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4月23日至24日，备受瞩目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文物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首都北京盛大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以及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经过一番激烈而审慎的讨论与权衡，最终评委们通过庄重的投票环节，从
2025年4月23日至24日，备受瞩目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文物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首都北京盛大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以及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经过一番激烈而审慎的讨论与权衡，最终评委们通过庄重的投票环节，从众多优秀的遗址中精心选出了包括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在内的十处遗址，并将其定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面貌，更让我们得以古人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琉璃河遗址见证了朝代的更迭与社会的变迁；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它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前候选环节，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是以这般极具历史韵味和文化内涵的方式推介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封疆授土，太保墉燕。”
当我们论及夏商周三朝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以“奴隶制”社会来进行概括与描述。然而实际上，夏商两朝推行的是“方国联盟”制，周王朝所采纳的则是“封邦建国”制，所谓的“封建”一词正是起源于西周时期。故而，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言：“夏、商、周、汉因封建而延续，秦因郡邑而短促。”由此可以看出，“封建”一词并非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是近代学者在引入西方社会形态以后，重新为“封建”赋予了新的内涵。
自秦以降，汉、晋、明在总结前朝兴衰得失的经验之后，施行了郡国并行制，也就是说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存在着部分的分封制。其结果是，那些被分封出去的诸侯王，从名义上来看，的确是中央政府的臣属。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封地实实在在的统治者。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掌控着军队，拥有开矿与造币的权力。这种情况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大幅下降。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王朝的分裂。比如，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初的“靖难之役”。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给“封建”社会扣上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帽子，认为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基于封建制度下分封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它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使得社会发展陷入混乱和停滞的困境。
但是，倘若我们细致地研究西周的资料，便会发现西周时期的分封远比我们现在想象得更为复杂，这是一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卓有成效的政治设计与政治智慧，是周王朝延续八百余年的政治基础，与后世汉晋明的分封制截然不同，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思考和评价。
▲利簋，又称武王伐纣簋，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底部有铭文33字，证实了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前1046年1月20日
提及西周，我们就无法回避武王伐纣。鉴于历史文献的缺失，我们在古籍之中仅能觅得关于这场战争的只言片语。倘若这场战争果真如史书记载得那般简单，纣王的军队临阵倒戈，那么在这场“零”伤亡的改朝换代之后，新生的西周政权又该如何去治理以商人为主体的庞大帝国呢？故而，武王在伐纣成功以后忧心忡忡地言道：“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意思是说，商王朝建立时，有三百六十个贤人，他们至今还没有灭亡，一直延续到现在。
