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 年 4 月 23～24 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 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举行，最终 20 个入围项目经评委投票选出 10 个。

#我的宝藏兴趣#2025 年 4 月 23～24 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 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举行，最终 20 个入围项目经评委投票选出 10 个。

24 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宣布入选项目名单：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名单公布之后，由四位学者分别对入选的“ 2024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依次点评，并回答记者提问。

担任点评的四位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巍，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雷兴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教授霍巍。

他们对十大入选项目作亮点解读，并回顾了本年度入选项目所体现的新趋势以及当前考古界研究的热点。

以下内容为专家点评和记者提问环节的线上直播的实录文字内容（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对内容进行了编辑）。

一、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陈星灿点评：

大家都知道，濛溪河遗址群距今8万到6万年，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是在特殊的饱水环境下发现这些遗址。这是个遗址群，目前发现的有硅化木（编辑注：石器原料）的地点达到86处。这是国际罕见的、世界罕见的，同时包含了丰富石器和动植物遗存的这样一个全面展示一个社会的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埋藏了一系列国内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的证据。

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很多空白，对研究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重要作用。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发现。非常重要。

陈星灿点评：

下汤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农业聚落。过去四个年度 2000 多平方米的发掘，揭示了上山文化就是距今 9000 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的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它的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

遗址的面积虽然发掘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发现了几乎所有因素的遗迹，包括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厂、红烧土广场、沟渠道路等，应该说，全景式地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结构，为我们研究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本。

陈星灿点评：

寺洼遗址是一个老遗址。我们是 101 年前发现，经过几次的发掘。这次的发掘也延续了多年。首先它是处在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填补了西北地区或者说黄河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遗址发掘出一处马家窑文化的大型聚落，发现了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沟、近百座房址、大量的灰坑窖穴。首次发现史前遗址的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的制陶区，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的中心性的聚落，为我们展现了4800年前后，黄土高原西部地区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

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

王巍点评：

这是近来西藏考古的一个重大的发现。首先，它的海拔高，4430～4410 米。然后年代延续时间长，分 4 个时期，距今5000 年～2000 年，也就是说，我们从中原地区或者这两长江黄河地区文明创新文明形成，一直到秦代将近 3000 年。

原来我们对西藏的了解是比较零星的，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在这样长时段的 4 个时期，可以看到它的埋葬的形式结构有明显的变化，而且大约在距今 3300～3000 年的时候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这使我们对这个区域聚落的演变、聚落的布局、遗存的特点，特别是社会的分化有了解。通过它的遗迹和遗物，还可以看到和内地和四川包括长江上游有密切的联系，也是证明了我们的交往、交流、交融。

它的墓葬结构很多都是全新的发现。考古工作结合多学科研究，在古DNA、古人类学、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突破，揭示了人类在海拔 4400 米以上的生态活动的高原适应性、复杂性和连续性。

玛不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对西藏考古，而且对世界范围内认识和理解高原人类适应演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玛不错遗址与周边文化对比

盘龙城是个老遗址，最近一二十年，几个单位合作对它进行了持续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它的位置，我们公认是中原商王朝在对长江中游控制的一个重要据点。原来都认为好像是不是只是为了控制这个区域，当然也可能是为了获取铜矿，但是现在通过这十几年的工作，特别是最近的工作，我们理解到在商王朝成立之前，在二里头晚期相当于夏代末年，中原的势力已经到达这里了。商代前期，它成为一个重要据点，不仅有高等级的建筑、高等级的墓葬，而且铸造青铜器的遗址也相继发现。它是一个中原王朝向长江流域扩散，以及冶金技术和礼制向长江流域扩展的一个重要依托。还有，我们原来都认为在商前期盘龙城遗址就衰落了，现在看来在商代中期它仍然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可以看到600米长的石墙、高等级的墓葬等。这完全改写了我们的认识。

还有一点需要说，商王朝制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很可能是从这儿传向了三星堆。

盘龙城出土镶金绿松石器与二里头、郑州商城出土相似文物对比

王巍点评：

周原遗址，首先确认了先周时期它是一个都邑。古公亶父迁到周原，但是其都城、政治中心在哪？一直有争论。这次发现揭示，在先周时期，即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它就是一个独立性的遗址、中心性的遗址，有 2500 平方米的宫殿，有一系列的建筑。第二，发现了西周时期的三重城垣，宫城、小城、大城，而且它修建的时间范围、使用的年代都掐得非常准，所以应该说填补了我们对西周时期周原聚落形态的认识。周原遗址有很多青铜器的窖藏，原来大家都觉得它是不是一个贵族的采邑，现在看来，周原遗址是西周时期最大规模的都城，所以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性的发现。

