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已故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河流研究著作《洪水颂：未被驯化的河流及其带来的生机》（In Praise of Floods: The Untamed River and the Life It Brings）问世于多灾多难的洪
作者｜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
印度裔美国人，杂志编辑、作家、组织者、活动家以及政治家，目前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第1区的民主党议员，他也是《纽约客》的撰稿人。
已故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河流研究著作《洪水颂：未被驯化的河流及其带来的生机》（In Praise of Floods: The Untamed River and the Life It Brings）问世于多灾多难的洪灾之年。去年春天，暴雨导致得克萨斯州东部的圣哈辛托河（San Jacinto River）和特里尼蒂河（Trinity River）部分河段水位至少高出洪水警戒线十二英尺，迫使数千人撤离家园。九月，“海伦”飓风（Hurricane Helene）期间，弗伦奇布罗德河（French Broad River）河水涌入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阿什维尔（Asheville）的商业区，冲毁了餐馆、啤酒厂、商店和住宅。十月，西班牙瓦伦西亚（Valencia）周边的马格罗河（Magro River）、胡卡尔河（Júcar River）和图里亚河（Turia River）决堤，造成232人死亡。
斯科特希望我们超越这些灾难本身。他认为，仅聚焦洪水对人类造成的损失过于人类中心主义。洪水或许是“全球破坏性最强的自然灾害”，但从长远的水文视角看，它不过是河流必要的“深呼吸”。一种被称为“洪水脉冲”（flood pulse）的季节性泛滥，“为依赖河流的生物输送着关键养分”。“若无一年一度的洪水，地图上的那条河道——在生态意义上近乎死寂，”他论证道，并坦言洪水确实常带来巨大破坏。他在书中简洁地概括：“无洪水，无河流。”
很难想象洪水幸存者读到此句不会反对，就像流离失所的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居民难以认同《火灾颂歌》（In Praise of Fires）的赞美。但斯科特并未忽视河流泛滥的破坏力。在歌颂周期性洪水的同时，他警示着人类干预的代价。水坝和堤坝虽减少了洪水频率，但水土流失和森林砍伐意味着一旦屏障溃决，灾害将更具灾难性。文明程度越高，抗灾韧性反而越低。
《洪水颂》为斯科特在耶鲁大学政治学系长达四十五年的学术生涯画上句点，他于去年七月以八十七岁高龄离世。但他的研究视野远超多数政治学家：早年以当代东南亚研究崭露头角时，便冒险赴马来西亚开展乡村民族志；创立耶鲁农业研究项目（Yale’s agrarian studies program）后，将视角拓展至全球农耕社群；晚年转向远古历史的宏大叙事，却始终紧扣当代政治困局。
尽管出身左翼，他的代表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这部批判政府宏大社会工程的著作——竟获自由意志主义右派青睐。当被问及自我定位时，他总是含糊其辞；他有时称自己是“粗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粗俗”二字。他自谦为“客串人类学家”，承认未接受过该学科的正规训练。晚年他倾向无政府主义，却仅愿给予“两声喝彩”。这种智识开放性也体现在教学中：他主持的“孵化器”研讨会鼓励研究生分享未成熟的想法，以培养冒险精神；数十年来始终支持耶鲁研究生工会运动。私人生活中，这位自称“三流农夫”的学者常拎着自养鸡下的鸡蛋走进教室。
农业人口的命运始终是斯科特研究的核心。二十世纪的小农和佃农，无论身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政权，都成为各种社会实验的对象——殖民统治强征经济作物与重税；计划经济的集体农庄实验引发饥荒。斯科特深入研究农村人口如何应对这些动荡。
农民常被视为温顺的群体，斯科特却不以为然。他关注国家宏大改造工程中被忽视的“地方性知识”，从消极怠工、偷粮漏税等日常反抗中，辨识出可能升级为全面起义的抵抗模式。在后期著作中，他热情描绘那些游离于国家管控之外的“化外之民”——这些边疆“野蛮人”通过袭击粮仓维持自治。斯科特本人恰似这些反叛者，不断挑战着关于国家权力与文明价值的既定共识。
斯科特二十出头时首次造访东南亚。1936年生于新泽西州南部，先后就读于贵格会学校和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在威廉姆斯学院，一位教授鼓励他研究缅甸（Burma，现称Myanmar）。1959年，他以扶轮社奖学金（Rotary Fellowship）赴缅，骑着一辆1940年产凯旋摩托车（Triumph motorcycle）周游全国，最终在曼德勒大学（Mandalay University）研习五个月缅甸语。这段经历奠定了他对东南亚、农民问题与国家形成理论的研究基础。
