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初，我家从秋浦尧渡街迁到安庆居住。一是便于侄儿就近入安庆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二是胞兄在安徽省立颖州师范学校教书，寒暑假期回家也比回至德方便，三是父亲在1927年大革命期间曾在家乡主持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的工作，现在土豪劣绅的子女均成为本县的当权派。父亲不
1935年初，我家从秋浦尧渡街迁到安庆居住。一是便于侄儿就近入安庆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二是胞兄在安徽省立颖州师范学校教书，寒暑假期回家也比回至德方便，三是父亲在1927年大革命期间曾在家乡主持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的工作，现在土豪劣绅的子女均成为本县的当权派。父亲不愿再回原籍居住，看土豪劣绅的脸色受气。
当时，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胞兄一人每月教师薪金收入维持，经济十分拮据。见到家中这种情况，我心里实在不安，见到父亲母亲后，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才好，随口叫了一声"爸爸，妈妈！"只说："我回来了。家境清寒，现在又加上我回来吃闲饭了。"再也说不出其它什么话来。
父亲母亲见到我出狱治病回来了，高兴地流下热泪。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我从来没有见到他流过泪。这次我见到他流泪，一定是我说的话使他心酸而引起他难以言表的心情。父亲安慰着我说："你出来就好了！没有死！痔漏也开好了刀，治好了。现在回家安心调养一下，把身体搞好了，将来再设法找个事糊口。家里再困难，你的饭总是有得吃的。我没有工作，你哥哥总归还有点薪金收入嘛！"父亲为人清廉耿直，不善逢迎，一贯反对蒋介石，赞成国共合作，同情共产党，对我从事党的活动被捕入狱，从无异论。所以他在我出狱后仍然是安慰我的。
我在上海被捕的事，父兄一直瞒着我的母亲，没有告诉她有关我被捕的消息，而是骗她说我在青岛工作。每当春节到来，母亲不见我回归，总是要向父兄问道："良劭为什么不回来？"父兄总是借故推说我在外工作很忙，不准请假；或者说我出差到某某地方去了。母亲还是不大相信，她常常向父亲说："良劭不回来过年，怎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回来呢？"父亲没有办法，有时就叫我姐姐从天津写封信寄回家，就说是我写的信，读给母亲听。好在母亲不识字，但是母亲还是有些怀疑。她说："良劭在青岛有工作，他不回来过年，怎么连一个钱也不寄回来给我呢？"她知道我在安庆被捕过两次，是共产党，在安庆坐过两年多的牢。有时，母亲问父亲："良劭是不是又吃官司？你不要瞒我。"她要父亲明白地告诉她。父亲始终对母亲说："你不要乱想，良劭没有吃官司，确实在青岛工作。"由于母亲年年想念着我，久而久之，忧思成疾，加之家境清贫，愁情郁郁，渐渐地使她的右眼完全失明，在家又与嫂嫂的关系不够协调。父亲见此情况，就与哥哥商量将母亲送到天津姐姐处住了一个时期，给她解闷散心。
姐姐是一个家庭妇女，幼年读过旧学，是个孝女。姐夫在天津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当职员，生活稳定，收入尚有所积蓄。1935年下半年姐姐把母亲接到天津居住，不像在安庆家中那样整天忙于家务劳动、愁家用开支，生活比较安定，忧思也就逐渐减少。但是，有时母亲还是思念我，问我的姐姐关于我的情况究竟良劭是不是在青岛工作。姐姐照样瞒着她有关我的被捕消息，说："劭弟实在是在青岛工作。"当年，我在上海被捕，因改名换姓，一直没有同父兄和姐姐直接通信。我的情况都是通过南京堂兄欧阳一飞间接转告的，兄姐接济我的钱也都是由堂兄转来的。其实，我的姐姐也不完全了解我的被捕情况。母亲在天津姐姐处住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惦记父亲和孙子，1936年夏返回安庆家中。待我从江苏省反省院里出来到了上海住进医院进行痔漏手术之后，父亲才把我在上海被捕入狱判刑和现已出狱到上海开刀等情况，详细告诉了母亲。
1937年1月初即农历民国廿六年春节之前，当我回到家中，母亲一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比父亲更为心情激动。她紧紧地拉住我的双手，用她仅有的一只左眼，久久地看着我的面容和打量我的全身上下，带着怜惜的口吻对着我说："你这次又吃足苦头了，好在现在已经出来！"母亲接着把她多年来思念我的心情、家庭生活困难情况、父亲失业、全靠哥哥一人收入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等等，对我讲个不停，满腹的忧思全部向我倾吐出来。母亲一再埋怨父亲不应该瞒着她，如果早点告诉她说我又被捕，也许她的右眼不会完全失明。母亲说："我始终不相信你在青岛工作。我不担心你坐牢，而是怕你已被杀头！"她告诉我说："你的表姐夫陈仲亭同你一起在安徽大学被捕。他1933年出狱，1934年又在上海被捕，解送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在雨花台被杀害了。他的父亲派大儿子陈伯亭到南京去收尸，只捡回一个没有头的身子运回家，还不知道是不是陈仲亭的身子。说起来好惨！你的表姐同陈仲亭一起被捕。她没有被杀，但是她的大女儿腾芳死在监狱里，她只带一个小儿子新生出狱。现在她回到至德家中。"母亲说到这里又落下眼泪。母亲接着又说："我几年见你不回家，不写信，又没有寄钱回来，担心的就是怕你被杀了，所以，我才老是追问你的爸爸、哥哥，他们始终对我不说真话。"
