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公的生平事迹在《三国志》等正史中留有明确记载。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关羽传》开篇即载：“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解县即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此地至今仍是关公文化发源地。

作为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公的生平事迹在《三国志》等正史中留有明确记载。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关羽传》开篇即载：“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解县即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此地至今仍是关公文化发源地。

陈寿生于蜀汉，其父为蜀将，虽以曹魏为正统编纂史书，但对关公的记载仍具客观性。南朝裴松之注补，进一步丰富了史料细节，构建了完整的关公历史叙事体系。

建安五年（200年）白马之战，关公于万军中刺颜良、斩首还营，曹操赞其“万人敌”，封汉寿亭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樊城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迫使曹操议迁都城。其勇武更见于刮骨疗毒之事，《三国志》载其“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公割炙引酒，言笑自若”。然其忠义尤为卓绝：封金挂印辞曹归刘，拒孙权联姻之请，皆显其“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信念。退走麦城虽悲壮，却以“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的气节，成就千古英名。

宋元时期的话本杂剧开启了关公形象的升华进程。元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关公化身智勇双全的儒将，其“大江东去浪千叠”的唱词，将史书记载的“单刀赴会”升华为文化意象。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进行的艺术加工最具代表性：温酒斩华雄突显其神勇，千里走单骑强化其忠义，华容释曹操展现其恩义。这些文学创造与《三国志》记载关公“勇而有义”的人格特征形成呼应。

《三国志》记载关公“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裴松之注补提及他率舟接应刘备、护百姓渡江之德。从除霸安民到华容释曹，从单刀赴会到临沮殉节，关公一生诠释了“为义而生，为义而死”的生命哲学。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三绝”时，特将“义绝”专属关公，标志着关公文学形象的定型。

隋唐时期的玉泉山显圣传说，首开关公神化先河。智顗禅师遇关公托梦建寺的故事，将佛教元素融入本土信仰。唐宋以降，官方敕封与民间祭祀形成合力：北宋时封关公“崇宁真君”“义勇武安王”，元代加“显灵义勇武安王”尊号，明代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至清雍正时尊为“武圣”、设“五经博士”世职，从而完成“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的身份蜕变。

历代帝王敕封关公多达15次，清康熙御笔“义炳乾坤”金匾，高悬解州关帝庙，足见关公精神内核超越时代。于右任撰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点明了关公精神的实质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关公信仰的全球化传播，印证了关公忠义价值观的普世性。全球三十万余座关帝庙中，山西解州关帝庙、湖北当阳关陵、河南洛阳关林、福建东山关帝庙、泉州通淮关岳庙，香火绵延千年。商人奉其为“武财神”，因其“以义制利”的准则暗合商业伦理；百姓尊其为“万能神”，因其“司命禄、驱邪祟”的职能寄托民生福祉。

这种崇拜现象蕴含中华文化深刻的文化内涵。关帝崇拜，三教共尊的独特现象：儒家尊为“武圣人”、文衡帝君，佛家尊为伽蓝菩萨、盖天古佛，道家尊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都印证着关公精神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承载。

关公形象的千年嬗变，本质是中华文明将历史记忆转化为文化基因的过程。《春秋》大义通过其生平实践，转化为“青灯观青史”的儒雅、“赤面骑赤马”的英武。这种转化印证着民族文化对忠义价值的永恒追寻。

关公忠义形象，从史书记载到民间信仰，层层累加，最终凝聚成跨越时空的文化共识。

来源：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