为名派遣了大量军队驻扎在吉布提，这使得吉布提的战略地位愈加突出。

尽管吉布提每年从这些基地中收取可观的“租金”，但这些收入大多流向了外资，没有留给国内人民。

西方国家的援助并没有促进吉布提自主发展的能力，反而加深了他们对外依赖的程度。这个国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始终没有摆脱“经济殖民”的束缚。

2014年，中国与吉布提的外交关系逐步加深，命运转折点降临。

中国提供了一整套系统化的支持计划，远超吉布提以往所接受的西方“援助”模式。

中国援助吉布提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是亚吉铁路。

这条连接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不仅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吉布提最为迫切需要的一条经济生命线。

吉布提政府一直希望通过修建铁路打破国内交通不便的困境，进而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然而，缺乏技术和资金，使得这一梦想一直未能实现。

中国政府派遣了大量的工程人员和技术人员，迅速展开了亚吉铁路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一项基础设施项目，更是吉布提未来经济腾飞的起点。

中国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注重了“授人以渔”的理念，数以万计的吉布提工人参与了铁路的建设，且通过专业的培训，掌握了施工技能和铁路维护的技术。

中国的工程师手把手传授吉布提的工人们施工技术，提升了吉布提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帮助这个国家逐渐摆脱对外部援助的单纯依赖。

随着运输通道的畅通，吉布提的港口逐渐成为了东非地区重要的物流中心，贸易活动也随之增加。吉布提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且经济逐步转向以产业和贸易为核心，摆脱了过度依赖“租金经济”的局面。

吉布提此前由于缺乏足够的电力供应，很多工厂和商贸活动都受到制约。中国通过援助修建了新的电力设施，并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逐渐解决了吉布提能源短缺的问题。

为了确保吉布提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还帮助其建立了国际自贸区。

2018年，中国在吉布提投资建设的自贸区，成为了非洲大陆最大的贸易区之一。

自贸区的建立，首先改变了吉布提过去过度依赖进口和西方援助的现状。

这里的传统经济结构一直存在很大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缺乏有效的工业基础和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自然条件的局限，让农业没有任何出路，工业发展更是薄弱，靠近海，港口却没成型。总而言之，这里没有一份能干到老的工作。

自贸区通过改善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础设施，使得吉布提的对外贸易变得更加便利。

港口、物流和交通等设施的建设，大幅度降低了贸易成本，提高了吉布提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逐渐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将吉布提视为进入非洲市场的桥头堡。

这些企业的进驻，推动了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尤其是在物流、商业、制造业等领域，吉布提的产业结构得到了初步的优化。

过去，吉布提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量年轻人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国家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随着自贸区的崛起，大量外国企业，为当地人民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来自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纷纷在自贸区内设立工厂、物流中心及办事处，不仅为吉布提提供了税收收入，也为吉布提人创造了全新的就业机会。

大量的年轻人有机会进入到制造业、服务业和贸易等多个行业，帮助他们走出失业困境，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

为了适应自贸区的发展，吉布提加大了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培养了大量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在自贸区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吉布提的工业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这一过程，吉布提逐渐形成了从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过渡的趋势，推动了其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通过自贸区，吉布提成为了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枢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吉布提作为重要的交通与物流枢纽，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愈发重要。

在一次广受瞩目的国际媒体专访中，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用一句话震动了外界的耳膜：“西方国家用了一百年也没能救活我们，但中国只用了三年。”

这不是外交辞令的修饰，也非对某国的盲目称颂，而是一次深思熟虑、带有历史积怨与现实体悟的政治表达。

在中国的帮助下，吉布提的未来，已经不再是一片沉寂的荒原，而是焕发着生机和希望。

总统的讲话，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公开的告别——对西方殖民主义遗产的告别，对长期话语依附的告别。

过去吉布提乃至整个非洲在全球体系中常常被动地接受外部设定的发展路径，援助计划、改革方案、贷款条款从未离开西方智库与机构的“设计图”。

如今，中非之间愈发紧密的实质合作展开，像吉布提这样的小国终于开始掌握对发展逻辑的部分解释权。

这种语言权的重建，恰恰反映了“发展权”这一基本主权要素的回归。

吉布提的总统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的到来，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西方百年未能办到的奇迹。

这句话不仅仅反映了中国援助的力度和速度，也折射出吉布提人民对中国真诚帮助的深切感恩。

盖莱总统并非一个缺乏外交经验的政治人物，他清楚每一句话可能在国际舞台引发的回响。他选择在一个全球传播平台上，明确表达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反思和对中国合作方式的认同，是对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发展焦虑的一种代言，也是对中国不附带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合作模式的一种战略性肯定。

他所强调的，并非仅仅是“速度快”，而是中国模式中所展现出的“效率、尊重与稳定性”——这正是许多非洲国家在长期受制于外部博弈中最为稀缺却最为渴望的特质。

需警惕的是，随着中非合作的体量不断扩大，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援助”关系，而日益成为引发国际博弈的地缘节点。

一些传统势力不断渲染“中国殖民非洲”论调，企图用舆论战拉回主导权；某些国际金融机构也通过设限、评级、规则重塑，对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施加间接干预。

这些“看不见的手”可能通过融资结构、政治话语、法律准则等多种方式，对中非项目产生牵制。这要求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工程层面，更需提升制度应对力与战略沟通力，构建起更高水平的协调与互信机制。

在非洲，越来越多国家领导人开始在公共话语中以更自信的姿态谈论“战略选择”“南南合作”“主权发展”。

他们不再忌讳提及西方过去援助的不足，也不再拘泥于传统权力体系设定的秩序逻辑，而是以发展实效作为衡量合作优劣的标准。

这种语境的变迁，象征着一个更复杂、更多元、更主动的非洲正逐步成形。

来源：鉴史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