西周时期发现的甲骨，不仅数量多，而且记载了相当丰富的内容，为我们研究西周王朝以及它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线索。另外，周原的发掘，应该说是从 1999 年开始以来，几家单位合作，从都邑考古的理念出发从研究都城的规模、城垣的结构、道路的网络、水系、大型的建筑等，通过这样一个清晰的工作理念，开花结果。它为都城考古，为夏商周都城的考古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具有重大的突破性的意义。

西周时期的三重城垣

雷兴山点评：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都城。琉璃河考古，可以作为西周封国考古的一个典范。这个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作为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所封之燕国，是西周分封制度最有力的见证。

新发现的外城墙和外城壕，首次明确了西周封国中的两重城垣结构，城址范围由原来认识的 60 万平方米扩大到了 100 万平方米左右。琉璃河遗址的城市的方向、城圈结构等规划的特征，与王朝中心的周原遗址相似，这是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新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面积之大是西周封国之最，大型的夯土井类遗迹的结构是前所未见。如果结合钻探所知道的夯土分布状况，可以大致厘清城址的结构与形态，是西周都邑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燕侯墓地的确认，使遗址最高等级墓葬的数量和墓地形态得以完整展现。不仅可以推断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更可填补传世文献中燕侯时期的空白。贵族墓葬M 1902 出土作册奂器组合及“太保墉燕”铭文证实了召公亲自到达燕地、主持燕都的营建，这是北京城建城史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首都北京 3000 年的建城史。

我特看重的，是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就是DNA测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了古代家族树。这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突破。不仅是有实际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对以后我们的考古研究开启了一个新范式，开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雷兴山点评：

武王墩一号墓，可以概括成“江淮遗珍 楚风绝唱”。武王墩一号墓为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不仅改写了楚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实证。

武王墩是战国楚系墓葬中独立陵园制的典范，陵园面积有150万平方米，车马坑有有长148米。这个陵园里边陪葬墓、祭祀坑星罗棋布，主墓封土高达14米，墓坑深达20米，这些都是展现了楚国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都是展现了楚文化、楚文明的高度发达，可以概括为“王陵规制 独步江淮”。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棺内，棺本身也是重要的发现，可以叫“九室棺椁 文字密码”，这个“亚”字形的九室多重棺椁为国内首件，棺木墨书数千字，内容涵盖椁木方位、分室、性质与编号，是迄今等级最高、信息最系统的先秦墨书文件，为破解楚国职官制度与营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

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器物，可以说是“礼乐重器 文明交融”。出土的这万余件文物，以其组合完整震撼，以九鼎八簋为核心的铜器群、钟罄鼓瑟的乐器体系，刷新了对战国礼乐文明的认知。木器纹饰华美，龙凤案、耳杯等器物，融合了中原和楚地的风格，印证了楚文化对秦汉艺术的深远影响。木俑，我们人人都经常用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俑。从俑看，我们都认为是以俑代殉，这是礼制革新。在这个墓里面出土了280件的木俑列阵，仪仗与乐舞分工清晰，体现了楚国从“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跃进，这一明器化丧葬系统的成熟，为后世兵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渊源。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回头大家再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时候，换个角度再去理解。

武王墩出土部分铜器组合

九、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霍巍点评：

讲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的重要性，我们回顾一个故事，司马迁他写的《西南夷列传》里面特别谈到了像巴蜀、滇、夜郎、邛都这样一些对方。那么滇被证实，就是因为滇王墓的发现出土了一枚滇王金印。但是这样的一个云南，滇的区域内，我们近些年对河伯所遗址的发现，取得的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在于它证明了：这个地方是中央王朝实行的郡县制的有效管理和对滇王的继续的册封，运用了灵活的一种统治的管理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河伯所遗址的发现，向我们揭露了汉代的益州郡的郡治，郡治被确认，它是由一组考古发现来确定的。首先有相互叠压的三期的城墙，还发现了有大型的木构建筑遗址。建筑遗址当中的我们看到它的磉墩石，另外道路水网，再加上这个地方发掘出土的很多官印的封泥、有字的简牍，当中都是带字样的。这样就把益州太守、益州郡这些跟我们《史记》《汉书》当中文献记载的，西汉时期曾经在这里设置益州郡的历史事实，把它坐实了。我经常说，这就是中央王朝在边疆治理当中最早实施的“一国两制”的方法。

