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看，这就是命啊！四个闺女成器，四个小子不成器，同一个村，天差地别！＂村里王大娘摇着头，看着一左一右的两家院子，嘴里啧啧有声。

天差地别的命运

＂看看，这就是命啊！四个闺女成器，四个小子不成器，同一个村，天差地别！＂村里王大娘摇着头，看着一左一右的两家院子，嘴里啧啧有声。

我叫张桂英，是张家老四，也就是老幺。

我们姐妹四个，大姐张桂花，二姐张桂兰，三姐张桂芝，再就是我。

对门李家也是四个孩子，全是男孩，大的叫李建国，二的叫李建军，三的叫李建民，小的叫李建设。

小时候，大人们还开玩笑给我们订了娃娃亲，说是张家四丫头配李家四小子，那是1965年的事了。

我出生在松花江边的小村子，那里土坯房低矮，炊烟袅袅，村口有棵老槐树，是乡亲们夏日纳凉的好去处。

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总背着个破旧的黑色药箱，里面装着银针、草药和几瓶简单的药水，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他。

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春种秋收，刮风下雨从不缺席，手掌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一般。

家里虽不富裕，但父母都是知书达理的人。

屋子虽小，却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父亲亲手写的＂勤劳致富＂四个大字，常教导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每到晚上，煤油灯下，父亲会给我们讲故事，或教我们读《论语》上的简单句子。

李家条件本比我家好些，李叔是大队会计，手里有本磨得发亮的算盘，村里人都尊称他一声＂李会计＂。

婶子是小学老师，梳着整齐的发髻，说话轻声细语，教过村里一大半的孩子认字。

可惜两口子疼爱儿子过了头，四个小子从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在村里横着走，谁家的鸡蛋被偷了，谁家的果子树被掏了，十有八九是他们干的。

李叔常对人说：＂不怕，小小年纪淘气是好事，长大了自然懂事。＂

婶子更是护犊子：＂我们家富裕，孩子不用吃苦，这不是好事吗？＂

村里人私下都说：＂溺爱出刁民，这四个小子有出息才怪。＂

1976年，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村里第一次通了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了震惊全国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

村里人都哭得死去活来，父亲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掉泪，只是抱着我们四姐妹说：＂国家要变天了，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路。＂

那时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逼我们读书那么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让我们停学去干活。

李叔家的四个儿子倒是无忧无虑，整天在村里疯玩，学校能逃就逃，李叔还常说：＂读那么多书干啥，不如早点学门手艺。＂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们村像炸开了锅。

父亲激动得一晚上没睡，手里攥着张从县城买来的报纸，反复念叨：＂孩子们有救了，有救了。＂

大姐当时高中毕业已经两年，在村里生产队干活，听到这个消息，眼睛发亮，晚上打着手电筒复习到深夜。

那段时间，我家的煤油灯总是亮到很晚。

村里人见了都说：＂张家为了闺女上学，是拼了命了。＂

也有人冷嘲热讽：＂女娃子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还不是嫁人生娃。＂

母亲听了只是笑笑：＂男孩女孩都一样，关键看造化。＂

1980年，恢复高考第三年，我们家像打了胜仗一样。

大姐考上了省城师范学院，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母亲高兴得一宿没合眼，父亲破例买了两条＂大前门＂香烟，请村里的男人们抽。

那天，我家门前站满了前来道贺的乡亲，院里挂起了大红灯笼，母亲蒸了一锅白面馒头，父亲拿出珍藏多年的＂江小白＂，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李婶子也来了，手里提着两斤猪肉，笑容里带着些许羡慕和酸楚：＂桂花有福气，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喽！＂

她家建国前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如今在公社砖厂打工，整天灰头土脸的，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

大姐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她。

父亲给她一个布包袱，里面是母亲做的棉袄和几双布鞋，还有二十块钱，那可是家里半年的积蓄。

李家建国靠在村口的槐树下，低着头抽烟，眼神复杂地看着大姐离去的背影。

村里人都知道，从小他就喜欢我大姐，可惜大姐如今飞上枝头变凤凰，哪还看得上他。

三年后，二姐也考上了卫校，成了一名护士。

再后来，三姐进了县棉纺厂，当了一名纺织女工。

就连我，也在1986年考上了地区财校。

父亲常说：＂闺女不比儿子差，关键看教养。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不读书在农村就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而李家四兄弟，除了老大在砖厂，其余三个都在生产队干活，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建军更是不学好，和村里几个痞子混在一起，喝酒打架，惹是生非，甚至因为打架斗殴进了看守所。

李叔难过得两鬓都白了，婶子的眼睛总是哭得肿肿的。

村里人都摇头叹息：＂瞧瞧，这就是管教的差距啊！＂

1988年的春节，我刚从财校毕业，分配到县供销社当会计。

那时村里电视机还不多，我们家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还是父亲用半年的收入买的，每到晚上，院子里都挤满了来看电视的邻居。

