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二三岁时，我渐渐看懂了他的忙碌。那时候村里没通电话，往往父亲刚背着药箱出门，就有村民急匆匆赶来求诊。我望着空荡荡的院子焦灼的等待，第一次体会到无能为力的滋味。"要是哪天父亲走不动了，谁来守护这些乡亲？"这个念头如种子落入心田，在某个深夜破土而出。2010年初

大约十岁那年，出于好奇，我常跟着父亲出诊。每次走进村民家，总能看见乡亲们热络地同父亲打招呼，那份敬重像春日的暖阳般包裹着他。

十二三岁时，我渐渐看懂了他的忙碌。那时候村里没通电话，往往父亲刚背着药箱出门，就有村民急匆匆赶来求诊。我望着空荡荡的院子焦灼的等待，第一次体会到无能为力的滋味。"要是哪天父亲走不动了，谁来守护这些乡亲？"这个念头如种子落入心田，在某个深夜破土而出。2010年初中毕业时，15岁的我毫不犹豫报考了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的临床医学药剂专业。

2013年毕业返乡，我正式成为父亲的跟班学徒。我们背着药箱翻山越岭，布依族村寨的每条羊肠小道都浸着父亲的汗渍。直到2016年脱贫攻坚战打响，花水村迎来蝶变：蜿蜒入村的土路铺上了水泥，260平方米的标准化卫生室拔地而起。当我接过父亲磨得发亮的听诊器时，这位走了半辈子山路的赤脚医生，终于能把药箱绑上女儿的摩托车。

新身份带来的考验接踵而至。刚上任那周，包包组有位八旬老人摔得满脸是血。我顶着暴雨骑行二十分钟赶到，在昏暗的灯光下为老人缝合了三十多针。此后连续七天，我白天在卫生室接诊，傍晚骑着摩托车翻过两道山梁去换药，深夜还要赶去乡卫生院录入医疗系统。山路上的碎石时常让车轮打滑，车灯划破的夜幕里，后视镜中总晃着父亲当年背着药箱独行的影子。

2018年村卫生室通宽带后，我冒雨赶往四十公里外的搓播村学习新农合报销系统。途中摩托车在砂石路上侧翻，我被压在车下动弹不得。等救援的村医找到我时，冰凉的雨水已浸透衣衫，但怀里护着的培训资料还带着体温。那次摔裂的脚踝让我拄了三个月拐杖，可看着卫生室里新装的电脑能直接办理报销，那些打着绷带加班录数据的夜晚都化成了欣慰。

如今的花水村，青壮年多在外务工，留守的布依族老人常操着方言在卫生室门口等我。他们宁可攥着我的白大褂衣角，也不愿让其他医生抽血体检。每当接到外地打工子女的越洋电话，听着那些夹杂担忧的嘱托，我就想起当年蹲在门槛上等父亲归来的自己。现在卫生室日均接诊二十多人，夜里还要挨家走访200多位慢性病患者。摩托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每月都在刷新，但后座上那个磨旧的药箱，始终装着父亲传下来的温度。

供稿：水城区花戛乡花水村卫生室 王仕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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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贵高原生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