我的母亲与父亲同年，都是光绪五年（1879）生的。当时不过58岁，年纪并不算大，但是与父亲比较起来，却显得特别衰老。她一生劳碌，忙于家务，生男育女，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我自出生后到进中学时的11年中一直是在她身边，形影不离，母子情深，难以言表。待我进入中学以后，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家，共叙天伦之乐。只有1929年我在安徽大学被捕判刑入狱，才中断两年多的时间不能回家省亲，但是，那时我与家中有直接通信，母亲完全知道我在狱中情况，故她不为我担忧。1931年6月，我出狱回到至德家中，与母亲相聚仅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匆匆离去。1932年冬我在上海被捕，判刑坐牢，一晃竟是四年多了。而我与母亲分别应是自1931年6月算起，到1937年1月到安庆家中，实际上别离已五年半有余。这次我回到安庆家中，每天早上，母亲照样要打两个鸡蛋给我吃。我见到家境贫寒，心里实在不安。我劝她不要这样做。母亲说："这是我同你的爸爸商量好的。你的身体太，需要吃两个鸡蛋补补。家里生活再困难，每天两个鸡蛋也要不了多少钱。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设法托人找点事干。"这年寒假，我的哥哥放假回家，全家团聚，母亲自然高兴。
我回到家中，一直蹲在家里不外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大便坐浴等方面，有时帮助母亲做些家务，洗菜、烧饭。家境虽然艰难，但是父亲一直订有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安庆出版的《皖江日报》。我每天就靠阅读这两份报纸了解国家大事。有时就从旧书橱找出《史记》、《纲鉴易知录》之类的历史古籍和若干文学小说浏览消磨时日，增长知识。待我的身体稍有恢复，行动比较方便后我就上街到龙门口一带书店里逛逛，看看有些什么新书，企图从这些地方找到过去的同志和党的线索。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上层已开始进行秘密谈判接触，但是，安徽省政治空气仍然沉闷，国民党安徽省各级党部的反共叫嚣、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依然如故。安庆的书店本来就少，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分店，素称保守。过去我在安庆读书时，这两家书店还代销一些进步书刊，现在处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情况下，我发现连1927年大革命以前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也完全绝迹了，更不用说任何新的进步书刊。这次回到安庆，我没有再去安徽大学，也不敢再去安徽大学，那里现在是国民党 CC 派的天下。我从各方面打听昔日在安徽大学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同学的消息，没有得到任何有关他们的下落。一个曾经从事政治活动多年的我，遭受到国民党几次的逮捕迫害，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现在获得了自由，身体又逐渐好了起来，是多么渴望迅速地找到亲爱的党，回到党的怀抱，再为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在安庆家中养病，未能实现这一意愿。
随着身体逐渐恢复，我又萌生另外一种想法。我想自己将近而立之年，应须找到一个职业，一面自立糊口，一面找党的组织，不能老是蹲在家中，全靠哥哥的一点薪金收入吃闲饭，心实不安。我把我的心情向父亲倾吐出来。我说："我不能再呆在家里吃闲饭，拖累哥哥。我想能找到一个职业，维持自己的生活，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托人做到？"父亲完全理解我的心情，但是他说："现在想在城市里找到一个职业，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关系、没有人从中帮忙，找事非常困难。现在世态炎凉，我自己也在失业，无权无势，要想在安庆托人找事，人家就不理你，而且你在安庆坐过牢，也不宜在安庆找职业。"我知道父亲现在确实没有办法。我说："那我将来怎么办呢？"父亲说："待我与你的哥哥和妈妈商量一下。"哥哥也是没有办法想的。还是母亲提出是不是再找堂兄欧阳一飞设法帮忙？
