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5年第4期《博物学家华莱士的精神遗产——纪念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诞辰200周年、逝世110周年》博物学家华莱士是一位将科学要求与伦理要求相统一，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其科学精神与人

博物学家华莱士是一位将科学要求与伦理要求相统一，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其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纪念他的最佳方式是总结和弘扬其精神遗产。本文以文本细读和个案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在简要回顾华莱士的重要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他为追求真理而无畏艰险的牺牲精神、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论态度、勇于挑战权威的理论创新精神。

1 华莱士的自然科学成就

1823年1月8日，华莱士（1823—1913年）出生在英国威尔士的蒙茅斯（Monmouth）。他从小热爱阅读，家里丰富的藏书帮助他自学成才。1844年，华莱士结识了昆虫学家贝茨（Henry Walter Bates），转而开始对昆虫研究感兴趣，并由此走上了博物学家的道路。

亨利·贝茨

华莱士在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基于自然选择原则的生物进化论和动物地理分布学说，这两大发现主要基于他在南美洲亚马逊河（1848—1852年）和马来群岛地区的长期田野考察，尤其是后者。华莱士称在马来群岛的“8年漫游”构成了他一生中“核心且具有支配性的事件”。从1854年3月到1862年4月的8年间，华莱士在马来群岛地区的行程达22000 km，开展了60~70次航行。回到英国6年之后，华莱士才首次出版了记录东方之行的专著《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这部著作是华莱士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自然史书籍之一”，被译为多国文字一版再版。

1858年1月，华莱士专注思考“物种的持续渐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完成了论文《论变种与原种无限偏离的倾向》（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的写作。并很快寄给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1858年7月1日的林奈学会会议上，莱尔（Charles Lyell）和胡克（Joseph Hooker）宣读了达尔文尚未发表的论文概要、包括部分观点的信件和华莱士的这篇论文，从而正式宣告了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的自然选择理论的诞生。虽然华莱士在其自传《我的一生》（My Life）和不同地方都回忆、描述过这一茅塞顿开的时刻，但他那清晰流畅的论文却表明，自然选择理论的发现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灵光一现”，而是华莱士在南美洲和马来群岛多年来高强度收集工作积累的结果。1856年，华莱士发现了东洋界与大洋洲界的分界线——著名的“华莱士线”（Wallace line）。

华莱士在其论文中发表的“华莱士线”

1875年，他根据自己对马来群岛地区以及亚马逊地区的详细了解，类推出世界上的动物分布，完成了2卷本的《动物的地理分布》（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和《海岛生物》（Island Life）2部动物地理学专著。同时，华莱士首次绘制了一张动物地理分区图，以呈现世界各大陆生命进化的多样方式。

华莱士提出的六区动物地理区划图

根据华莱士自己统计，他在马来群岛一共采集了125660件标本，其中包括310种哺乳动物、100种爬行动物、8050种鸟类、7500种贝壳类、13100种鳞翅类、83200种甲虫类，还有13400种其他昆虫。这些标本中的18%由华莱士自己收藏，用于研究生物进化和动物地理学。华莱士所采集的标本以及对标本生存环境的仔细观察记录，无疑极大拓展了人类对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他被称为“生物地理学之父”，当之无愧。

2 华莱士的科学精神

19世纪是科学探索的世纪，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欧洲的传教士、行政官员、商人、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大量奔赴海外殖民地，带回世界上其他地方和人群的知识。华莱士就是其中极少数跨越了阶级身份界线（由一个中下层、有抱负的业余爱好者转变为上层、成熟的知识生产者），成功跻身于学术核心圈的人物之一。这既是他牢牢把握时代机遇的结果，也与他个人具备的勤奋、谦逊、耐心、百折不挠等诸多优秀品质分不开。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博物学家，他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还包括如下3种突出的科学精神。

2.1 无畏艰险的牺牲精神

为了收集标本，华莱士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他每到一地就需要找一个住处待几天或几个星期，但工作条件总是相当简陋。热带地区的天气往往很不利于标本制作，尤其是雨季。被各种疾病打断工作是经常的事，华莱士的身上几乎没有哪个部位没有被伤痛折磨过。除了简陋的生活条件和疾病，华莱士还经常遭遇各式各样的生命危险，包括蛇类兽类的死亡威胁，地震、海啸、风暴等自然灾害。幸亏华莱士一直抱有对科学探索的极大热忱，也具有超出常人的坚定意志，他不仅经受住了各种考验，还取得了名垂青史的伟大成就。

