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邻居刘小明站在我家门口，黑眼圈深得像两个窟窿。＂叔叔，我爸昨晚走了。＂
旧怨新解
邻居刘小明站在我家门口，黑眼圈深得像两个窟窿。＂叔叔，我爸昨晚走了。＂
父亲听闻此言，手中的搪瓷碗＂啪＂地一声掉在地上，碎片四溅，如同他那一刻破碎的神情。
那是八三年盖的筒子楼，墙壁薄得像纸片，邻里之间的一举一动几乎瞒不过彼此。
父亲叫王建国，今年六十有五，是北方一家国营机械厂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曾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
母亲常说，父亲是文革后第一批恢复工作的知识分子，手里的活比机床还要精准，车间里的徒弟排着队等他指点。
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总是沉默寡言，尤其是面对我们东边的邻居刘德明。
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住在机械厂的筒子楼，一层三户，共用一个煤气灶台，门前是晾晒的竹竿和公用的自行车棚。
那时候，自行车是家家户户的宝贝疙瘩，一辆上海牌自行车要攒好几个月的工资，还得托关系弄张票才能买到。
父亲和刘叔叔原本是厂里的老搭档，一个管技术，一个管生产，配合十多年的老伙计。
每逢周末，两家人还会一起去公园放风筝，或者到江边野餐，大人们谈笑风生，我们这些孩子在草地上追逐打闹。
后来不知怎的，两人因为一个自行车棚的事结了死仇。
那棚子原本是公用的，刘叔叔却在一次酒后强行多占了地方，还在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上划了道口子。
从那以后，两家人见面就像仇人，过年过节都不搭理，邻居们都知道筒子楼里的这道＂柏林墙＂。
＂那时候你还小，不记得了。＂母亲曾对我说，＂他们两个别扭得很，一个倔，一个犟，谁也不肯低头。＂
刘小明走后，父亲像变了个人似的，默默走进卧室开始收拾行李，从衣柜底层抽出了他那件褪色的中山装。
我诧异地看着他，问道：＂爸，您这是要干啥去？＂
＂去帮忙。＂父亲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儿挤出来的，沙哑得不像话。
＂帮忙？帮刘家的忙？＂我一把拉住父亲的胳膊，＂您忘了这二十年他们家怎么对咱们的吗？＂
＂刘德明看见您，连个招呼都不打，过年过节门对门，愣是当咱家不存在。＂
＂前年您住院，整条街都来看您，就他一个人没出现。＂
＂现在人走了，您急着去充什么好人？＂
我越说越激动，心里多年的不平直往外冒。
父亲停下手中的动作，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得让我心里一颤。
他先是沉默，然后缓缓走到那个老式衣柜前，蹲下身子，从最底层抽出一个布满灰尘的老皮箱。
那皮箱上还贴着泛黄的火车票，是父亲当年下乡时贴的，一直舍不得撕掉。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皮箱，翻出一个发黄的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已经发黄卷边，边角处还有几道褶皱，像是被人反复拿出看过无数次。
照片里是年轻时的父亲和刘叔叔，两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前别着厂徽，站在一台大型机床前，笑得像顽童一样灿烂。
照片背面用钢笔字写着＂七七年五月，德明同志立功表彰＂，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建国兄弟情谊，永不忘怀。＂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年轻时如此开朗的样子，和我印象中那个永远紧锁眉头的严肃老人判若两人。
客厅里的老式座钟＂当当＂敲了两下，打断了我的思绪。
厨房里，母亲的铝锅铲敲打着铁锅的声音清脆悦耳，空气中弥漫着葱油炒鸡蛋的香气。
＂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年代，厂里生产任务重，条件又差。＂父亲坐在床沿上，声音低沉得像雨天的老房檐，一滴一滴往下坠。
＂七七年那会儿，厂里接了个大任务，三天三夜不停机。＂
＂那天是第二天下午，德明负责调试新机床，不知怎么的，衣角被卷了进去。＂
父亲的手在颤抖，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惊魂时刻。
＂我当时就在旁边，看到他整个人都要被拉进去，想都没想就扑上去，一把拽住他，同时伸手去够紧急制动开关。＂
＂最后我俩都受了伤，他比我重得多，左腿差点没保住。＂
＂他在医院躺了三个月，我每周都去看他，给他送书，带着你妈做的饭菜。＂
父亲摘下老花镜，轻轻擦拭着镜片，眼神飘向窗外，像是望着遥远的过去。
＂他出院那天，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我王建国有什么事，他刘德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听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困惑，忍不住问道：＂那后来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为什么闹得老死不相往来？就因为一个自行车棚？＂
父亲苦笑了一下，继续整理他的行李。
＂自行车棚不过是个由头罢了。＂
＂其实是因为八九年那会儿，厂里改制，我被提拔当了科长，他却因为文化程度低被下放当了普工。＂
＂那会儿工资差了好几个等级，家里人气不过，时不时就挑事。＂
＂男人嘛，要面子。刚开始还能忍，后来越积越多，就爆发了。＂
＂那天他喝了酒，说了些难听的话，说我是靠踩着他上去的。＂
＂我这人你知道，认死理，当场就翻脸了，发誓这辈子不再往来。＂
父亲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把照片小心地放回信封。