欧阳一飞原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央实业部当技士，1936年底，欧阳一飞应其东南大学同学、湖北省棉产改进所长袁仲逵的邀请，受聘为该所下属的湖北省随县棉场当场长兼任随县地区棉产技术改进推广站站长。欧阳一飞刚刚到任，正在筹建随县棉场办事机构，可以安插私人。父亲听到母亲的建议，觉得这是一条出路。父亲立即写信给欧阳一飞提出此事，问有无困难？欧阳一飞随即复信，答应为我在棉场安排一个工作，负责文书事务，月薪20元。工资有限，但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他已将此事告诉所长袁仲逵了，但不知我愿不愿意当文书。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前来随县棉场报到，并在信内将由安庆到随县必须经过的路线地点告知我的父亲。父亲收到堂兄的来信交给我看，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我只要找到事，什么事都愿意干。现在找到了事，还有什么意见！我没有干过文书，从头开始学，慢慢来总会可以干好。"我要父亲回信告诉堂兄。我心里在想，有了职业就可以有地方落脚，工资虽少但能够养活自己，自食其力，比在家里吃闲饭好。同时，还可以慢慢地设法找党。
1937年4月间，我离别安庆前住随县。这次离别家的情况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都是外出上学，而这次是为了出外谋生糊口。我的母亲送我到大门口，拉着我的双手，站着不动，依依不舍地叮嘱我说："路上小心，注意身体。"我说："知道了，你放心，我已是20多岁的人了！"她待我离开后，不禁流下几滴热泪，用手抹拭着自己的眼睛。我见到母亲这种情况，心里难受也流下泪来。谁知道这次离别竟然是我与母亲的永别。母亲在淞沪沦陷后，随父亲、兄嫂、侄儿全家五口逃回到至德家乡。因船车劳顿，突患感冒肺炎并发症，因乡间缺医少药，不幸于1938年农历正月十一日仙逝。
父亲也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我离开安庆去随县棉场时，他亲自送我上长江大轮，一再叮嘱我在到达随县后，工作安排一切听从堂兄欧阳一飞的意见，不要增添一飞的麻烦。我点点头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来到随县棉场场部后，堂兄欧阳一飞向我谈及了随县棉场的情况。随县棉场还兼随县地区棉产技术改进推广站的工作，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场（站）部设在随县城内，机构简单，现有场长、庶务（兼会计）、传达各一人，工友二人，技术人员七八人。要我来当文书，是雇员，由湖北省棉产技术改进所所长袁仲逵签发的聘书已寄来。文书事务不多，只是处理一些简单的来往文稿，月薪20元，可以暂时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堂兄对我说："你来后可以在我家吃饭，你的月薪收入可以自己用来买点补品吃吃，调养一下身体。"堂兄还交代我："先把这里的一般情况摸摸清楚，熟悉一下自已范围内的工作事务，注意搞好场内同事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是我的堂弟，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议论。场里的庶务兼会计是所长袁仲逵的本家，他社会阅历多，有些事你可以同他商量。"堂兄还谈到随县棉场其它方面的一些情况。随县棉场共有棉田五六百亩，是一个试验棉场，雇工耕种，种植美国脱字棉和德字棉两种棉花，主要是示范性质，向周围棉农推销种植美棉良种，进行科学栽培棉花的技术指导，使用化学肥料（当时叫肥田粉），农药治理病虫害。随县棉场负责推广种植良种美的地区范围，包括鄂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县，西起光化、老河口、枣阳、襄阳、宜城，东至应山、随县，各地均设有棉产技术推广分站，每个分站各有棉田数十亩至上百亩的小型示范分场，配有技术人员一至二人，深入附近乡村巡回活动，向棉农进行栽培技术的宣传指导，与棉农建立经常关系。
随县北部是山区，中南部为丘陵地带，其中有一块平原。这里的土质、气候适宜种植美棉，为湖北省内重要棉产区之一。原来种植土种棉，纤维短，产量低，每亩收获不过二三十斤皮棉（有时甚至只有十斤上下）,故在此地推广良种美棉的种植。随县棉场直属的试验棉场，设在随县县城的厉山镇，离城二三十里，雇工种植，按照新的植棉技术方法栽培，城的厉山镇，离城二三十里，雇工种植，按照新的植棉技术方法栽培，向周围棉农示范。开始时，棉农对种植美棉种子顾虑大，不愿种，怕种子不好，苗出不齐，长不大，吃"洋人"的亏，受"洋人"的骗。棉农思想保守，怕担风险，特别是不相信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怕烧坏棉花。棉农说："你们试验棉场是公家办的，棉花长不好，照样拿薪水，有饭吃。我们棉农不行，收不到棉花就没有饭吃，农本输光了，赔不起。"棉场技术人员一面下乡向棉农宣传良种美棉的优点，比"土种"产量高、质量好，以及施用化肥、农药的科学方法；一面进行示范种植，加以栽培技术的指导；同时与周围棉农签订贷放良种美棉的合同，规定棉花收获后还贷，如果减收或无收，可以减免或全免种款。棉农看到试验棉场种植的棉花长势良好，枝叶茂盛，使用化肥效果好，农药治虫消灭快，打枝摘顶促使棉桃硕大成长，逐渐相信良种美棉和新的科学技术栽培方法，消除顾虑，前来试验棉场学习先进经验。随县棉场在棉农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提高了信誉。但是仍有少数棉农坚持播种"土种"，不愿使用化肥农药，继续其老的种植方法。由此可见要打破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改变棉农旧的种植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随县棉场完全是一个生产单位，与外界来往很少。随县地区棉产技术改进推广站与外界有些来往，但来往行文的事也不多。我在棉场里当文书，工作相当清闲。