如何安置这些殷商的臣民，武王就请教身边的三大谋臣。姜子牙勇猛好战，建议将降周的商人全部杀死；召公奭公正严明，建议先对这些降周的商人进行审判，杀死有罪者，留下无辜者；周公旦仁厚多慈，建议对这些降周的商人以仁德统治，采取“以商治商”的模式，管理殷商聚集区。武王采取了周公旦的建议，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封于殷商陪都朝歌（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封于殷商旧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史墙盘，盘内底部有铭文284字，记述了西周早期诸王和微氏家族六代的事迹，现收藏于陕西省扶风周原博物馆
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的史墙盘有亦记载了西周初年周武王妥善安置降周商人的事迹：“......武王既践商，微史剌祖廼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其大意是：武王伐商后，微史剌（烈）祖觐见武王，武王命周公旦为他在周地安置了存身之所。
专家分析，微史可能来自微子启的殷商家族，在微子启就封宋国后，微史没有跟随微子启去宋国，而是在向武王表示忠心后，被周公旦安置在了周地。
西周初期施行的“以商治商”“以夷治夷”的治国方略，旋即便使初建的国家趋于稳定。然而，周公旦终究小觑了殷商遗民强大的反抗之力。周武王立国三年便溘然长逝，武王年幼的长子姬诵承继大统，周公旦代为摄政。留守中原监视殷商遗民的管叔、蔡叔和霍叔，对周公旦摄政心怀不满。先是散播周公旦怀有“不臣之心”的谣言，继而又联合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奏响了反叛的号角。与此同时，蛰伏在山东地区的东夷诸部亦随之应和，一场足以将西周王朝倾覆的反周浪潮汹涌而至。
因“恐惧流言”而辞别朝堂的周公旦重新被启用，在姜太公、召公奭的支持下，周公旦再出三门峡，沿着武王曾经走过的道路，拉开了长达三年的“二次克商”之路。
周公东征的的史实虽然在史书上记载得极为略，但仍然在后世出土的青铜器上得到了实证。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禽簋铭文就记载了这一重要史实。禽簋铭文记载道：“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脤祝，王赐金百寽。禽用作宝彝。”大意是，周王征讨奄侯时，周公旦训导其长子伯禽，伯禽以脤器致祭，周王赏赐伯禽金百寽，伯禽就拿来作宝彝以资纪念。
▲禽簋，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器内铭文讲述了周公二次克商征奄时，周公长子禽祭祀的史实。
据传世文献所述，商王朝创立之后，时常遭受天灾人祸的侵扰。而商王朝所遵循的“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更是致使王族内部纷争不断，动荡难安。为此，商王朝只得屡次迁都。直至盘庚之时，他将都城由奄迁至殷后，“更不徒都”。以前，通常都认为奄位于今之山东省曲阜市，然而在曲阜市始终未能寻得商城遗迹。直至 2024年10月，考古专家对处于沂蒙山腹地的东安古城及周边遗迹展开现场勘察后，进而确认此为一座商代古城。因此，史料中记载的奄地或许便在此处。通过禽簋的铭文记载我们能够察知，周公旦二次克商之际，身为老牌殷商遗民的奄，亦参与了反周浪潮。伯禽随其父亲周公旦一同参与了此次东征奄地，且因祭祀有功，获赐了周王的封赏。
王朝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得以解除之后，周天子与周公旦再度审视了天下之格局，并对前期所施行的“以商治商”“以夷治夷”的治国方略予以了升级。首先，周王朝建国之后，定都于镐京，其军事力量都集中于关中平原，而在三门峡以东的中原地区并无稳固的落脚点；其次，“以商治商”存在致命的弊端，倘若不从体制层面予以根治，难免会再次爆发所谓的三监之乱。
其实，第一个问题早在周武王在世时，就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了。武王伐纣胜利后，为了感谢上天的垂爱，曾在嵩山举行祭祀天神的大典。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天亡簋曾有“王祀于天室”的铭文，有学者指出，“天室”可以读作“太室”，这正是嵩山的主峰太室山。武王登上太室山，举目四望，最后决定在伊洛两河相交的地方营造一座“新邑”，这就是成周洛邑。不过，我们更熟悉它现在的名字：洛阳。
珍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何尊如实地记载了这段往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才四月丙戌，王诰宗小于京室，曰：昔才尔考公氏，克逑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意思是说：周成王初迁都城，居住在成周。成王按照武王时的礼节，祭祀天地。四月丙戌，成王向宗室成员说：你们的父辈曾经帮助文王获得了天命，到武王克大邑商时，则告答上天说：我将在天下之中的“中国”居住，在这里治理我的子民。
▲何尊，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尊底部有铭文122字，”宅兹中国“系首次出现
