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宋代岭南谪宦的诗文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其时岭南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的记叙，这些记叙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谪宦与各民族民众间的交往、认同与互谊。一方面，宋代岭南谪宦能够摒弃师心自用的冷峻、偏见心态，代之以客观友好的态度与岭南各民族民众进行互动

感谢蔡龙威老师赐稿

原文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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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谪宦诗文看岭南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

文 / 蔡龙威 李晶晶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

[摘 要]

[关键词] 宋代岭南；谪宦诗文；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

宋代中原文化南移的途径之一就是伴随着官员南放的足迹而出现的，其主要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受宋廷差遣至岭南诸州郡的官宦，出于倡导学风、推崇教化之目的而于治界所创建的学校书院等，如仁宗时知琼州的宋守之“教诸生读五经于先圣庙，建尊儒亭，暇日躬自讲授，由是州人始知向学”；另一种则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流贬至岭南的大批谪宦，如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秦观、苏辙、郑刚中、邹浩、寇准、孔平仲、张仲宜、丁谓、郑侠、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他们在谪居之地开学馆，办书院，讲明道，育生徒，对岭南地区汉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因篇幅之缘由，对第一类姑置勿论，仅撮述第二类被贬至岭南的谪宦。这些宋代谪宦在贬地岭南多有诗文创作，他们的文学创作已成为岭南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岭南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同时，这些创作亦为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岭南多民族士人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丰富的史学资料价值。但在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对此方面的关注程度和挖潜深度，还远未能与其该有的实际意义相埒，亟须引起重视。

一、宋代岭南谪宦的文化传播活动

宋时，有不少官员因在权力斗争中遭受訾毁迫害而被贬居岭南，岭南遂成为朝廷流放罪人的主要场域之一，正所谓“五代以来，诸方割据，罪人率配隶西北边，然多亡投塞外，诱羌戎为寇。乙丑，诏自今当徙者皆配广南。”南宋初年，金兵屡次南侵，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连甚为“偏僻”的海南亦多有北方流徙民众。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由北方迁入岭南广南西路的移民也不少，仅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就有安置贬官到容州、钦州、宾州、柳州等地，如李纲在被贬往岭南琼州的路上，途经粤西容州之际所作《清明日得家书四首其三》：“欲归归未得，留滞绣江滨。感慨伤春望，侨居多北人”即为明证。南宋大诗人杨万里于《寄题八桂张松卿义庄》中亦曰：

张氏避毡裘，邢迁来桂州。买田同族食，作计岂孙谋。

公艺君今是，希文古罕俦。荆花再连理，萓草更千秋。

此诗后自注：“张氏避地自邢来桂，此庄松卿奉母夫人之命为之。”诗中所述张氏举家从燕赵之地迁入广南西路之桂州，奉母命“买田同族食”之事略，当为其时北人南迁历史洪流中的生动写照。直至南宋末年广南东路的南恩、新、循、梅、高等州，广南西路的宾、雷、容、琼等州，仍为流宦谪贬的“远恶州。”因此，陈瓘曾戏言：“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

大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谪宦们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实现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一方面在岭南兴水利、垦荒田、崇教化、移风俗，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谪宦们多为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的诗文创作对传播岭南文化，改善中原人对岭南固有的荒蛮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如胡铨遇赦回朝后，孝宗与之对话：

上曰：“卿在海南，为诗必多。”

答曰：“臣向居岭海时，日率作诗十数首。初任福州佥判，以诗词唱和得罪，故迁新州。及居新州，又以此获谴，复徙吉阳军。甚矣诗词能祸人也。”

在南宋“诗词能祸人”的高压政治氛围中，“日率作诗十数首”的作者自会面临极大的险境与灾难。但以胡铨为代表的谪宦文人们却须臾无法离开创作，他们的诗文描绘了岭南优美自然人文，使岭南逐渐被中原人士了解与接纳。因此，包括谪宦在内大量移民的到来，使岭南本地风俗为之一变，如容州“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