而且我在旧社会从来未干过文书，开始时处理"等因奉此"这样一类的来往官样文件，很不习惯，心中常常纳闷。但是为了糊口，维持个人生活，只有耐心干下去。棉场机关里多是一些农业技术人员，都是大学毕业生，一谈尽是一些农业技术专业知识，固然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使我学懂了一点农业科学技术。但是，他们都不关心时事政治，与我的性情不大吻合，我也不愿与他们去谈政治。我闲得无事时，就到厉山镇试验棉场里去住上一两天，学习植棉技术，找些棉场工人和周围棉农谈谈，做些社会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讲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抗日救亡的道理。随县农村社会经济情况与我们家乡至德县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些方面还要更加建落后，耕作粗糙，生活贫困，阶级剥削十分严重。地租剥削一般占农业总收获量60％以上，佃户年终还得给地主送年礼，农忙还要为地主服劳役，此外还有其它种种额外剥削。农村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宗教迷信、会道门、宗族思想都相当严重。没有新式国民小学，只有少数私塾，文盲占97％左右。封建势力把持农村基层政权，他们大多数又是国民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随县虽归属于武汉国民政府管辖区内，但是这里不像鄂东的黄（安）麻（城）地区那样有蓬国民政府管辖区内，但是这里不像鄂东的黄（安）麻（城）地区那样有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也不像鄂西北的襄（阳）樊（城）地区那样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在国民革命军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高树勋旅曾一度进驻襄阳，传布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而当时的随县农民受大革命运动的浪潮影响很小，仍沉睡在死气沉沉之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鄂豫皖苏区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向西转移到川陕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曾途经随县北部的豫鄂毗邻一带地区，当地虽受到一些红军的影响，但没有留下革命的火种，可以说随县仍然是一个革命的空白点。我原想通过与试验棉场周围的农民接触，从一般的社会调查中了解一点当地的革命运动历史，以便发现和找到党的线索，可是这种想法未能如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平津，中国各族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我从报纸上已看到国共两党进行谈判的消息，心情十分兴奋，并且密切注意寻找党的组织。但是在随县这个地方抗日救亡运动仍然沉寂，一点都不活跃，没有见到民间自发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只有国民党随县县党部控制下奉令组织起来"抗战动员委员会"，而且也仅仅是挂着一个空招牌，没有实际工作的内容。对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共两党谈判的内容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南京、上海等地活动的消息，在随县地区都是被封锁的，也听不到民间的任何传说与反映。
八一三事变后，我从上海出版的报纸上，看到成仿吾担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新闻，接着又看到李初梨出狱到达延安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李初梨，是我1933年到1936年间在苏州江苏第三模范监狱和江苏省反省院里的同狱难友，相处三年多，都是被国民党认为是不"反省"的分子，彼此情投意合，相互共勉。他在我狱内生病和患痔漏期间，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李初梨与成仿吾同属创造社的重要成员，而且同是共产党员，关系更非寻常。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并请他代我转一封信给李初梨。我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说明我的身份和我与李初梨的关系，表示我是来找党的，我想到陕北来学习以及打听陕北的目前情况和到延安的路程走法。很快，我收到成仿吾的复信。他说我写给李初梨的信已经转交，表示欢迎我到陕北来。因他不了解我的详细情况，对我所提的问题，由李初梨直接写信答复我。随后，我接到李初梨的来信。