＂这么多年过去，心里其实早就不计较了，只是拉不下那个脸。＂
＂每次想和解，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以为日子长着呢，总有机会的。＂
＂谁知道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啊。＂
父亲边说边往包里塞了几百块钱，又翻出存折和银行卡。
＂小明他妈前年就走了，这孩子工作也不顺，刚被下岗没多久。＂
＂现在老刘又走了，那孩子能扛什么？＂
＂咱们不能不管啊。＂
听完父亲的话，我默默地低下了头，为自己刚才的无知感到羞愧。
原来人与人之间的恩怨，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
出门前，父亲又回身看了看那张照片，眼角有些湿润。
＂小明刚才告诉我，他爸临终前一直念叨我的名字，说是有话要跟我说。＂
＂这一生啊，就这么过去了...＂
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我拿起父亲的包，默默跟在他身后走出家门。
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走廊里，邻居李阿姨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老王，听说刘家老头子去了？你这是...＂
父亲淡淡地回了句：＂去帮帮忙。＂
李阿姨露出一副震惊的表情，显然也知道两家二十年的恩怨。
刘家的门虚掩着，屋内弥漫着一股药味和消毒水的气息。
父亲敲了敲门，刘小明红着眼睛开了门，看到是我们，愣了一下，然后侧身让我们进去。
父亲进门后，首先走到简易灵堂前，对着刘叔叔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
屋内光线昏暗，只有几根蜡烛摇曳着微弱的光芒，照亮遗像中刘叔叔严肃的面容。
照片里的刘叔叔和我记忆中一样，浓眉大眼，国字脸，一副工人阶级的硬朗形象，和父亲的文弱书生气质截然不同。
没想到父亲像是变了个人，熟门熟路地张罗起治丧事宜，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老关系。
＂火化证明办了吗？＂
＂殡仪馆联系了没有？＂
＂穿的衣服准备好了吗？＂
＂还有讣告，要通知厂里的老同事...＂
父亲一连串的问话，让刘小明有些手足无措，只能摇头或点头。
＂孩子，别着急，叔叔来帮你。＂
父亲轻拍刘小明的肩膀，声音温和得让我有些陌生。
刘小明终于忍不住，哭着说：＂叔叔，我不懂这些，爸爸走得太突然了。＂
＂我们家现在...也没有多少钱...＂
父亲打断了他：＂钱的事你别操心，就当是叔叔还欠你爸的。＂
邻居们陆续来吊唁，都惊讶地看着这位与死者＂势同水火＂的老人，如今却成了丧事的主事人。
更让人意外的是，父亲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积攒的五千块钱，悄悄地塞给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给刘师傅安排好一点的位置，他是个好工人，咱们厂的老劳模了。＂
听到这话，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我悄悄问父亲：＂爸，这么多钱...＂
父亲轻声说：＂咱家能有这个院子住，还不是因为当年分房子的时候，德明把他的好名额让给了我们。＂
＂你妈怀你的时候身体不好，需要一楼，他二话没说就跟我换了。＂
＂这些年我一直记在心里，只是拉不下脸去认这个情。＂
这些往事我从未听父亲提起过，此刻才明白父亲心中的结与解。
告别仪式那天，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在灵堂前深深鞠了三个躬。
我第一次看见父亲老泪纵横的样子，岁月的沧桑刻在他的脸上，像是陈年的檀木雕刻出的面具，沉重而凝固。
厂里的老同事们陆续到场，他们中有些人我从小就认识，曾经常来我家打牌、聊天，吃饭喝酒。
老钱头看到父亲站在灵堂前，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老王，你能来，老刘在地下也安心了。＂
父亲只是点点头，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老李头插了一句：＂记得那年厂里大比武，就是你俩搭档，拿了全市第一名。＂
＂回来后全厂开大会表彰，你们俩站在台上，德明还说，这辈子跟着老王干，准没错。＂
＂后来听说你们闹掰了，我们都不信。＂
＂你们俩谁跟谁啊，从学徒工一起走过来的，说翻脸就翻脸？＂
听着这些往事，父亲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但他始终没有说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眼镜。
散场后，我帮刘小明整理父亲的遗物。
在刘叔叔的枕头底下，我们发现了一个布包，里面竟是一摞父亲和刘叔叔年轻时的合影。
最上面的那张，是两人穿着厂服，手挽着手站在机械厂的大门前，背后的标语写着＂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照片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建国，对不起，是我这些年太拧了。你有空来坐坐，咱们喝一盅。＂
纸条的日期是去年冬天，想必是刘叔叔病中所写，却始终没有送出去。
刘小明拿起照片，声音哽咽：＂我爸生前常对着这些照片发呆，说你父亲是他这辈子最佩服的人。＂
＂那些年他心里窝火，说了些混账话，做了些混账事，心里其实一直后悔着。＂
＂可拉不下那个老脸去认错。＂
＂每次我劝他去找王叔叔和好，他就说：＇你懂什么，男人的面子，比天还大。＇＂
我们在刘叔叔的抽屉里还发现了一本工作笔记，里面竟然详细记录着父亲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
＂建国退休了，听说评了高级职称。＂
＂建国的儿子大学毕业了，听说分到了省里。＂
＂建国住院了，想去看看，走到医院门口又回来了。＂
＂今天是建国的生日，买了两瓶好酒，没敢送过去。＂
......