（一）“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以平等心态处理民族纠纷

宋代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羁縻政策。对此，宋真宗曾言：“朕常诫边民无得侵扰外夷，若自相杀伤，有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此尔。”而羁縻政策之感化与怀柔等一系列具体操作方式均可在此期岭南谪宦的诗文中找到注脚。在此背景下，随着对岭南本土少数族群日益深入的了解和体认，不少有远见的谪宦认识到了民族平等的重要意义。如苏轼谪居岭南时，高度赞美海南各族人民的和睦共处：“琼崖千里块海中，民夷错居古相蒙。”又如南宋“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曾于淳熙年间知静江府，其在送别赴官粤西之同僚时作《送韩宜州》：

顷年未识宜州面，已信诸贤品藻公。幕下从容逢益友，胸中肮脏本家风。

一麾且与宽凋察，华发应无慕勇功。从古安边须自治，人情初不间华戎。

由诗句“从古安边须自治”可知，在宋廷羁縻之策得以实施的广南西路地区，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自治已成为了可能。这种自治突出表现为予有功首领以官禄，俾还治其民。如南宋绍兴间，“琼山民许益为乱，王母黄氏抚谕诸峒，无敢从乱者，以功封宜人”，虽然“宜人”只是一种命妇的称号而非实权，但从中可知晓宋廷笼络峒首以统领其众的内在理路。正因宋时岭南少数民族在羁縻制度下有了内部事务自治的可能，使得其与汉族能够和平共处而相安无事。张栻于诗中勉励韩宜州要燮理边情，淡化勇武，以自治的方式来安边定疆，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平等思想。

而当岭南少数民族发生“叛乱”之时，谪宦文人亦能用平等客观的思想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如李光在《海外谣并序》中对海南黎人滋事原因的觇窥：

琼、崖、儋、万四州，限在海外，地理险远，输赋科徭，率不以法。所出沉香，翠羽、怪珍之物，征取无艺，百姓无所赴诉，不胜其忿，则相煽剽剋……致寇之因，实缘赃吏。

诗序对海南黎民被迫为“贼”并遭遇镇压给予了同情，而对贪官污吏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在诗序中进而说明了写此长诗的缘由：“予惧叛民虽熄，而赃吏愈炽，因摭其起事之因，作《海外谣》一篇，庶几采诗者达之诸司，稍更旧法，精择廉吏，使吾赤子咸被恩泽，不甚幸欤？”表达了对海南黎民的深切关怀。而曾侍亲海南的苏过则对这一顽疾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当饬有司严约束，市黎人物而不与其直者，岁倍偿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赂者，不以常制论……贪胥滑商不敢肆其奸，边自宁矣”，表现出可贵的民族平等思想和理念。

有些岭南谪宦还以实际行动为解决民族纠纷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胡铨曾于海南崖州造“洗兵亭”，取杜甫“净洗甲兵长不用”之意，引导黎汉人民以平和手段解决民族纷争。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有载：“见军守者荷枷絣西庑下。酋指而语曰‘此人贪虐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切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要之为一州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擅杀人也。’酋悟，遂释之。”张生有感于胡铨的救命之恩，以上客待之。这则史料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谪宦文人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平等思想，以和平方式解决民族纷争的努力与成就。

（二）“尼父道行千载后，坐令南海变东周”——建学校，育人才，崇教化

岭南自古民族驳杂，有“百越”聚居。宋初“尝诏牧守，立庠序，以崇化厉之本，而吏喜文法自进，故于教育之道缺然。”南宋陈藻客游融州有云：“千载蛮风尚有存，此来闻见不堪论”，即为此蛮化落后之真实写照。对此，《礼记》有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对宋廷而言，于岭南辑绥少数族群自然是治国安邦中的优先选项，而成败与否的关键则在于以儒家文化化融少数族群的成效。因此，宋廷“欲使边氓同被文化”，“恃文教而略武卫”，为少数民族设置的学校、书院等机构蓬勃兴起，培养了大批本地英才，使岭南少数民族日益融入到中华文化当中。

学校设置方面，海南岛官办学校建置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诏始，后又几经兴衰反复，至南宋才臻于完善。这个过程在岭南谪宦文学中得到了生动而完整的反映。哲宗绍圣五年（1097）被贬儋州的苏轼在《和陶示周掾祖谢》中作了记录：