李初梨告诉我有关他出狱的情况和到达陕北的经过，现在住在党中央招待所里休息，阅读、学习党的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文件，中央招待所里休息，阅读、学习党的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文件，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当前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向。同时，他向我介绍了陕北边区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概况，欢迎我到陕北来学习。但是，他又担心我的痔漏开刀愈合不久，身体衰弱尚未完全康复，特别是大便有时不通畅，在目前情况下，是否能适应陕北的饮食条件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要我自己考虑一下。李初梨的意见，建议我暂时留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内再工作一个时期，待把身体稍为调养好一点再来陕北。他还寄来一些延安出版的报刊和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抗日战争问题的报告、讲话给我阅读，了解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李初梨还谈到中央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重要城市里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要我就近与他们联系，他可以为我作证明。
以后，我从报纸上看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成立的消息。我当即去信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同志，自我介绍了参加党的历史及三次被捕入狱的情况，并提供我在安徽、上海工作时相识的同志以及被捕时的同案和同狱认识的一些人的姓名，其中也提到了我已与在陕北的李初梨取得通讯联系，要求他们向李初梨调查了解我在狱中情况，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建立联系，给予工作方面的指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给我的复信中，要我留在随县棉场工作，就地进行一些抗日救亡活动，至于党的组织问题已交给有关方面给予解决。从此，我开始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建立了通信关系。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原在上海工作时相识的韩事处建立了通信关系。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原在上海工作时相识的韩葆春到了武汉，我又写信给他要他为我作了证明。
1937年11月间，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实际上是暂时迁到武汉。当时武汉成为全国抗战军政领导的临时指挥中心。湖北省亦进入全面备战状态。湖北省政府进行改组，省政府主席易人，其组成人员大换班，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接着湖北省裁并行政机构，紧缩行政经费，精简冗杂人员，实行战时体制。湖北省棉产改进所所长袁仲逵于此时被免职，改由杨显东接任所长。全国农学界主要分为两大派系，即南京东南大学农学院派和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派，两派一向相互对立，各立门户。东南大学农学院派的头子是该院院长邹秉文。原湖北省棉产改进所所长袁仲逵就是邹秉文的得意门生，堂兄欧阳一飞也是邹秉文的学生，所以随县棉场内的技术人员（技师、技士）除个别外，几乎全是东南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如场本部的技师钱光宙（江苏常熟县人）、严光耀（上海宝山县人）等都是欧阳一飞的先后同学。旧社会用人制度就是这样任人唯亲的，不是同学就是同乡或者是亲友故交之人。杨显东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属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派，他一上任就将原有的农业技术人员几乎全部更换，并宣布撤销随县棉场兼随县地区棉产技术改进推广站的建制。堂兄欧阳一飞因此去职，我也随同失业。我深深地感到当时科技界的派系对立，壁垒森严，实在令人咋舌。如果不进入社会做事是很难知道其中这些内幕的。1937年11月底，随县棉场正式接到撤销的命令，规定棉场所有的土地、房产、资财与文书档案一律移交给当地县政府接收保管。我协助堂兄办理了随县棉场兼随县地区棉产技术改进推广站的结束事宜，遣散了全部职工人员回家，我亦被停发工资。
我失业后，个人的出路又成了问题。我曾考虑去陕北，但是路费不能解决。1937年12月中旬，我随堂兄全家离开随县，于1938年1月抵达长沙。我们住进袁仲逵的宅院。袁仲逵家的宅院位于长沙北郊，距城三四华里。宅院面积约有三四亩，院中种有各种花草果木，四周围以红砖围墙，院外四周没有其它民宅，完全是一家独立的庭院，一派乡村景色，环境恬静幽美。
