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5年冬天的广州，番禺北郊的储蓄所后门，几个押运员正打着哈欠卸运钞车，谁也没注意到墙角阴影里蹲着的几个黑影。

1995年冬天的广州，番禺北郊的储蓄所后门，几个押运员正打着哈欠卸运钞车，谁也没注意到墙角阴影里蹲着的几个黑影。

"砰！"一声枪响炸碎了清晨的宁静。

短短两分钟，1500万现金被洗劫一空，地上只留下几滩还没凝固的血。

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包天，他们又是如何落网的？

1995年12月22日，北郊储蓄所的门外。

储蓄所的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后门，押运员提着钞箱下车，准备清点当天从农业银行运来的大额现金。

雾气中，几道身影逐渐显现，衣着普通，步伐沉稳，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陌生人的异样。

一切发生得太快，快到现场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突然之间，一声厉喝打破寂静，紧接着是令人心惊的枪响。

“五四”式手枪喷吐着火舌，弹壳落地发出清脆的响声。

押运员条件反射般地想要反抗，却被更猛烈的子弹逼得趴倒在地。

“快！把钱搬上车！”劫匪们分工明确，有人控制司机，有人拉开车门，有人用枪顶着押运员的脑袋。

整个过程不过短短一分多钟，押运员中一人当场倒地不起，另有一人重伤呻吟，司机则被子弹击中双腿，剧痛中还死死盯着劫匪的动作。

储蓄所内的工作人员此刻才惊觉大难临头，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吓得瘫坐在地。

玻璃门外，围观的行人、早餐铺的老板、路边等车的老人，无不瞪大了眼睛，呆滞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短暂的混乱过后，劫匪已将巨额现金搬上运钞车，干脆利落地发动引擎。

案发后，番禺公安迅速封锁现场，警犬被牵了出来，警员们蹲下身子一枚枚拾捡弹壳，现场勘查员不断拍照取证。

目击证人的叙述七零八落，有人说见过劫匪的脸，有人只记得那只冷冰冰的枪口。

警方内部会议如临大敌，全省刑警连夜出动，数千人开始对可疑车辆、陌生面孔逐一排查。

彼时的广州还没有现代化的“天网”监控，案发现场缺乏摄像头，唯一的线索只是散落在地上的9枚弹壳和逃逸的运钞车。

每一条道路都被设置了检查卡口，广播里循环播报着案情，群众的议论在茶楼、市场间蔓延。

与此同时，劫匪团伙已在城区边缘疾驰。

他们熟练地将运钞车驶往事先踩点好的地点，途中抛下部分赃款和枪支，伪装成普通路人，逐渐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整个行动计划严密、分工明确，甚至连警方最先赶到时都一筹莫展，只能在车内找到遗留的枪支和部分现金。

数百万元的钞票和一具尸体，成了警方唯一能紧紧抓住的线索。

案件被迅速上报省公安厅，警力如潮水般涌向番禺。

夜色中，办案刑警彻夜未眠，有人守在尸体旁发呆，有人反复翻查案卷，期待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破案的突破口。

大案之后，广州城人心惶惶，社会舆论沸沸扬扬，人人都想知道，这群冷血的悍匪究竟是何来头？他们又凭什么能在警方的天罗地网下全身而退？

而这些问题，只有一个人知晓答案——陈恂敏。

警察的通缉令像网一样撒向全国，陈恂敏和同伙陈恩年两个人舍弃了一切能暴露身份的物品，换上最普通的旧衣服，脸上蓄起胡茬。

火车、长途汽车、便道小路，他们不敢停留在任何一个熟悉的地方，每到一站就要环顾四周，看有没有莫名的目光在追随。

陈恂敏本是公路局主任之子，从小锦衣玉食，读书、工作一帆风顺，最难过的日子也不过是因为生意赔本喝两杯闷酒。

然而此刻，他和陈恩年睡过废弃的候车室，躲过凌晨的公厕，甚至为了逃避追查，在南方冬夜的田野里裹着报纸熬到天明。

几个月过去，两人辗转来到云南瑞丽。

这是中国边陲的小城，流动人口众多，气候湿热，南来北往的旅人和异乡打工者交杂其间。

对于陈恂敏来说，这里就像一处天赐的藏身之地。没人关心你的来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和秘密。

刚到瑞丽的那几天，两人像极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

路边的饭馆老板见他们可怜，丢给他们几块馒头，有人甚至好心帮他们介绍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

工地老板见这两个年轻人体格健壮，虽然沉默寡言，却干起活来勤快卖力，也没多问来历。

身份登记时，陈恂敏脱口而出：“我叫莫毅志，广西桂林人，孤儿，没有身份证。”