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

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

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永言百世祀，未补平生勤。

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

此诗是海南因邦风落后而教育复归于衰败的真实写照。但“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虽岭海万里，莫不建学，而立之官师”。如宋徽宗崇宁三年，年高德劭的黄庭坚遭编管宜州，仍“日与州人士讲学，讽咏其间”，丁谓为崖州司户参军，于祁寒溽暑中“教民读书著文”等，均深得当地民众爱戴。到了南宋时期，岭南各地州学校教育得以不断发展完善。如容州州学曾在绍兴、淳熙、咸淳间四次修整。张浚居连州，亦构书院于嘉鱼坊。绍兴八年（1138），理学家高登贬知古县，释奠先圣，重修县学，并指出“学术不正，风俗随以坏”，学校教育之目的是“明人伦”，“变学术于一方，而善风俗于百年”。李光则直接参与了郡学修复的过程，如其《郡学落成之初，八月二十二日陪郡守同来，仍榜“郡学”二字，遒劲结密，观者兴叹。是日燕郡僚并学职，郡守谓予本起诸生，俾予燕集，因成鄙句，呈逢时坐客》一诗，即为明证。再如胡铨谪吉阳军，大倡教化，“吉阳士多执经受业者”，甚至亦有黎人“遣子就学”等等。宋代谪宦的化雨春风滋育了文化荒芜的岭南，这在谪宦文人的诗文中得以反映。南宋高宗时，“四名臣”之李纲谪返北归，途径容州时亲见育材堂弦诵之音不辍，有《题容州学育材堂》云：

治世崇儒术，胶庠万属临。自从驰羽檄，谁复念青衿。

贤守来南纪，宏规肇泮林。飞翚开讲庑，皷箧拂书蟫。

采藻绣江水，仰高都峤岑。潜消戎马气，初习稚歌音。

洙泗道非远，张姜贤至今。栽培成楚梓，追逐见南金。

常衮闽风变，文翁蜀化深。愿言游学者，勉副育材心。

据南宋容州训导余炁《重修容学记》载：“容之学校，始于自唐，成于我宋，文风视古为最盛焉”，并于南宋初而得名“育材堂”。至绍兴四年（1134）李纲北归时不过六年光阴，却能有如此规模盛况，实属难得。历来秉持“治世崇儒术”理念的李纲于此欣然题诗，以鼓励士子潜心修习。可以说，岭南学校的设置与发展，对于提升绝塞边徼之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致于当时的岭南“文学彬彬，不异闽浙。”

涵育人才方面，宋初岭南科举及第者人数远逊中州，“二广据五岭之南，凡四十余州，而番禺为钜镇，至于士人之知名者独少，而业文摧第，及劣于他州”。由于岭南移民中知识阶层人员较少，谪宦遂成为知识阶层迁徙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量谪宦的到来，给海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谪居海南岛崖州的胡铨“日以训传经书为事，向当地学徒讲解《周易》《春秋》《周礼》。”郑刚中谪封州与州学诸生过从甚密。于州学东池养鱼，作为养士的经费。折彦质谪昌化军“与寓士许廷惠辈效司马光真率会为乡约，五日一集，太守李行中与焉。”这些岭南谪宦潜心育人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为岭南培育了大量的人才。以至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郡试于有司者，至三百余人……学者彬彬，不殊闽浙。异时长材秀民，业精行成，登巍科、膺膴仕者，继踵而出。”如苏轼的弟子姜唐佐后来成为海南岛本土第一位举人。胡铨经过临高县时，“里人戴定实从受《春秋》大义”，后来戴定实成为临高第一位举人；胡铨一再遭谪，直到吉阳，“吉阳士多执经受业者，凡经坯冶，皆为良士。初吉阳贡士未尝试礼部，公勉之行。及位于朝，乃请广西五至礼部者，乞不限年与推恩，自是仕者相踵。”绍兴年间，高登削籍、流容州，四方士执经者数百人，高登为其讲《中庸》《大学》之道。当时从之者姓名可考者有李弥章、卢大勋、李飞英、李瑞礼、罗述、萧岩、黄宗之等人，等等。

