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屠呦呦的这番话让中医一时成为媒体和大众瞩目的焦点。然而，大多数人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医文化当中的医术层面，而有关中医的医德，则关注者少。事实上，几千年的探索和发展历史，让中医不仅仅在治病救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屠呦呦的这番话让中医一时成为媒体和大众瞩目的焦点。然而，大多数人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医文化当中的医术层面，而有关中医的医德，则关注者少。事实上，几千年的探索和发展历史，让中医不仅仅在治病救人方面为中华民族作出了突出贡献，更有在传统医德方面的文化积淀。学好用好这些传统的中医执业道德，应是我们在弘扬传统医学、教育下一代中医英才之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学医者，必有医德。中国自古就有“医乃仁术”的医学定义，认为医生的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其完成医疗活动的方方面面。医德医术，密不可分。几千年来，历代医家这样一个共识从未改变过：道德高尚是医师角色的重要特征，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一名医生。中医是仁心仁术，表现在高尚的医德。我国的中医伦理学的基本观念是以人为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因此人的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救人性命是医者本分，但正因医术与最宝贵的生命相连，所以从古至今都认为医者必须对生命抱有高度的仁爱精神。

《本草纲目·序》中提到“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解释为：医者，首先要有仁爱之心，对患者要有关怀之情。医者用仁爱之术来体现他的仁爱之德，又用他的仁爱之德救助患者，则可将仁爱之心传播到天下的百姓中，使家庭和睦，人伦有序，从而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修养成仁爱之术，是德与术的相通。只有有仁爱之心的人，才有仁爱之德，只有仁爱之德，才能修炼成仁爱之术。其实，这些说的就是要有高尚的伦理道德才能行医治病。而古人要求的高尚的伦理道德说的就是中国古代医学伦理思想。一般说来，我国古代的伦理学传统的特点是：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注重医德和医术的统一。

“医乃仁术”意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它是道家、儒家的仁术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我国道家、儒家文化一直强调道德、仁爱思想是从医的基础条件。

我国古代医生择徒甚严，曾明确提出“非其人勿教”。晋代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南宋医学名著《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开篇第一卷便为《医工论》，对于医德重要性的论述更加直接：“凡为医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者，谓明理以尽数也；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对病也。”

张学文常说，“宁可叫医生委屈也不能让患者折腾”。无论业务多么繁忙，任务多重，始终坚持定期出诊，对患者有求必应。为方便患者，他的电话号码多年来一直印在病历上，只要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手机号。哪怕有患者三更半夜打电话，他都耐心答复。

“医生态度好，认真，医术差点也能得到病人谅解。本事不大脾气不小，肯定不行！”现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张学文觉得多少与医生态度有些关系。

唐朝药王孙思邈曾有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如张学文这样的中医学者们，在践行着老祖宗们给国人留下的国粹之时，也在身体力行地向后来者教授着医者圣心的道理。传统医德思想的不断熔铸再创、丰富完善，铺就了中医学者们治病救人的道德轨迹，最终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宝贵财富。在我们强调弘扬中医这门传统的国粹之时，那些与之相随的古典医德，也是万万不可丢掉的瑰宝。

中医以治病救人为目的，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历代著名医学家，都有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比如孙思邈、张仲景、朱丹溪等。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第二是诚，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

来源：健康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