旅缅期间，斯科特为中情局（C.I.A.）撰写缅甸学生政治报告，并参与当时作为全球学生运动温床的美国全国学生协会（U.S.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政治学家凯伦·佩吉（Karen Page）考证指出，他的中情局经历短暂，但在全美学协的经历显然激发了他对激进政治的兴趣。彼时正值第三世界主义兴起，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纷纷联合，许多高举不结盟社会主义旗帜。随全美学协出访时，他在新加坡会晤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代表，在印尼接触共产党学生联盟领袖（该组织多数成员在1965年反共清洗中遇害）。
越战期间（1960—1970年代），越南农民以简陋武器对抗强权的壮举，促使斯科特思考底层反抗的动机。这一思考催生了他的首部重要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1976），该书借鉴英国左翼史学家E.P.汤普森（E.P. Thompson）的“道德经济学”概念，揭示东南亚农民构建的互助体系——这种以温饱优先的“生存伦理”，构成抵御饥荒与社会崩溃的安全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当局强推土地私有化并课以重税，越南与缅甸农民的脆弱平衡被打破。1930年大萧条席卷东南亚，绝望的小农掀起反抗浪潮：在越南中部，暴动者“捣毁行政机关与税册，焚烧邮局、车站与学校，劫掠酒库，刺杀通敌官员，破坏森林哨所，抢占粮仓，袭击运盐车队”（斯科特书中记载）。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出版时，第三世界革命理想正遭遇幻灭。后殖民政权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往往蜕变为新的压迫机器。从“大跃进”到尼雷尔在坦桑尼亚推行的“乌贾马”村庄集体化，这些以改善民生为名的社会工程，常伴随强制劳动与民主权利萎缩，甚至引发饥荒。即便在印度这样的名义民主国家，政府对西孟加拉邦纳萨尔派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也印证了斯科特晚年的醒悟：“革命催生的强权国家，往往比其所取代的政权更具压迫性。”
这种幻灭感在斯科特的第四部著作《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1985）中尤为显著。1978年，他携妻儿从康涅狄格州迁居马来西亚吉打州水稻产区，试图近距离观察农民抗争。彼时东南亚各国的革命理想已让位于新的国家威权，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绿色革命”——通过新农机与经济作物提升产量——实则损害了贫农利益。
斯科特本期待见证起义，却发现农民采取的是“阳奉阴违、消极怠工、偷物资、装聋作哑、暗中破坏”等隐蔽反抗。吉打州农民向他演示如何用铁丝网和钉子破坏联合收割机，讲述众人如何围堵华裔财团的收割机并浇煤油焚毁驾驶舱。斯科特将此类行为定义为“日常抵抗”——被压迫者最普遍的反抗形式。公开起义虽罕见，但表面顺从下涌动着无处不在的怨恨。
《弱者的武器》揭示的抗争注定徒劳——吉打农民深知无法战胜国家机器，只求延缓生计被剥夺的进程。但斯科特认为，这类无声抗议实则比公开反抗更普遍、更重要，甚至具有颠覆政权的潜力。在后著《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1990）中，他将这种反抗命名为“底层政治”——超越可见范围的政治行为。纵观历史，民众往往通过秘密行动（而非可能招致镇压的公开抗议）抵御国家权力的侵蚀。如18世纪英法农民即便在公有林地被禁后，仍持续采薪放牧，以隐蔽方式捍卫自认为天经地义的权利。
斯科特颠覆了传统的权力观察视角：不必只盯着国家暴力机器与表面臣服，真正重要的反抗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角落——谣言、隐喻、民间故事等从属群体的伪装表达”。这并非屈从，而是“保存实力，以待来日”的生存智慧。在他看来，这种抵抗模式具有普世性。
对反抗的同情与对自上而下改革的本能怀疑，使斯科特逐渐转向无政府主义立场。不同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发起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实践立场，斯科特不参与社会运动，也不提供行动策略。但他与格雷伯共享一个理论前提：拒绝将“文明”视为天然进步。人类历史大半发生于国家体制之外，若透过斯科特所谓的“无政府主义透镜”观察，可见大量直接对抗国家的实践。这意味着即便国家试图改善民生，也常忽视人们自主维持生存、抗拒强制的努力。