长沙抗日救亡运动比较活跃，从北平、上海撤出来的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和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还有留日归国学生均纷纷云集长沙，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创办报纸刊物，发表言论，举办各种演讲集会。我迁到长沙后，每天都要到长沙街头，买些报纸刊物，了解一下长沙抗日救亡活动情况，打听战局发展变化的消息。我从张贴的布告中获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已在长沙成立，主任王凌波。八路军全权代表徐特立也住在长沙，曾应长沙各界民众抗日救亡团体的邀请，在群众会议上发表演讲作报告，宣传阐述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前途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政策主张，影响极大。我获知后欣喜若狂，急欲去见他们，与党直接接上关系。我从各方打听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设在一条偏僻小巷内的明德小学校里。一天，我专程前往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穿着一件灰色旧棉袍，戴着便帽和老光眼镜，态度和霭，平易近人。他倒了一杯茶给我，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向他说明来意，一开始时就毛遂自荐地向他详细地谈了我过去的历史情况，因为被捕失去关系，现在是来找党的。我说："我曾在湖北随县棉场当雇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与陕北的成仿吾、李初梨两人有过通信来往，因为身体不好和经济困难未去陕北。后又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建立了通信联系。"同时我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给我的信件和成仿吾、李初梨给我的来信交给王凌波看。接着我说："因为随县棉场因裁撤而停办，我随堂兄迁来长沙，打听到长沙设有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特来找党，请你解决。"王凌波听了我的陈述，又看了我给他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信件和成仿吾、李初梨两人的来信，然后又问我在上海还认识一些什么人。我把我在上海所认识的江苏省委同志的名字和在闸北区委工作的同志告诉了他。他说他也是在上海被捕的、同时与我谈了一些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问题。最后，王凌波说他来长沙的时间不久，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是在1937年11月才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外进行公开工作，负责八路军与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进行联络，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至于解决党的关系问题，是要由湖南省工委负责的。他要我写一书面报告，由他负责转交给湖南省工委处理。王凌波安排了一个房间给我写书面报告。写完后，我把书面报告交给王凌波转交湖南省工委。王凌波收下后，约定我三天后再来明德小学校里找他。
三天后，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再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找王凌波。他接待我坐下，看了一下台钟，说约好了上午9点钟，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来找我谈话，要我坐等一下。不久，一位身穿深蓝色布棉袍的中年同志进来。王凌波随即将我介绍给这位同志，并对我说："这就是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你的报告，我已转交给他。你有什么话可以同他谈，他会给你解决。"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谈话。他说他已看过我写的报告，接着又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当面又把我入团入党与三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向他详细重述了一遍。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问我："你讲的这些情况，现在你找得到人证明吗？"我说："过去与我同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和被捕时的同案人，现在我都不了解他们的下落了。但是，当年同我一起关在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江苏省第三模范监狱、江苏省反省院里的同狱政治犯，现在还有几个人，我知道其下落。