那么特别重要的，是遗址里边迄今为止出土的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一批汉代的实物的文书资料。这些文书资料，一方面是印证了《史记》、《汉书》这些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弥补了过去汉代的基层结构，比方说，过去我们知道郡县一级比较清楚，但是到乡、到里这一级的时候，往往缺乏资料。通过这一批材料，尤其是当中的封泥，还有就是简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管理体系，基层到县到上面的郡。

还有一点重要意义。它的确是西南地区的一个重镇，通过封泥可以看到它的北面可以连通巴蜀，往南连通了今天的两广，通过牂牁江。所以汉非常有效的治理了这一区域，对整个西南边疆起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作用。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当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材料。这个材料，我还希望将来我们在两广地区，就是在百越，也有类似的材料发现。我们知道汉武帝雄才大略，一个就是对西南边疆的治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东南。所以我们伟大祖国的形成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证，这也是我们近些年边疆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

遗址位置

霍巍点评：

新疆喀什的莫尔寺遗址已经发掘了 6 年。遗址最重要的在于，我们都知道佛教文化、佛教艺术是一个从印度起源经过中亚，然后传播到中原的这样一个链条。而在这个链条当中，新疆是它的前端，过去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石窟寺，比方说大家熟悉的像克孜尔、龟兹这些地区，然后到敦煌，然后从敦煌一步一步看到了麦积山，看到了云岗，看到了龙门等。但是，地面佛寺遗址过去保存的情况并不太好。这一次莫尔寺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比较长时段的、这个地区的地面佛教寺院建筑，它的布局，以及通过这个布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和功能。

大体上讲，莫尔寺遗址正好是在佛教初传阶段，就是公元1世纪左右，1～3世纪是它的第一期，那么这一期它的平面布局，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做得很清楚，这就是典型的印度中亚地区“塔院式”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结构。但是它的第二期公元4世纪以后，也就是我们的魏晋以后到唐这个阶段，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它一方面保留了第一期原有的塔院，同时我们中国内地的佛教寺院的布局，伽蓝配置已经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两者之间是并存的、相互交融。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寺院的遗址，它可以说推动了我们丝绸之路上佛教考古，我们国家早期佛寺起源最重要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它提供了非常鲜活的材料。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创造性，也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在这个佛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宗教在这个地方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

新疆的考古工作者还推测说，这个地区的佛寺是跟武周时期所建的汉地大云寺可能关联度比较高。这个推测非常有意思。因为大云寺是武周时期推行全国，那么它推行的范围也到了新疆，就证明汉唐时期，这个佛教文化它已经开始了一个转型。佛教的新的这种寺院、这种新模式，成为我们去理解这个区域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的有力的见证。遗址的重要性，是在近些年我们中国边疆考古，尤其是西域考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来之不易的。

莫尔寺复原

一、《新华社》记者提问：请问今年的入选项目呈现什么趋势？与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王巍回答：

热烈祝贺入选项目，同时另外入围的项目其实也各有各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评委每次评选都是比较纠结。

首先从20个项目的角度来说，第一是内容丰富多样。有史前时期的聚落遗址；有多层级的遗址，周原、邺城，然后金上京、开封；还有地方性，比如商王朝时期的盘龙城，以及西周时期的封国琉璃河，汉代的益州郡的所在；另外区域上，新疆、西藏都有项目入选。

如果说今年的入选的项目有什么趋势，我觉得这些项目，包括这20个入围项目，都是在我们国家一些重大的项目的引领下，比如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各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比如下汤、寺洼都是在万年文化和五千年文明这样一个阶段，提供了新的资料；还有很多项目都以国家文物局全力推动的“考古中国”项目的引领下。为什么叫考古中国，相关各个省一起来跨区域的、跨学科的来做一个大的课题，对相关的考古发掘的引领。

还有，有些是全新的发现。刚才我点评的西藏的玛不错，在原来相对空白的区域，只要考古工作做到位，完全可能产生全新的考古发现。

而且我们一直在说多学科结合，各种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项目都不仅是考古发掘，也能够动用各种研究手段方法全面的应用。应该说，多学科结合到这样一个时代，走向深入，走向新的层次，比如说琉璃河，琉璃河的墓葬，我们都一般认为是家族墓，前后相接，在一个小区域的聚集，但是原来只是推测。这次通过DNA的研究证明，它有几代的世袭，包括他们的婚姻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让我们原来只是推测的一些看法，可以一锤定音。这也是多学科结合在新时代走向的一个深入，更好的和我们要研究的历史问题紧密的结合。这也是今后一个趋势。