《国家的视角》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晶，该书通过20世纪诸多失败的社会工程案例（德国科学林业、苏联集体农庄、巴西利亚与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列宁的建党理论等），剖析国家运作逻辑。这些案例显示，现代国家为实施征税、征兵、执法等职能，必须通过姓氏标准化等手段将社会“清晰化”。书中引述16世纪威尔士案例：一位法官勒令土著将“托马斯·阿普·威廉·阿普·托马斯·阿普·理查德·阿普·霍埃尔·阿普·埃文·沃恩”的父系命名改为简单的“莫斯顿”（Moston）。
斯科特在此展现了颠覆知识等级的一贯偏好：无论规划者如何自诩高明，其社会改造方案都比试图取代的地方实践更简单粗暴。他将地方积累的实践智慧称为“默蒂斯”（metis，古希腊语，意为“技艺”），区别于理论化的“知识”（gnosis），比如美洲原住民“橡叶如松鼠耳时播种玉米”的农谚，或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笔下都市自然形成的“街道眼”邻里监督机制。这种源自牛径（cow paths）演变而来的蜿蜒街巷所承载的社区网络，远比便于管控的网格化城市规划复杂精妙。
1998年出版的《国家的视角》因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退潮的时势，意外被解读为保守主义宣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赞赏，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更邀其年会演讲（斯科特本人对此颇为尴尬）。左翼批评者指出其与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自发秩序”理论的相似性——尽管斯科特明确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驱动的标准化”与社会工程同样有害。他对现代国家的彻底批判，确实令任何形式的政府行动都显得可疑。
时过境迁，我们应将该书视为通过极端案例审视规划局限的镜鉴。在当下住房危机辩论中，斯科特既可被引为反对大规模开发的依据（强调“小步试错、尊重特殊性”），也能为放宽分区限制提供理论支持（主张“为人类创造力留空间”）。这种张力使其同时吸引左右两翼。
面对气候危机，《国家的视角》提供的视角更为复杂。斯科特对自然资源管控的分析，可解释水力压裂与输油管道的泛滥；但应对全球变暖显然需要跨国协作与国家强力干预——建设可再生能源设施、淘汰火电厂、改造建筑能耗系统等。在此背景下，斯科特倡导的“审慎渐进”很可能被弃若敝屣。
颇具反讽的是，这位地方知识的捍卫者，晚年却以“知识帝国”式的宏大叙事收官。《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与《反谷：农业国家的深层历史》（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纵览千年文明史，论证古代国家（东南亚稻作政权、美索不达米亚麦作政权）的形成并非农业自身优越性使然，而是因其便于国家征税、征兵。在这些“清晰化”政体之外，始终存在逃避统治的流动农业群体。
斯科特将文明进程视为复杂性持续流失的过程：“从采集狩猎到谷物种植的简化程度，不亚于从农耕到流水线劳动的退化。”据此，所谓“文明崩溃”对边缘群体或许是“解放时刻”。他承认黑暗时代“留给考古学家的遗迹更少，博物馆藏品更稀”，但认为这恰说明“许多臣民获得了自由与福祉的提升”。无政府社会不立丰碑，却为另一种社会发展可能提供了想象。
有批评者指其浪漫化“无法无天”的边疆生活，尤其在《反谷》与《不被统治的艺术》中美化游牧民族的平等主义。《洪水颂》更将抵抗主体拓展至非人类——书中争议章节让河蚌、江豚等水生生物“控诉”人类治水工程。但即便在最富争议处，斯科特的作品仍精准击中了当代人对生态危机与威权崛起的焦虑，既传递“文明先天缺陷”的宿命感，
又暗示危机中孕育的变革可能。
去年十月，在斯科特的追悼会上，组织者分发的帆布袋印着”拒绝被统治”的标语。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服从”正是他全部著作的核心精神。在2012年出版的短篇著作《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Two Cheers for Anarchism）中，他如同当代梭罗般，将反抗奉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书中将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士兵的逃亡视为推翻奴隶制的关键因素，甚至称赞越战时期士兵用实弹手榴弹清除长官的行为（fragging）。在斯科特看来，威权主义的消亡从来不是依靠“革命先锋队或暴动群众”，而是源于“数百万普通人沉默而顽强的抵抗、退缩与桀骜不驯”。正如“无数珊瑚虫在无意中堆砌出礁盘”，他写道：“千万次违抗与逃避的行为，终将构筑起属于他们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屏障。”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