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跟跑」到「领跑」，回望中国肺癌 50 年发展变迁

摘要：肺癌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于恶性肿瘤首位。2000 年以前，肺癌的治疗仅有化疗、放疗和手术 3 种手段，特别是晚期肺癌患者选择有限。随着研究发展，靶向和免疫时代逐次到来，肺癌患者预后不断改善。同时，我国学者紧跟国际潮流，

肺癌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于恶性肿瘤首位。2000 年以前，肺癌的治疗仅有化疗、放疗和手术 3 种手段，特别是晚期肺癌患者选择有限。随着研究发展，靶向和免疫时代逐次到来，肺癌患者预后不断改善。同时，我国学者紧跟国际潮流，致力于自主研发，并得益于中国创新药企业发展，中国研究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不断引领肺癌发展前沿，走出一条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之路。

肺癌治疗飞跃迭代，中国创新蓬勃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肺癌化疗药物少，环磷酰胺等药物有效率低，毒性大。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现了疗效更佳的铂类和三代化疗药物，明显改善了肺癌化疗有效率，含铂双药方案成为肺癌治疗的经典方案。但是含铂双药方案有效率仅为 30%～40%，治疗依旧面临瓶颈。因此，肺癌领域研究者开始追求更为高效低毒的治疗方案。

靶向治疗不同于化疗，对携带特定生物标志物的肿瘤细胞具有特异性杀伤作用。EGFR 靶点的发现开启了肺癌精准诊疗序幕。同时中国专家也开始顺应潮流，逐步与国际接轨。2004 年，中国研究者首次参与了对比 EGFR-TKI 吉非替尼和多西他赛的 Ⅲ 期国际多中 INTEREST 研究，全部入组人群中中国患者占比 15%，开始为国际临床研究贡献力量[1]。2006 年，中国学者参与的 IPASS 研究进一步厘清 EGFR-TKI 获益患者的临床特征，并探索生物标志物价值，为肺癌靶向治疗奠定坚实基础，肺癌精准治疗更进一步[2]。之后，肺癌靶点发现开始呈现井喷之势，EGFR 突变、ALK 融合、ROS1 融合、MET 14 外显子跳跃突变、RET 融合等靶点逐个被发现，一次又一次证实了精准治疗理念的正确并为患者带来巨大获益。过去，中国新型药物的应用依赖于进口，新药在中国上市时间较国际晚数年之久，同时中国制药企业更多研制「me too」仿制药，发展受限。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倾注心血，发展中国力量。中国庞大的肺癌人群和与欧美患者的基因变异差异也为靶向治疗发展提供契机。同时随着创新药企业自身发展，原创新药也开始明显增加。中国主导的研究数量明显增加，中国专家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在肺癌中的成绩和贡献逐渐被全球看到。例如赛沃替尼是首个中国自主研发的 MET 抑制剂[4]，药物在我国获批标志着罕见靶点 MET 14 外显子跳跃突变无药可用时代的终结。短短数十年，我国完成从仿制到创新的根本性转变，肺癌患者从无药可用，到实现有条件的药物可用，再到包括我国自主研发创新药物在内的治疗药物广泛可及，患者的预后也实现了飞跃式发展。除了靶向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发展迅速。2018 年，免疫治疗研究者获诺贝尔奖，标志着免疫治疗时代的全面开启。在我国，多种国产 PD-1/PD-L1 抑制剂层出不穷，中国学者牵头的相关临床研究在包括肺癌在内的恶性肿瘤治疗中获得良好结果，中国研究和中国新药依旧占据免疫治疗时代的重心，并使得驱动基因阴性的肺癌患者生存期突破 2 年，带来前所未有的获益。目前，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药物研发，新型治疗药物如抗体偶联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 等研发如火如荼，我国药企在全球研发中占据优势力量，并已经迎来多款新药获批。从「跟跑」到「领跑」，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见证了中国研究者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变迁。

整合学术平台，助力诊疗规范

我国肺癌领域学术组织在推动肺癌诊疗规范化和临床研究飞速发展方面同样功不可没。1978 年，全国肺癌防办肺癌协作组召开首届全国肺癌大会。1986 年全国肺癌防办肺癌协作组更名为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致力于肺癌学术推广和科学普及工作，负责肺癌指南修订，学术大会筹备和临床研究开展工作，推动了全国肺癌防治研究的开展。同时自 2004 年开始，肺癌专业委员会每年开展中国肺癌高峰论坛，召集全国肺癌领域专家针对临床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形成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临床指南共识，出版的《中国肿瘤整合诊疗指南》在我国肺癌诊疗规范化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成立于 1997 年，是由临床肿瘤学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CSCO 长期开展临床肿瘤学继续教育和多中心协作研究，推动肿瘤诊断治疗的规范化，提高中国临床肿瘤学的学术水平。CSCO 在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加速新药研发方面积极努力，包括制定多部肺癌生物标志物检测共识，编纂《中国临床肿瘤学年度研究进展》，对于肺癌诊疗标准和规范起到重要作用。2016 年起，CSCO 发布系列肿瘤诊疗指南，兼顾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诊疗指南，有效指导包括肺癌在内的恶性肿瘤诊疗临床实践。除了权威学术组织，2007 年，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上海市肺科医院周彩存教授、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张力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陆舜教授等带领全国 12 家医疗单位成立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为中国肺癌研究提供协作平台。目前研究协作组发起的多项临床研究在《柳叶刀 · 肿瘤》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CTONG 也成为全球肺癌研究中极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助力中国学者在全球临床研究中从「参与」到「主导」。这些肺癌学术组织积极落实创新研发协作等工作，加强和拓展临床研究质量和范围，通过整合全链条资源和平台，为中国抗击肺癌事业贡献力量。

小结：

随着肺癌有效治疗手段和创新药物的不断发展，肺癌患者迎来更多治疗希望，「无药可用、用药难、用药贵」等问题得到极大改善，生存和生活质量也随之提高。国家卫健委等 13 部分联合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 —— 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 年）》提出到 2030 年我国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达到 46.6% 的主要目标。肺癌作为恶性肿瘤的关键构成，其相关诊疗更是抗癌事业的重中之重。随着不同治疗时代的推进，中国学者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创新型制药企业积极发展，必定可推动中国肺癌防治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中国 2030」癌症防治目标实现。

✩ 本文仅供医疗卫生等专业人士参考

审批编号：CN-148552
过期日期：2025-03-02声明：本材料由阿斯利康提供支持，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内容策划：方程项目审核：杨静[1]Kim ES, et al. Gefitinib versus docetaxel in previously treat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INTEREST): a randomised phase III trial. Lancet. 2008;372(9652):1809-18.
[2]Mok TS, et al. Gefitinib or carboplatin-paclitaxel in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N Engl J Med. 2009;361(10):947-57.[3]He J, et al. Icotinib versus chemotherapy as adjuvant treatment for stage II-IIIA EGFR-mutant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EVIDENCE): a randomised, open-label, phase 3 trial. Lancet Respir Med. 2021;9(9):1021-1029.[4]张力, 王永生, 林丽珠, 等. 赛沃替尼相关不良反应管理的中国多学科专家共识 [J]. 中华肿瘤杂志, 2023, 45(4):298-312.[5]Han B, et al. Effect of Anlotinib as a Third-Line or Further Treatment on Overal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he ALTER 0303 Phase 3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Oncol. 2018;4(11):1569-1575.

来源：临床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