在何尊的这段铭文中，不但讲述了成王初迁成周居住的史实，而且还首次出现了“中国”二字。此处的“中国”意为“天下中央之城”，其后才逐渐演变为如今我们所指称的“中央之国”。何尊，恰是因其铭文中的“宅兹中国”，从而成为了国宝中的极品，它不但成为了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入选了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在第一个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周公旦对西周初期的分封制予以改造，推出了更为实用的2.0版本：封土与授民。西周初年之所以会爆发三监之乱，其主要原因并非在于管叔的蛊惑，而是在于根基深厚的殷商遗民依旧留居祖地。例如，武庚禄父受封的朝歌、东方的奄地和蒲姑，这些皆是殷商遗民的聚集区，他们欲爆发叛乱，周边的姬姓诸侯国也只能徒有心力而无能为力。
因此，周公旦在新分封诸侯国时，赐予诸侯国的不仅有土地疆域，还有人口。这些人口可不是受封地的原著居民，而是从其他殷商遗民聚集区迁入的。比如，周公旦的封地在山东曲阜，周公旦派长子伯禽就封时，带走的不仅仅只有册封文书，还有原居中原殷都地区的“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召公奭的封地在燕地，召公奭派长子克就封燕地时，同样带走的不仅仅有仪仗宝器，还有人口氏族。
铺垫了这么多，现在，我们终于要谈及刚刚被国家文物局评选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了。燕国，作为西周初期的姬姓诸侯国，是西周政权在北方构筑的一座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桥头堡，对内可以压制殷商的残余势力，对外还可以抵御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袭。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众人皆知在华北平原有个声名远扬的燕国，但人们从未见过带“燕”字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
这种尴尬的局面，终于因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而被迎刃而解。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早在解放前便已被人发现，然而由于未出土珍贵文物，遂被人们遗忘。自1973年起，北京考古工作队对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展开了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伴随着作册奂青铜组合、堇鼎、克罍、伯矩鬲等带有“匽”字铭文的青铜器的出土，深埋地下3000余年的燕国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作册奂青铜器组合，这些青铜器铭文中的“大保墉匽”证实了太保召公奭被封燕地的史实
其中，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西周燕国墓地的作册奂爵存有这般铭文：“大保墉匽，延宛匽侯宮，太保赐作册奂貝。”其大意如下：太保在匽筑城，并于匽侯宮举行祭礼，其后赏赐给作册奂贝，作册奂为其父亲辛制作了此件礼器。此处“大保”即“太保”，所指者是召公奭，“匽”即“燕”，所谓“墉”，乃为筑城。这件作册奂爵不但证实了召公奭被封于燕地，甚至还参与了燕地的筑城事业当中。这或许便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推介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时，要使用“封疆授土，太保墉燕”的缘由吧。
▲克罍，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内有铭文43字，记载了周成王册封召公奭长子克就封燕的史实
而同样出现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西周燕国墓地克罍上的铭文，介绍得更加详细：“王曰，大保，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使羌，貘、虘、驭、维。克宅匽，纳土，有司，用作宝尊彝。”其大意是：王说，太保，你心思智慧，服侍君主。我分封国土，供你享用。命克（召公奭长子）建都于燕，带羌，貘、虘、驭、维等氏族前往。克来到匽地，建立住所，祭祀，并制作这件罍作纪念。通过这件青铜器的铭文，我们可以证实西周此时的分封，不仅有土地疆域，还有人口氏族。我们通过这些氏族名称来看，应该不是关中地区的周人，极为可能是殷商遗民或者其他偏远地区不服管教的氏族。
同时，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推介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部分墓葬于腰坑内殉狗或在填土内殉狗，存在随葬动物左前腿的现象。”腰坑葬是典型的殷商墓葬形式，此类墓葬葬俗与安阳殷墟典型的商人墓葬大致相同。而此次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平民墓葬群中发现的腰坑葬习俗夹杂在其他平坑葬习俗的墓葬当中，这表明此时的周人与商人已然实现了和平共处。
西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王朝，在其建国初期，曾陷入一片混乱与动荡之中。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社会秩序的亟待重建，都使得西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在这艰难的时刻，正是新型分封制的推行，迅速地扭转了西周的局势。庞大的西周帝国，正是依托于这种新型分封制，进入了历代文儒士向往的“刑错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的时代。
来源：旅行者说文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