最后，都城。都城考古，注重布局，注重变迁。像周原，原来我们也做了几十年。但是以都城考古的理念，要考虑首先有没有城，有没有道路，有没有网络，有没有各布局的特点等。

像琉璃河，像盘龙城，虽然不是都城，但是方国或者诸侯国的城市，做一个城、做一个区域都是放眼全国，比如说盘龙城和商王朝关系密切，比如说琉璃河是西周的封国，注重中原和地方。注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比如说莫尔寺等。所以都是着眼于大的课题，然后具体的从细微处着手，多学科结合。这些可以说是呈现了我们现代考古学的一个新的特点。

二、《封面新闻》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今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名单中有很多此前考古发掘过的遗址，想请问一下这些老遗址的新发现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星灿回答：

确实。今年有很多大遗址、都城遗址都是老遗址，是长期发掘的遗址，比如说寺洼，1924年发掘的，后来在上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做了第二次发掘，那么到现在已经101年了。其他一些大遗址，包括盘龙城、周原、琉璃河、金上京、北宋东京城，都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发掘和相当长时间的研究。

因为考古工作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工作，尤其是大遗址。我们说的现在的最新的发现，其实它是长期研究的一个结果。周原遗址是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调查发现，那么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掘研究，到现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过去发现了大量的窖穴，大量的零散的西周的遗迹，但是实际上我们对它了解很少。这个零散不成系统。那么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为什么它能成为十大发现？非常重要，是因为他们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把周原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把它的城给发现了。过去没有发现城，那么现在不仅发现了西周时代的三座城垣，而且发现西周之前先周时期的大型遗址。所以这样一下纲举目张，把过去几十年我们发现的散乱的这样一些窖穴，都可以画在这张图上。有了这张图，有了现在的发现，把过去的发现都带活了。所以我觉得老遗址结出了新果。当然其他的遗址比如说像琉璃河，像盘龙城也都是这样的一些遗址，是老遗址。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连续发掘的这样一个结果。现在的重要发现，把过去的重要发现也带动起来了。
三、《中国日报》记者提问：我关注到近期国家文物局已经启动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我想请问咱们这次的重要发现，对于深化夏商文明研究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雷兴山回答：

谢谢你关心夏商考古，谢谢你关心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按照我的理解，夏商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较为成熟的王朝文明在夏商这个阶段形成。虽然以前的夏商考古，夏商文明研究硕果累累。但是毋庸讳言，有关夏商王朝的国家形态，有关夏商的文明形态，夏商历史还存在大量空白，所以急需用这个有国家有组织的科研，急需用更加丰富的确凿的实物证据，需要更多的历史细节，来增强历史的信度，丰富历史的内涵。

比如说，国外还有人质疑我们有没有一个夏，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已经解决了，但是在国外还觉得还有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讲好中国故事，来增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历史的行动。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国家文物局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的启动是恰逢其时，是绝对的必要。当然自从工程宣布启动以来，据我所知，好多个有关省市现在已经纷纷动起来了，已经在写本子全面筹划。这是我们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的一个新的，我所知道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次我们有两项入选的项目和夏商文明研究有关。比如说盘龙城，盘龙城它不仅是商王朝，它也是夏王朝，是夏商王朝在长江沿岸最早建立的一个地区中心。这些年成果不断。刚才点评所说，比如说宫殿建筑，青铜铸铜做法，一般的贵族。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城墙，他们叫“石构遗迹”，一种特殊的城墙，好像他们也是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是原来在水下，沉在水下的，他们用特殊的方法发现。这一系列的从文明、文化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就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中华两大重要地区给联系在一起了。这是王朝时代国家治理、国家经略的最好的一个体现。

说起周原遗址，大家可能认为都是周原是周，和周有关，跟夏商没关。其实不是这样。商文化分布的最西边缘，是在周原遗址。周原遗址以西没有商文化，这个地方叫商文化京当类型，是晚商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

商文化之后，在西周建立之前，这一段也属于商时期，那就是著名的先周文化。刚才像王巍先生所点评的，先周文化探索已历经百年，虽然学界的观点认为周原是“古公亶父迁徙之地”，是他的都邑之地，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确认，甚至是我们就周原考古队内部原来还在怀疑，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这个古公亶父迁徙之地，是不是周灭商前的都邑？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发现，这个是证实了周原古公亶父迁徙之地。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先周文化百年探索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大发现。