看着这些零碎的记录，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心其实从未真正分开过。
那天晚上回家，我看到父亲坐在阳台上，望着对面刘家熄灭的灯发呆。
手里捧着一杯茶，却忘了喝，任凭茶水变凉。
楼下的广播站里传来戏曲声，是老一辈最爱听的《梁祝》。
＂爸，您和刘叔叔，到底为什么不能和好呢？＂我问。
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苦笑了一下：＂人啊，活着的时候总以为有的是时间。＂
＂等到明白过来，往往已经太迟了。＂
＂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我们都在厂里，福利分房，统一工资，出了车间门，还是一家人。＂
＂改革开放后，大家的生活变化太快了，有人富了，有人下岗了，人心也跟着变了。＂
＂年轻时并肩战斗的情谊，竟然栽在了些许面子和自尊上，真是糊涂啊。＂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前些年厂里聚会，我们碰过几次面。＂
＂我想主动和解，他大概也是。＂
＂可惜啊，两个倔老头子，谁也迈不出那一步。＂
＂现在想想，何必呢？＂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场景：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夜，院子里搭着凉席，邻居们都坐在外面乘凉。
父亲和刘叔叔一人拿着一把蒲扇，喝着啤酒，下着象棋，脸上都是心满意足的笑容。
收音机里传来邓丽君《小城故事》的歌声，混合着知了的鸣叫，构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爸，您说刘叔叔现在能看到您为他做的这些吗？＂我不禁问道。
父亲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疲惫的双眼：＂不知道，也许能吧。＂
＂人走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
＂只是可惜啊，生前没能把这杯酒喝成。＂
父亲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尘封已久的汾酒，是当年他和刘叔叔一起喝过的牌子。
他倒了两杯，自己端起一杯，另一杯放在桌上，仿佛对面坐着刘叔叔。
＂老刘，这杯酒，迟了二十年，今天总算喝上了。＂
父亲一饮而尽，眼角的泪水滑落下来，滴在粗糙的手背上。
窗外，初春的夜风轻轻吹过，带着淡淡的槐花香气。
刘家的窗户虽然黑着，但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不苟言笑的刘叔叔，正隔着时光和生死的界限，与我父亲相视而笑，举杯共饮。
接下来的日子里，父亲几乎天天去刘家，帮助刘小明处理各种后事。
他甚至主动承担了刘家欠下的医药费，还帮刘小明联系厂里的关系，找了份新工作。
邻居们都说，没想到王建国和刘德明的二十年恩怨，最后是这样化解的。
有人感慨：＂人死如灯灭，世间的恩恩怨怨，到头来不过是过眼云烟。＂
也有人说：＂其实他们心里一直惦记着对方，只是拉不下那张老脸罢了。＂
李阿姨甚至直言不讳：＂早干嘛去了？非得等人死了才想通，这不是何必吗？＂
父亲对这些议论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但我看得出，他这些天比过去二十年都要轻松，仿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一天晚上，我问父亲：＂爸，您后悔吗？＂
父亲停下手中的活计，认真地看着我：＂后悔？当然后悔。＂
＂人活一辈子，最难的不是面对敌人，而是面对自己的倔强和偏执。＂
＂我和老刘都倔，谁也不肯先低头，结果错过了二十年的情谊。＂
＂现在想想，那些小事，哪一件值得计较一辈子呢？＂
父亲的话让我陷入沉思。
我想起自己和大学同学因为一点小事闹翻，已经三年没联系了。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给那位同学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他先是惊讶，继而欣喜，我们约好了周末见面。
有些人，活着时互不理睬，天各一方；有些情，看似已经枯竭，实则潜流涌动。
生活如同一场长途跋涉，纵然沿途荆棘密布，人心终会向着温暖的方向生长。
就像父亲常说的那句话：＂人这辈子，没什么过不去的坎，过不去的，只是自己心里那道坎。＂
阳台上，父亲独自一人坐着，手里捧着那本发黄的相册，轻轻抚摸着那些旧照片。
月光洒在他的银发上，映照出一片宁静与释然。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人生最大的和解，不是与他人，而是与自己的过去。
来源：足智多谋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