推崇教化方面，宋代岭南谪宦更是直接担负着以儒家礼义教化少数民族民众的任务，如李纲《南迁道郁林，郡守王君示古律诗一篇，北归，辄成两篇以答其意》其一：

山围古郡碧周遭，陆绩衣冠雅自褒。海上来归怀麈尾，鬓间空叹长霜毛。

易书顾我耽成癖，诗笔怜君老更豪。此去龙城幸非远，不须巨石压云涛。

此诗乃南宋绍兴年间，贬谪海南岛的李纲遇赦得以北归途中所作。诗作将王君与陆绩作比，十分契合郁林当地之历史人文。与此同时，经由研读这些岭南谪宦的诗文，我们大体亦可感知岭南文化整合历史进程的脉络。以文治教化为主要方式的文化整合成为了谪宦文人写作的题材。如任浔州知州的廖德明，卓有政绩，其下属许县尉所作《庆浔州廖太守四首》其四云：

登瀛学士自瀛归，古锦囊中百政奇。春草池塘曾入梦，梅花厅院屡题诗。

南州暂屈陈文惠，北斗重瞻韩退之。惠政三年聊复耳，斯文千载重为期。

此诗为贺廖德明寿辰而作。作为下官在贺诗中有溢美之辞实属正常。但从史料来看，作为朱熹的门生，廖德明传承师父之衣钵，以宋明理学教化民众，劝引文人士子用心攻读，则是发自内心的。许县尉尊其为“真儒正学”，亦绝非妄语。诗句“南州暂屈陈文惠，北斗重瞻韩退之”，则用北宋时曾因忤旨而被谪潮州之陈尧佐典故，比之知浔州敭历的廖德明。但作者非为言说廖德明遭贬之不幸，而是褒奖其儒学正统的风度，从而使浔州得以形成礼乐彬彬的面貌，更好地在精神与文化上融入华夏文明。

二、宋代岭南少数民族对华夏文明的“闻风感慕”

所谓“闻风感慕”是“指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承认群内新文化或群外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经过认同后的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将被接受、传播。”一般来说，多族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的和融局面，文化认同则必是其中之关键所在。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体认则是宋代岭南民族交融的前提和基础。

（一）亲认同、遵汉俗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炎黄后裔自居，认同与汉民族的亲缘关系。这一方面是因其认可汉民族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也是为其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依其学说，北狄、南蛮、西戎和东夷，皆为华夏领袖将有罪之臣贬至四方而生，亦即他们均为黄帝的后裔。受司马迁华夷民族共祖同源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政权普遍重视血缘与历史文化认同，进而有利于加速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进程。

在与汉族交往中，宋代岭南少数民族产生了一种自悲感。于是，希望能通过对汉族的认同，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从诸多历史文献来看，宋代的广南生活方式普遍原始落后，《宋史·地理志六》言：“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人病，不呼医服药。”所以，“虽土司人民，亦渐耻沿旧习。与此同时，“北方流寓者日益众”，很多岭南谪宦如黄庭坚、苏轼、胡旦、刘挚、王十朋、冯时行、李曾伯等成了当地移风易俗的有力推行者，致使岭南地区的社会发生了变化。如广南西路梧州“衣冠礼度并同中州”；贺州“士知为学，民知力田”；广南东路儋州亦“衣冠礼乐班班然”；海南琼州“民俗于变，可与中州比。”在汉族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下，南宋岭南少数民族日渐融合到汉族之中而“无南北之分矣。”大诗人陆放翁言：“予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观。”他们将华夏习俗带至岭南，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民风习俗的流变。在礼仪教化上，“出相弟长，入相慈孝，以为柳河东教化之及”；在节日风俗上，受中原节日风俗的影响，“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在婚丧嫁娶上，“婚嫁礼仪颇同中夏”；在饮食习惯上，如唐宋以前南方民众对麦的态度是“贵稻轻麦”，甚至认为麦为“恶食”，至两宋，随着大批士民涌入岭南，北方民众喜吃麦食的习惯亦遍及广南诸路，从而带动了岭南本地对小麦需求的激增，“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等等。

（二）用汉字、说汉话

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世栖于岭南之壮族原有本民族用以交流的语言，而缺少用以传播的书面文字。在与汉族日渐密切的交往过程中，一些壮族文士依据汉字的形态结构和语音韵律，并结合壮语自身的实际特点，创造出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土俗字。而岭南壮族民众所使用的土俗字在唐代壮人韦敬辨所著《智城洞碑》中已有相关记叙，至南宋范成大所著《桂海虞衡志》中则有“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的记载。这种由两个汉字合并而成的土俗字，被宋代岭南广南西路的壮族民众广泛应用于各种公文、碑刻及族谱当中。宋时岭南少数族群不但创有自己的文字，同时还积极修习汉语。如在其时的黎族民众中有不少人能够较为熟练地掌握汉语，据史料记载：