2.2 坚持实地调查方法论态度

在实地从事科学考察工作要比在书斋里生产理论艰难得多，也需要承担更多风险。但在19世纪的英国，人们却非常轻视远赴海外收集标本的博物学家的工作，这与当时学术界的阶级构成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活跃在博物学领域的人多数出身于平民阶层和工薪阶层，是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业余爱好者，需要通过售卖所收集物品维持生计；科学精英则多来自富裕阶层，即使没有贵族身份，也具有贵族的优越感，他们主要是在书斋里生产各种理论思想。不仅如此，学术界甚至还有人鼓吹，理论生产者和田野调查者之间进行严格的劳动分工有助于高雅科学的发展。作为一个要靠采集标本谋生，但以学术为志业的博物学家，华莱士深知实地调查的重要性。他在《马来群岛》一书中多次强调，科学家的田野调查与旅行家的游记有所不同。一方面，旅行家往往由于停留的时间太短而无法认识地方真相，另一方面，旅行家的著述也经常为了制造异域情调以吸引读者而美化或歪曲事实。

从方法论上来看，以华莱士为代表的平民博物学家群体赞同的是基于经验和逐渐修正经验解释的归纳推理方法，而常常为贵族权威辩护的则是由理性感知永恒真理的演绎推理方法。因此，来自中下阶级和工薪阶层的博物学家以相对民主的方式来进行研究，这比他们上流社会的同行的学术风格要更接近当代的科学调查方式。直到20世纪，田野调查的经历才最终成为界定真正科学研究的标准，不管“田野”是发生在野外还是实验室。此时，博物学先驱们的方法论贡献才得到重新评价与高度赞赏。

2.3 敢于挑战权威的理论勇气

正是基于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和详细的一手资料，华莱士对自己的科学推论充满信心，甚至做好了向科学权威发出挑战的准备。华莱士热爱思考，从不满足于具体琐碎的资料收集，而是致力于提出更具普适性和解释力的科学理论，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经验材料到理论建构的飞跃。事实上，除了著名的动物地理分布线“华莱士线”之外，华莱士在田野考察中还划出另外一条线——人种地理分界线，并提出与当时主要的人类学家都有所不同的人种类型学说。

虽然华莱士和达尔文共同提出了基于自然选择原则的生物进化论，但他们在有关人的进化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华莱士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和在学术圈较为边缘位置而一味附和其他进化论者（如达尔文、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的观点，相反，他始终积极参与各种辩论，试图调和人类起源的单一论与多源论、科学主义与自然神学的矛盾。

3 华莱士的人文关怀

19世纪下半叶，华莱士已经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除了生物进化论和动物地理分布学，他的研究兴趣还覆盖了人类学、冰川学、宇宙学、流行病学，他也在知识界和大众媒体上不断发表著作、信件和文章，就唯灵论、社会改革、土地国有化、疫苗接种和人类未来等问题提出自己的“奇思妙想”。科学史专家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认为，华莱士的科学理论深受其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些表面上不同的主题实际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我们很难将华莱士的“科学”工作与“科学以外”的工作区分开来。

3.1 人类平等与社会进步信念

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的人类学考察使他得出了马来人种与巴布亚人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从表面上看，这一结论支持了人类多源论。在华莱士看来，人类种族的不同身体特征（肤色、发质等）都是在史前时代从同一类的类人群体发展出来的。这些特征通过自然选择（或者说“适者生存”）得到演化，就像是动物的皮肤和毛发为适应不同环境而演化一样。但是，一旦有机体获得了人类的心智官能，他们生理上的演化就停止了。当人类开始控制他们的环境——建立庇护所、制造武器、筹集食物，这些活动最需要的是互相协助，此时所有的进一步提高都取决于思维的力量。也就是说，自然选择现在不是作用于肌肉，而是作用于大脑。适合生存的不再是身体上最强壮者，而是智力上最聪明和最有道德的人。华莱士进而设想人类心智的进化是文明发展的舞台和背景。上述观点实际上调和了单一起源论和多源论之间的冲突，也说明华莱士对人类进化的看法与其他多源论人类学家并不相同，因为他把人类的心智和道德行为看得与外貌体质特征同等重要，而且处于较低文明阶段的所谓“野蛮人”也具备向更高文明阶段发展的潜能，而不是像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差异无法消弥。