那年春节，我们姐妹四个都回了家。

大姐已经是省城中学的老师，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举止优雅，说话带着城里人的腔调。

二姐在县医院工作，穿着整洁的白大褂，手指修长白皙，一点都不像农村姑娘。

三姐成了纺织厂的技术骨干，手巧心细，给我们每人做了一条漂亮的围巾。

一家人其乐融融，院子里笑声不断。

母亲炸了一锅油饼，香气飘得老远，还杀了只老母鸡炖汤，那可是家里能拿得出手的最好招待。

父亲破天荒地拿出一瓶＂茅台＂，说是单位发的福利，几杯下肚，脸红得像个苹果，眼睛眯成一条缝，嘴里不停地说：＂我这辈子没白活，四个闺女个个有出息，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而隔壁李家，却是另一番景象。

李叔退休了，身体也不太好，腰弯得像虾米一样，整天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

婶子也老了，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比母亲深得多。

建国结婚后，媳妇嫌家里穷，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有过年才回来住几天。

建军刚从看守所出来，找不到工作，整天酗酒骂娘，村里人见了都绕道走。

建民沾染上了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债主三天两头上门讨债，把家里能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

只有最小的建设，似乎还算老实，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卖些烟酒糖果和日用品，但生意清淡，挣不了几个钱。

大年三十那晚，我家灯火通明，客人不断。

李婶子独自一人来我家拜年，手里拿着两个自家种的苹果，又酸又小，谁也不想吃。

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母亲拉着她的手，让她坐下吃饺子。

李婶子勉强一笑：＂你们家好啊，四个闺女都有出息。我那四个儿子，哎...＂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母亲安慰她：＂孩子大了总会懂事的，别着急。＂

父亲插嘴：＂教育要从小抓起，现在...＂话没说完，被母亲瞪了一眼。

李婶子哽咽着说：＂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让他们好好读书，我和他爹眼光短浅啊！＂

我忍不住问：＂婶子，建设今年怎么样？小卖部还开着吗？＂

婶子叹气：＂勉强维持，那孩子老实，就是没本事，跟他哥哥们不一样，至少不惹事生非。＂

临走时，婶子拉着母亲的手久久不放：＂你家桂英在县里有工作，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家建设？＂

母亲点头：＂你放心，我们家的孩子不会忘记街坊邻居的。＂

正月初五，我回县城上班前，在村口遇到了李建设。

他看起来很疲惫，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肩上背着个旧书包，像是要出远门。

见到我，他有些局促，低着头打招呼：＂桂英，听说你在县里当会计，真好。＂

我笑笑：＂你小卖部生意怎么样？＂

＂不怎么样，村里人都穷，买不了多少东西。＂他叹了口气，又说，＂我想去县城闯闯，可是不知道能干什么。＂

我看着这个曾经的邻家弟弟，心里不是滋味。

记得十岁那年，我掉进河里，是建设跳下去救了我。

那时河水冰凉刺骨，我被吓得直哭，浑身发抖。

建设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干衣服给我披上，自己穿着湿衣服走了半个小时的山路，把我送回家。

从那以后，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在心里一直记着这份恩情。

他比我大两岁，那时候多机灵啊，在学校成绩也不错，怎么如今落魄成这样？

＂建设，县里纺织厂在招工人，你要不要去试试？＂我鼓励他。

他眼睛一亮，随即又暗淡下来：＂我没什么文化，人家要吗？＂

＂我认识厂里人事科的同志，可以帮你引荐一下。＂我拿出自己的小本子，撕下一页纸写了个条子给他，＂你拿着这个去找赵科长，就说是我介绍的。＂

他感激地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口袋：＂谢谢你，桂英。你们家待我们家真好，不像村里其他人，都瞧不起我们。＂

＂哪有的事，咱们是邻居，本来就该互相帮助。＂我安慰他，心里却想起村里人的闲言碎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就有了＂张门香火旺，李家断了根＂的说法。

说张家虽是女儿户，却个个有出息；李家虽有四个儿子，却没一个像样的。

这话传到李家耳朵里，自然不好听。

当时建军还因此跟人打了一架，把人家门牙打掉了两颗，赔了不少钱。

＂建设，你记住，人这辈子，不怕万事开头难，就怕一辈子没开头。＂我送他到村口，＂有啥困难就来找我，在供销社后院二楼第三间宿舍。＂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背影有些单薄，但步伐坚定。

就这样，建设到了县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人做起，每天两班倒，累得腰酸背痛。

但他从不抱怨，反而比谁都卖力。

厂里活多的时候，别人都想逃，他却主动请缨；机器出了故障，别人都躲，他却第一个上前查看。

短短半年，他就从一个懵懂的乡村小伙子，变成了厂里的技术能手。

我偶尔在供销社食堂遇见他，他总是满身机油味，但笑容比以前灿烂多了。

他勤奋好学，不怕吃苦，两年后竟然成了车间小组长。

这让我刮目相看，县里人都说：＂麻雀变凤凰，李家还有个出息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吹遍全国，＂发家致富不是罪＂的口号鼓舞了无数人。