措置说谕黎人，示以朝廷德意威命，使之自新，退复省地。如能说谕收复者，量功立赏。任内有侵犯省地，或逃失省民，亦重责罚。其先省民逃居黎峒之人，守臣多出文榜，招诱乡业。

此为招抚叛乱之黎人的文榜，以汉语写就，表明边地省民中多有识汉字者，以致于其“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语言则已通矣”。汉语亦成为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通用语言，宋时岭南的少数民族民众会说汉话者也不少：

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日将晚，或吹牛角为声，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始知其为黎也。

可知当时出入州县墟市的边地黎人，因换装汉服进行交易而能不为汉人辨出，说明其运用汉语进行言说的交际水平已然很高，几与汉人无异，体现出其主动吸收先进文化的自觉能动性。

（三）通经文，成名儒

宋代“岭南郡县，近世人物为少。”随着一大批儒学素养精深的谪宦文人贬居于此，对儒学在岭南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岭南“人文自宋而开”，并出现了人物兴盛的彬彬局面。如岭南本地之王大宝于高宗时得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等。再如同一时期的崔与之、刘镇、李昴英、葛长庚、陈纪等岭南本土文人相继登上文坛。这其中，最为典型者当为“空怀济时之术业，枉蕴忧国之丹诚”的折彦质，其为官甚得赵鼎赏识，有诗《超然亭》云：

超然亭上鬓毛斑，浩荡秋风小立闲。岂为诗情堪过海，祗缘脚力要寻山。峭峰断续天容缺，高垒萦纡地势悭。回首不堪东北望，桂林万里是秦关。

此诗乃作者途径桂林，寓居西山寺时所作，表达了因遭受贬黜而心生沉痛悲凉的意绪。全诗无论是在意象的运用上，还是在思想的表达层面，均达到了具有高度文学素养的汉族文人的水平，从这方面来看，折彦质已与汉官无异。

与此同时，宋代的岭南本土文人在谪宦文人的影响下，其文学创作亦由贵族上层文学向民间化文学发展。两宋时期的岭南，出现了一批下层人民出身的文人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覃庆元、冯京、韦星、区希范、区革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时，另有自学儒家文化而参加科举者，如宜州“有区希范者，思恩人也。狡黠颇知书，尝举进士，试礼部”；仁宗朝广源州侬智高，“故狡狯，能属文，尝举进士”等。这些受谪宦文人影响的本土文人之创作，已高度显现出沐浴儒家诗文洗礼后的通儒形象。如覃庆元，籍融州，为岭南壮人，“景德进士，大中祥符间拜御史中丞。庄重不阿，遇事敢言，举朝服其公正”。所作诗文，受“西昆派”之杨亿赏识。其诗唯存《登立鱼峰》一首：

载酒听莺语，春风到处吹。鱼峰如有约，蜡屐正相宜。

立鱼峰“在（桂林）西山后，雄伟高峻如植立一鱼，余峰甚多，皆苍石刻削。”此诗当为作者登临立鱼峰的即景抒怀之作。与文士故友着蜡屐而载酒登游，时莺歌燕语，一派汉族魏晋名士的风雅与春风得意。

再如蒲寿宬，号心泉，阿拉伯籍。南宋咸淳七年，知梅州，“在官俭约，于民一毫无所取”，著有《合泉学诗稿》。其诗各体兼备，题材颇广。突出特点是直描底层人民的生活。如《牧童歌》：

软坡便伫犊，凉荫聚群髻。一竖忽然起，恐牛残豆苗。

倦来牛背卧，一觉度前冈。牛饱儿呼馁，归来喂芋香。

生来在田野，少小学耕锄。敢望多名誉？谁人挂角书！

芳郊望无际，逐草任西东。世上千场梦，人间一笛风。

诗中表现了放牛牧童乐天豁达，天真活泼的情趣取向和思想境界，结句“世上千场梦，人间一笛风”，堪称精警。此诗无论是在思想主旨上，还是在艺术水准上已与其时汉族士大夫文人无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曰：“其诗颇有冲淡闲远之致，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绝非乡壁虚造。