虽然华莱士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浓厚的欧洲优越论思想，但在东方社会的长期游历也开始促使他反思欧洲文明的不足。他在《马来群岛》一书的结尾尽情阐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和对人类未来的看法。他认为可以在南美洲和东方的“野蛮社群”里找到通向完美社会的方式，在这种社会中，人人近乎平等。华莱士对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分化加剧和道德堕落深感忧虑。特别是在他访问美国之后，北美同质单调的城市化结果、奴隶制，以及不公正的封建土地制使华莱士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疑虑更甚，这也刺激了他专注于对社会改革方案的思考。

3.2 土地国有化的主张

由于受到年轻时从事过土地勘测工作的影响，在东方旅行期间，华莱士对遇到的各种土地所有权和耕种系统都很感兴趣，关于谁拥有土地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后来在《马来群岛》的结尾处对英国的土地私有制进行了批评，后来得到了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响应。应穆勒之邀，他参加了土地所有制改革协会，为之出谋划策。这时，爱尔兰的佃户在农业大萧条中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引发了华莱士的强烈同情和深刻思考。

1880年11月，他在《当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逻辑缜密的文章，即《如何使土地国有化：一个解决爱尔兰土地问题的基本方案》，试图在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华莱士提议个人可以临时拥有土地，但国家应该获得土地所有权，而建筑、设备和附加价值应归佃户所有，他们同时拥有出售权。因为他找不到一本令他满意的关于土地国有化问题的入门手册，于是决定开始撰写《土地国有化：必要性和目的》这样的科普手册。华莱士坚信土地国有化是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关键。

3.3 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在晚年阶段，华莱士仍笔耕不缀，持续思考人类和社会的前途命运问题。在他继续为Nature等自然科学期刊撰文的同时，他还为其他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杂志写了大量文章。他支持妇女权利和环保主义；公开反对奴隶制和帝国主义；反对强制接种疫苗、优生学和活体解剖；呼吁消除贫困，承认所有公民都有公平享受共同财富的权利。他还不断地为那些社会底层人群、受剥削的人、贫困的人、流离失所的人的权利而奋争。华莱士相信，适者生存原理可以与更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品质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对他来说，适者生存是动物世界自我改进的一种方式，但这一过程在人类身上受到了抑制，因为人性会激发我们去挽救那些弱者和受害者。这种品质虽然与我们的身体甚至智力发展相对立，但却是人类道德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正是这种品质使人成为“人”。

在华莱士的自传《我的一生》里，他郑重宣布：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相信对人类而言，最高的法则是正义。

4 结论

华莱士的自然科学成就很早就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在他45岁时，伦敦皇家学会便为他颁发了皇家奖章（Royal Society of London’s Royal Medal, 1868）。1892年，他获颁伦敦林奈学会金质奖章（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s Gold Medal）和皇家地理学会创始人奖章（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s Founder’s Medal）。虽然华莱士会因为他在自然选择原理和动物地理分布等自然科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永远受到世人敬仰，但他的重要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过去的时刻。正如史密斯（Charles H. Smith）和贝卡洛尼（George Beccaloni）所说，华莱士“是基础科学世界的重要创新者之一；是旅行家和野外生物学家的灵感启发者；是拥有众多读者的成功作家；是为从业专家提供了无数新旧物种标本的供应人；是对弱势群体以及被边缘化人群抱有人道主义关怀的典范；尤其是，他无惧于公开表达自己的坚定信念，哪怕它们与那些既有观念相违背”。

本文我们简要回顾了华莱士所取得的重要自然科学成就，重点阐述了他无畏艰险、坚持实地调查、勇于理论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坚信人类平等与社会进步、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的人文关怀。华莱士完全是凭借他自己的努力而崛起的，没有任何阶级、背景和教育上的优势。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未放弃对人的思考和梦想，把渊博的科学和专业知识与深刻而根本的社会分析结合在了一起。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科学进步如何日新月益，他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始终值得学习和纪念。

来源：科技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