这样的身份设定简单、疏离、毫无痕迹，他身边的陈恩年，也改名叫陈海强，成了名义上的“老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小心翼翼地融入这个陌生的世界。

转眼到了1999年，那一年，杨文娟，一个朴实坚韧的女工来到工地打工。

她第一次见“莫毅志”，觉得他与众不同：不像其他男人那么轻浮，做事有条理，话虽少却很讲信用。

更难得的是，他孤身一人，杨文娟对这个寡言的男人渐生好感，主动和他搭话。

得知他是个孤儿，她心头涌起深深的同情。

在异乡的夜色里，两颗孤独的灵魂渐渐靠近，很快，他们开始同居，因为没有身份证，只能办酒席，没有婚证。

随着三个女儿的陆续出生，家里的开支变大，生活压力日益逼人。

陈恂敏提议租个门面房做点小生意，杨文娟全力支持，从亲戚那里东拼西凑借来八万元，开起了建材店。

陈恂敏在生意上依然保持着极端的谨慎，所有需要公开露面的场合一律让小舅子出头。

接单、签合同、洽谈业务，都是由杨子鹏或其他亲戚去办，他只在背后出谋划策、细细打理。

即便如此，他仍然如临大敌，坚决不留下任何自己的影像，连家庭出游的照片也只有一张，还因弟弟手机丢失而“意外消失”。

日复一日，他戴着一副普通的眼镜，穿着最廉价的衣服，明明生意做得不错，却始终不敢买房，不敢买车，更不敢抛头露面。

哪怕是雇司机，也是每月支付高昂的工资，自己从不主动拿驾驶证。

他说这是“不麻烦”，其实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身份暴露的极度警惕。

邻居们常说，这家男人“很讲究”，从不乱花钱，更不喜欢和人多交往。

“咱们做生意要稳，别太急。”每当小舅子提议扩大经营规模，莫毅志总会淡淡地说，“现在的日子，已经很不错了，慢慢来，别贪心。”

杨子鹏有时候心里不服气，觉得姐夫太保守，但每次遇到麻烦，才发现还是莫毅志考虑得最周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瑞丽的生活平静如水。

2017年元旦刚过，新店还未装修完毕，市场里一派新年将至的繁忙景象。

莫毅志依旧习惯性地早起，抱着设计图纸一遍遍比划，想着怎么让新的家具店更有特色。

就在一个寻常午后，一群陌生人出现在门外。

莫毅志本能地以为又有客户催工，未加思索便开口：“店还没装好，要买东西去别家看看。”

可当那一只手亮出鲜红的证件，冷静而坚定地道出“我们是警察，请跟我们走一趟”的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二十多年的逃亡，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

时间仿佛在那一秒静止。莫毅志的脸色瞬间苍白，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只是深深叹了口气：

“我早就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警察把他带上警车，路过熟悉的建材市场，那些和他打了多年招呼的邻居、同行，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有人还在惊讶地喊：“眼镜哥怎么了？他犯了什么事？”可没人能得到答案。他始终低着头，像是终于卸下了身上沉重的铠甲。

消息很快传到了杨文娟和家人耳中。

杨子鹏第一时间赶去打听消息，却只被带回一条皮带和一张薄薄的纸条。

字迹熟悉，是莫毅志亲手留下的告别：“20多年了，我也该返乡了，照顾好你姐和三个孩子，告诉她们要独立、要自立！”

杨文娟捧着纸条，读着丈夫的叮咛，泪如雨下。

十七年的相濡以沫，她从未想过，自己最亲密的爱人，竟然会与这样一个血腥劫案的主犯画上等号。

网上的新闻铺天盖地而来，杨文娟第一次真正认识了“陈恂敏”这个名字。

她难以置信，平日里那个循规蹈矩、温文尔雅的丈夫，就是轰动全国的番禺运钞车大劫案的主犯。

网友议论纷纷，有人震惊，有人唏嘘，也有人开始怀疑他的家人是否知情。

押解回广州的高铁上，陈恂敏带着黑色面罩，在武装特警的重重看护下缓缓下车。

媒体记者的镜头追随着他，喧闹的脚步声与人声鼎沸仿佛又把他拖回了二十多年前那个血腥混乱的清晨。

那时他是意气风发的“敏爷”，现在却只是一个注定要接受审判的罪犯。

面对铁证如山的调查，陈恂敏再也无从隐瞒，他坦白了劫案的始末。

法庭之上，陈恂敏低头不语。

检察官宣读判决，2018年10月，广州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宣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铁窗之后，往昔的豪情与算计都已成了镜花水月。

狱中的陈恂敏，听说父亲因案发后羞愧自尽，母亲因伤心早逝，他在冷冷的铁窗下悄然落泪。

来源：冷秋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