三、岭南多族士人的品赞与交谊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的本质在于“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行为。”这种在肯定各擅胜场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行为，为宋代岭南各族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更欲何处寻佛国，此生真欲老蛮乡”——对岭南风物之品赞

岭南远离中原，宋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生活环境困窘贫苦，是众人眼中的不毛之地。但是，众多谪宦贬居岭南后，却发现了岭南的山清水秀和物产丰饶。而当地民众盛情的款待和岭南风物的优奇又抚慰了谪宦文人们思念乡梓的苦闷，他们开始正视岭南的美好，用乐观积极的心态适应岭南的生活。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五有云：

予大观间见供备库使李（缺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职度五岭、历二广，差遣北归，已七十九矣。得监东太乙宫香火，其体力强健，行步如四五十许人。宣和间，其族人云尚无恙，乃信元微之商山赋《思归乐》言赵卿事不诬，而东坡《答参寥报平安书》云：“虽居炎瘴，幸无所苦，京师国医手里死汉甚多。”此虽宽参寥之语，与元微之至商山所赋，盖为不独炎瘴能死人，其理之常然者，非过论也。

宋代谪宦文人对岭南瘴气态度的转变，是其开始对岭南风物进行接纳的标志。由此，其在谪居岭南的诗文书写中不再聚焦诸如毒草、毒蛇、瘴气等令人心生恐惧的意象，取而代之的是对宋代岭南风物的欣赏与赞美之情。

在饮食方面，诸如苏轼谪儋州后言：“人言天下无正味，蝍蛆未遽贤麋鹿”，梅挚亦云：“我爱昭州酒，千家不禁烧”，周去非曰：“缕肥肉，合以为鲊，味颇美”等等，均已能够客观辩证的看待岭南人的饮食习俗，这些对当地“奇物”的接受乃至赞扬的诗句，表明宋代谪宦文人对岭南文化习俗的偏见在淡化。在去除偏见后的谪宦文人心里，满目所及皆为值得传颂的意象，如在宋代广南西路长有令誉的修仁茶即为一显例。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静江府修仁县产茶，土人制为方銙，方二寸许而差厚，有供神仙三字者，上也；方五六寸而差薄者，次也；大而粗且薄者，下矣。修仁其名乃甚彰。煮而饮之，其颜色惨黑，其味严重，能愈头风。”对此，很多谪宦文人亦在诗文中予以正面赞颂与传唱。如孙觌《饮修仁茶》、李光《饮茶歌》、邹浩《张纠惠吴洞簦》、范成大《食罢书字》等诗人诗作对修仁茶的赓和觞咏即为确证。再如谪宦们对柑橘的描述，曾几有“流泉喷雾真宜酒，带叶连枝绝可人”，李纲有“珊瑚枝干碧玉叶，结实璀璨罗繁星”等，特别是李纲的《食橘》甚为有名，诗从形状、颜色、味道等多角度对柑橘进行了细腻的描绘，可谓侔色揣称，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在风物方面，暌隔故土的谪宦们心生一种“土风渐觉异中华”的异域风情感慨。如茉莉花因其自为高洁的品性，亦逐渐被贬居于此的谪宦们视为知己，“闽广多异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为众花之冠。岭外人或云抹丽，谓能掩众花也”。生在蛮荒，皎洁清香的茉莉会令谪宦文人们联想到自身屡起屡踬的际遇。如建炎三年，谪居海南的李纲在孤寂中把茉莉视为知己的吟唱：“清香夜久偏闻处，寂寞书生对一灯”；李光则因“影翻凤尾槟榔叶，香散龙涎茉莉花”，而生不以贬谪为意的爽朗超脱心境；郑刚中更是写出了“荔枝受暑色方好，茉莉背风香更幽”的句子；王十朋则以“没利名嘉花亦嘉，远从佛国到中华。老来耻逐蝇头利，故向禅房觅此花”来表达自我不屑蝇营的濯缨之志；刘子翚《次韵茂元茉莉花诗二首》其一言：

