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当军长，从补丁衣到元帅服，他用一生诠释了这个词

摘要：27岁就当军长，放在今天，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可能还在为职场晋升发愁，或是沉迷于精致的咖啡杯和联名款球鞋。但在96年前的鄂豫皖苏区，徐向前这位年轻人，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蹬露脚趾的草鞋，正趴在老乡家的门板上看地图。他刚当上红四军军长，手下有万把号人，可谁能

他， 27岁就当军长，放在今天，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可能还在为职场晋升发愁，或是沉迷于精致的咖啡杯和联名款球鞋。但在96年前的鄂豫皖苏区，徐向前这位年轻人，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蹬露脚趾的草鞋，正趴在老乡家的门板上看地图。他刚当上红四军军长，手下有万把号人，可谁能想到，这个威风的军长夜里睡觉，用的竟是老乡家卸下来的旧门板？

你可能会问，当军长不应该有点"派头"吗？不说穿呢子大衣，至少得有身整齐的军装吧？可徐向前的军装，领口磨得发亮，袖口补丁摞补丁，裤子膝盖处鼓着两个"大包"——那是警卫员偷偷给他补的新布。有次战士们实在看不下去，悄悄凑了块新布想给他做身新军装，结果被他板着脸拒绝："你们瞧瞧老乡们穿什么？树皮都快被啃光了，咱们穿补丁衣丢人？真正丢人的是忘了本的心！"

就在那年冬天，部队转移到深山里，零下十几度的天气，战士们冻得直打哆嗦。徐向前巡查营房时，发现司号员小顺子躲在墙角发抖，身上只穿了件单衣。他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裹在小顺子身上，自己却披着件露棉花的旧夹袄。战士们后来才知道，军长的行李包里，除了两套补丁军装、一双草鞋，就只剩半块用了半年的肥皂。他不是没条件穿好点，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后勤部门特意给他做了双皮靴，可他转手就送给了受伤的通信员。

凡是跟着徐向前打过仗的战士都知道，这个军长的"怪"，怪在把自己看得比战士还轻。别人当领导总想显威风，他却专往战士堆里钻，吃饭时和大家围蹲在地上，啃窝头喝菜汤；行军时把战马让给伤员，自己拄着木棍走山路；宿营时不管多累，都要去查铺，帮战士们掖好踢开的被子。有个新战士偷偷跟战友说："跟着这样的军长，就是死了也心甘。"

你可能更想不到，这个穿补丁衣的军长，早年可是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原本有机会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或是去苏联学习，可他却主动要求到鄂豫皖苏区。有人劝他："大城市里条件好，何苦去穷山沟里受罪？"他却反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越是穷山沟，越是需要我们去播撒火种。"

更重要的是，他心里装着的，从来不是个人的安逸。在黄埔军校时，他就发现，那些出身贫寒的学生兵，打仗最拼命，却往往得不到公平对待。所以当他来到苏区，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旧军队的等级制度，规定官兵待遇一样，军长和战士吃同样的伙食，穿同样的军装。有次后勤部门给干部灶多炒了两个鸡蛋，他知道后立刻把鸡蛋端到战士灶，说："咱们红军官兵平等，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是要落在饭碗里的。"

换句话说，他钻山沟不是为了躲清闲，而是要建立一支真正属于老百姓的军队。在苏区，他发明了"打狗战术""围点打援"，带着装备简陋的红军一次次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他创办红军学校，亲自给战士们讲课。

从战术指挥到识字算术，恨不得把自己的本事全教给大家；他关心群众疾苦，带领战士们帮老乡种地、修水渠，老百姓都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队，打仗是为咱们，干活也是为咱们。"

你见过打了胜仗不庆功的将军吗？1931年双桥镇战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活捉师长岳维峻，缴获的枪支堆成小山。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准备开庆功会，可徐向前却躲在临时包扎所里，握着伤员的手掉眼泪。有个小战士伤了腿，哭着说怕以后不能打仗了，他轻轻擦去小战士的眼泪："别怕，等伤好了，我教你打迫击炮，咱们还要打更多胜仗呢。"

不但如此，每次打完仗，他都要亲自去看望伤员，给他们喂水喂饭，帮他们翻身擦汗。有次部队转移，担架不够，他硬是把自己的骡子牵来给伤员用，自己跟着担架队步行。路上遇到敌机轰炸，他第一个扑到伤员身上，用身体挡住纷飞的弹片。战士们都说，军长的眼泪，是为咱们流的；军长的后背，是给咱们挡子弹的。

就拿那次漫川关突围，红军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生死存亡之际，徐向前拿着大刀冲在最前面，带领敢死队杀开一条血路。突围成功后，他看着身边少了一大半的战士，蹲在地上久久不愿起身。他说："咱们每一个战士，都是爹娘的心头肉，都是跟着咱们闹革命的亲兄弟，咱们不能让他们白牺牲。"所以每次制定作战计划，他都要反复测算，尽可能减少伤亡；每次缴获物资，他都要优先分给伤员和体弱的战士；每次路过烈士墓，他都要停下来敬礼，哪怕只是一堆无名的土堆。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可他依然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住着普通的四合院。

有次警卫员跟着他去菜市场，看到他蹲在菜摊前，和卖菜的大爷讨价还价："您这白菜帮子有点老，便宜两分钱吧，我们多买两棵。"大爷不知道他是元帅，嘟囔着："你这个老同志真抠门。"他却笑着说："抠门好啊，省下的钱能给战士们多买双胶鞋。"

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对自己和家人近乎"苛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关怀备至。秘书的孩子生病了，他悄悄让老伴送去奶粉；警卫员的母亲来北京，他特意让厨房加两个菜；司机的爱人没工作，他帮忙联系到街道办上班。有人说他太"婆婆妈妈"，他却认真地说："咱们当领导的，不能只想着指挥别人，更要想着服务别人。当年在苏区，战士们为什么愿意跟着我走？就因为他们知道，我心里装着他们每一个人。"

这种"抠门"里，藏着他不变的初心。建国后，他多次拒绝组织上给他换新房、配新车，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咱们现在住的已经是够好的了。"他的衣服穿了十几年，补丁摞补丁；他的沙发坐破了，让老伴缝个套子接着用；他的早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经常是馒头加咸菜。可每当听说哪个老区的群众有困难未过上温饱，他就悄悄把自己的工资寄过去；每当看到部队里还有战士没穿上新军装，他就督促后勤部门加快生产；每当听到科研人员缺少设备，他就亲自去跑部门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