在这儿我要强调一下，除了盘龙城和周原夏商这个研究的重要发现之外，其实在2024年度在国家文物局的有组织科研的特别指导下，有关夏商研究的工程，夏商研究已经开展了很多，还有很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只不过是今年是它们没报十大考古发现。比如说在二里头遗址，且不论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宫殿，在它北边古城村发现了长长的城墙。

学界一致认为那才是二里头遗址的边缘，最北边，现在它的东边也发现了，原来我们说二里头遗址非常了不起，已经有360万平方米，现在可以确认有1000多万平方米，并且多宫格的格局越来越清晰，受它影响，偃师商城也能认识到是这种格局。河南南阳八里庄遗址也呈现了这样的格局。其实今年周原遗址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还没有完全公布，就是到了西周，他们现在还在做工作还没公布，周原内城所谓的宫城的格局也有一点多宫格的苗头。他们今年因为还在工作，重要的发现还没汇报。

关于夏商的研究，再比如说洹北商城宫殿的发现，比如说殷墟里边的道路系统，原来从来没见过那么复杂的道路系统，还有复杂的祭祀坑所体现的礼仪，这都是非常震惊的发现。还有今年陕北清涧寨沟发现，是超乎想象的一种方国遗存，大家关心的三星堆玉石器作坊也有一系列重要发现等。这都是2024年度夏商文明研究的一些工程。

这些考古发现都有利地深化了中华文明的研究。我想这些夏商文明的发现，夏商考古成果都可以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这个文明形态，实证中华文明突出性的特征。在我看来，这些夏商成果都可以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积极贡献。在我看来，我刚才列举的一些重要发现将来有可能都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我们相信随着这个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深入的开展，明年十大考古评选会上，大家会见到更多更精彩的夏商考古成果。

四、上海东方卫视《中国考古报道》提问：我们发现在今年的参评项目当中有很多边疆地区的项目，那么这一些边疆考古的新发现是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的？

霍巍回答：

其实今年我们的参评项目当中，刚才点评到的像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以及没有点评到但是属于参评项目当中我个人认为一些非常重要的边疆考古的新收获，比方说吉林和龙的大洞遗址，这是5万年到1万年前东亚地区史前人类文化迁徙非常重要的证据。还有内蒙古敖汉旗的元宝山积石冢为我们提供了地区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证据。

那么这些比较早期的证据，都证明中原文明发生的同时，边疆地区也同样的进入，开始了文明进程。而这些文明进程的过程当中跟中原文明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再往后看，我觉得还有几个项目都还值得提出，比方说这次没有能够入选但是参评的黑龙江的阿城金上京，上京遗址做了很多年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金代是五京制度，辽也是五京制度。为什么要设五个京？其中一个是主都，另外几个作为陪都。它一方面适应了游牧民族的有效的管理。但另一方面你看它的都城建制都是一派中原体制，从建筑格局、整个都城的部署都可以看到。

这一方面它本民族的一些创造，另一方面还深受中原王朝的都城体制影响的成果。再比如说，也是非常遗憾，我们今天评委会上，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尽力希望它能够进入，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苏峪口瓷窑址，为什么重要？昨天我就讲过，点评的时候，西夏的窑址能够接收定窑还有当时的南方地区一些窑口的技术又加以创造，进行了精细白瓷的生产。而我们后来发现，在西夏王陵使用的很多这种官窑，西夏官窑，都是这个窑口烧制的。证明我们这些边疆地区，这些族群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效仿中原，而且在文化的、技术的很多方面接受了大量的中原文化的因素，带动这个区域性的发展。

莫尔寺佛像高度示意

这样一些重要的国家边疆地区的项目，都为我们实证了秦汉以后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当中周边地区怎么（融入）。这是两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最终它们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们讲伟大的中华民族，它是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创新性、和平性、包容性这样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通过这些边疆地区的项目，能够充分证明我们为什么成为一家人？为什么成为石榴籽抱在一起，我们不能散。这是内在机理，文化的属性所决定的。

从这些意义上讲，我觉得虽然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下，用举国体制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在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边疆地区这些考古工作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步。我自己长期在西藏做的工作比较多，我是亲自看到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怎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我们已经走向了掌握西藏考古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跟国际对话这样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我期待将来还有更多的边疆考古项目能够入选，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个口号，而成为实实在在的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走进我们的书本，走进我们的博物馆，让大家切身体会，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