翠叶光如沃，冰葩淡不妆。一番秋早秀，彻日坐傍香。

色照祗园静，清回瘴海凉。傥堪纫作佩，老子欲浮湘。

似经清水洗礼后的茉莉花，无须过多的妆容与修饰，清秀的茉莉花朵天然具有清新脱俗的淡雅品质。不由得吸引诗人彻日伴其左右。茉莉花的清香之气似乎还将燥热之瘴气一驱而散，留下了一个清凉舒适的周遭世界。诗人把茉莉花、屈原和自我对比，从而表达出自己要和屈原一样，纵使抱屈衔冤，也绝不屈膝违逆，将坚守自己卓然高洁的品质与情怀。

谪宦们对岭南风物的吟咏与颂扬，为世居于内地的民众提供了解与体认边荒的机缘，从而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对边地“落后”和“蛮荒”的偏见，并以其所表现出的更为平等和客观的民族观念，重构了岭南的文化形象。

在生产技术方面，宋代谪宦文人们能够客观看待岭南少数民族的优点，肯定并学习借鉴其先进的一面。如“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狭幅粗疎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南宋黄道婆流落崖州40载，于桑榆暮景之年返归中原后将所习纺织技艺进行传播，“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再如“乃所谓黄钢者，惟诸蛮能作之……亦非汉人所能作。终身宝佩之。汉人愿得者，非杀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赝者。”而此种黄钢正是宋人极为推崇的百炼精钢，却为汉族匠人所不及也。以上实例表明，宋代岭南少数民族在某些技艺方面的成就确乎具有先进性，不亚于甚至超过汉族。王安石就指出：“羌夷之性虽不可猝化，若抚劝得术，其用之也，犹可胜中国之人。”

（二）“咨尔黎汉，均是一民”——友好互助的交谊

与消除地域歧视相较，消除民族歧视的宽广胸怀更为难能可贵。宋代谪宦文人在与岭南黎人的日常交往过程中，能够摒弃师心自用的冷峻、偏见心态，代之以客观友好的心态与之亲密互动，与黎族民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岭南留有很多动人的佳话。如北宋绍圣元年，苏轼燕居岭南惠州，他规劝黎人重视生产，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又三年，其往昌化军安置后“日与雕题亲”，助黎人识字，向靡风化。亦向黎人学习当地语言“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而民众对其亦是十分热情，“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再如黄庭坚曾羁管宜州，壮族文人区革与之交情颇深，蔡涤《铁围山丛谈》云：“黄沇，钦人也，从学陈莹中、黄鲁直，文字固不凡，与吾谈经，每叹今时为《春秋》者，不探圣人之志。”又如李光谪居琼期间“野老日往来，席地有棋局”，加强与当地士民的交流，如“野趣亭”八人之会，参加者为当地官吏与士子等文化人士。而其从琼州移昌化时“得与其士子相从文字间，而王霄诸生又多及见前辈，喜与迁客游”，其被贬海岛十五载，好友遍地，作品无数。还有折彦质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友谊，以致在遇赦北归离开儋耳时，左邻右舍倾巢而出，津途相送，争致馈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十二月，范成大知静江府，其仁民爱物，不因蛮夷而心怀偏见，“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诚，相戒毋欺侮”，离开时士民百姓万分不舍，“再阅月，辞勿获命，乃与桂民别，民觞客于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等等。

在汉少民族的亲密互助互动中，既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赞同，亦使得宋代岭南谪宦文人对贬居之地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如北宋苏东坡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慨叹，而南宋李光亦有“天涯随处好，莫作楚囚悲”的感喟等等，均能充分体现出各族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四、余论

宋代谪宦文人对岭南独特的风物习俗进行描写的诗文在中原流传后，对于中原人民了解、接受岭南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带动了更多的中原人民进入岭南、开发岭南，并在相互交往互动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了岭南各民族的有效融合，“汉族从中原南下，将南方汉化，汉族本身，也逐渐蛮化”，如《新宁州志》载，新宁州“本诸苗地，然遍问土人，其远祖自外来者，十之八九。初至多在城市，渐而散处四乡，与土民结婚姻，通声气。数传后，岩栖谷隐，习惯自然，人人得以壮，瑶目之矣。非瑶而瑶，非壮而壮，其居使之然也”。

官宦遭贬谪本是跌入其人生低谷，但心怀诚挚而又带有儒家治世理想的士人却在岭南之地得以部分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不甘命运摆布的努力、以仁义处世的操守都极大地推进了岭南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对后世有着莫大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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