在延安的李初梨（狱名李宜滋）曾与我同被关在江苏省第三模范监狱与江苏省反省院；在武汉的韩葆春曾与我同被关在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武汉的李少石（狱名李默农）曾与我同被关在江苏省反省院。李初梨到延安后，我在随县棉场曾通过成仿吾的关系与他取得联系，有通信来往。我到长沙后又去信告诉他了。估计李初梨这几天会有复信来提供证明。我在随县棉场曾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建立了通信联系，曾由当时在武汉的韩葆春写有证明。"接着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问我："你在上海工作时认不认识王雨农？"我说："王雨农是谁？我不认识！"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说："你不是在上海闸北区委蹲过嘛！怎么不认识他呢？王雨农于1931年到1932年间曾在闸北区委工作。"我说："我在闸北区委工时，记不得有王雨农这个人。"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说："你想想看，闸北区委有没有姓王的人？"我想了一下，说："姓王的倒有，1931年下半年闸北区委书记姓王，人家都他老王。但我没有问过他的名字，只听有人说他的真名叫任卓民，是任弼时本家哥哥。1927年大革命运动时在党中央工作，曾当过陈独秀的秘书。王雨农是不是就是老王？"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说："王雨农就是他。"我说："如果王雨农就是当年闸北区委书记老王，那，我是认识的。"那时我任上海文化学院党支部书记，名叫欧阳逊，属于闸北区委领导。九一八事变后闸北区委成立学委，我是闸北区委学委委员。闸北区委学委是直接由老王领导的，我们彼此相识，他对我在上海工作情况是了解的。我问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王雨农现在什么地方？"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说："王雨农现在长沙，任长沙市委书记，湖南省工委成立后还兼任省工委宣传部长。这样，你的组织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待我再与王雨农谈一谈。"他要我把我住在长沙的住址留给他，约我等几天再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找他。我临走时问他贵姓，他说他叫赵诚学。后来王凌波告诉我：赵诚学是湖南省工委书记，又名廖剑凡。以后又听人说他经做过北方局书记，原名高文华，曾在上海工作过，对上海地下党工作情况也熟悉。
李初梨在收到我到长沙后写给他的信，立即回复了我的信。他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和组织问题。他告诉我说党中央派徐老（徐特立）任八路军全权代表回长沙进行活动，他在延安时认识徐老，曾谈过我与他在苏州江苏第三模范监狱和江苏省反省院内的表现情况。现写有一证明信给徐老，要我持信去找徐老转给湖南省委解决我的党组织问题。当时徐老还兼任湖南省工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在我第二次按约找到赵诚学时，我把李初梨写给徐特立的证明信交给赵诚学看。赵诚学看后说："这封信就交给我吧！你不必再去找徐老了。你的党组织问题，湖南省工委已经研究过。王雨农说你谈的当年在上海闸北区委工作情况都真实无误。湖南省工委已经报告长江局，决定恢复你的党籍。现在又有李初梨给徐特立的信为你作证明，那就更好了。今后，你的党组织关系由湖南省工委秘书小丁来领导，与你建立经常联系，一切工作问题，由小丁同你面谈解决。"从此，我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时间在1938年2月初。
【欧阳惠林（1911.10--2009.02），安徽省东至县洋湖镇北山村人。1927年1月参加大革命运动，从事工农青年工作，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受党组织委派先后任闸北区民众反日救国会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欧阳惠林同志历任中共湖南省工委秘书处干事，皖南特委秘书，苏皖区党委秘书长，苏皖特委书记兼苏南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苏皖区党委、苏南区党委、苏浙区党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在1943年3月成立的苏南行政委员会被推举为委员兼苏南行政公署秘书秘书长、文教处处长和1944年10月创刊的苏皖区党委、苏南区党委机关报《苏南报》担任社长。解放战争时期，欧阳惠林同志历任中共华中分局秘书处处长、巡视团团长，中共华中第一地委副书记，华中工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苏南区党委秘书长兼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农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2009年2月13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8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