县里的国营企业开始改制，很多人下岗再就业。

我在供销社也感到了危机，单位效益不好，很多人开始找后路。

1995年，我攒了几年的工资，加上向亲戚借的一些钱，辞去供销社的工作，回乡办了个小服装厂。

村里人都说我傻：＂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回来做个体户，万一赔了咋办？＂

父亲却支持我：＂时代变了，年轻人要敢闯。＂

母亲默默把自己的积蓄都给了我：＂闺女，娘相信你能行。＂

小厂起步艰难，我从十几个农村妇女开始，教她们缝纫技术，做最简单的童装和工作服。

那段时间，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晚上常常伏在缝纫机旁睡着。

有一天，建设突然来访，手里拿着一叠图纸，神秘兮兮地说：＂桂英，我有个想法。＂

原来他在纺织厂这几年，不仅学会了技术，还自学了设计和市场营销，觉得童装市场大有可为。

他主动来找我，说想入股当厂长，带着一些从纺织厂出来的技术工人，一起做大服装产业。

我有些犹豫，毕竟他是李家人，村里人都说李家四兄弟不成器。

但看到他的决心和这几年的成长，最终答应了。

＂桂英，我知道你顾虑什么。＂临走前，他突然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就像当年你没让我失望一样。＂

没想到他真有经营头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改进产品线，从简单的童装转向中高端校服和工作服。

他跑遍了县里的学校和企业，签下了不少订单。

在他的管理下，工厂规模逐渐扩大，很快从十几个工人发展到五六十人，年产值突破百万元。

村里人都惊呆了：＂李家老四咋就变了个人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建设这些年一直暗暗学习，自学完了高中课程，还考了个大专文凭。

每天下了班，他就抱着书本学到深夜。

当年那个浑浑噩噩的少年已经变成了一个有主见、有能力的男人。

有一天，他拿出一个泛黄的本子给我看，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笔记和设计图。

＂这是我从十八岁开始记的，＂他红着脸说，＂我一直想做点事情，证明李家人不是废物。＂

我翻开本子，第一页写着＂不要让救命恩人看扁我＂几个大字，心里一阵感动。

原来他还记得那件事，还把它当做自己奋斗的动力。

建设的变化也影响了他的兄弟们。

建民戒了赌，来厂里当保管员，负责原料和产品的出入库。

他做事认真仔细，半年下来，竟然发现了几处账目漏洞，为厂里节省了不少钱。

随着工厂效益越来越好，我们又吸引了建民加入。

通过弟兄姐妹们的共同努力，到了2000年，我们在村里成立了服装合作社，带动了不少村民就业。

甚至连李建军也洗心革面，在合作社负责安保工作，原来游手好闲的混混，如今成了合作社的安全卫士。

只有建国，因为早年结婚生子，负担重，一直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

但每次回来，他都会带着孩子来厂里参观，眼里满是羡慕和后悔。

十年转眼即逝，2005年的春节，两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我家已经盖起了两层小楼，院子里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这在村里可是稀罕物。

李家也在我们帮助下翻修了房子，虽然比不上我家的气派，但也干净整洁。

李叔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精神矍铄，腰板也直了许多。

他端起酒杯，环顾四周，满脸欣慰：＂当年我还担心四个儿子没出息，愧对祖宗。如今看来，人只要肯改，永远不晚啊！＂

婶子在一旁抹泪：＂多亏了桂英啊，要不是她帮衬，咱们家哪有今天。＂

母亲笑着拉住婶子的手：＂这是孩子们自己的福分，跟谁都没关系。＂

父亲敲敲桌子，笑着说：＂命运如何，关键在自己。勤劳的人，老天不会亏待；知恩图报的人，终会有好报。＂

建设抿了一口酒，轻声说：＂桂英，谢谢你当年对我的信任。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笑了笑：＂如果没有你当年救我，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他的眼睛湿润了，举起酒杯：＂敬你，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们李家的贵人。＂

我也举起杯：＂敬你，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事业的伙伴。＂

全屋人都笑了，笑声透过窗户，飘向远方的松花江。

看着满桌和乐融融的场景，我不禁感慨：人生路漫漫，无论起点如何，只要心存善念，勤劳进取，终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那些年的天差地别，如今已经渐渐缩小，化为同一片蓝天下的共同奋斗和美好生活。

人们常说命运不公，可回头看看，那些曾经被看不起的人，那些起点低的人，只要不认命，依然能逆天改命。

正如父亲常说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

你吃的每一口苦，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化作你生命中最甜美的回报。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