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审读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夺宫》稿件时，顾仕鹏发现了文中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他在1985年8月27日致二月河的信中，叮嘱二月河在寄去的校样上如发现差错，尽量在校样上改。“不影响版面的增删，是可以的。”但他在后面又补充说明，“如一定要做大的改动也可以。”但他再次强

审读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夺宫》稿件时，顾仕鹏发现了文中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他在1985年8月27日致二月河的信中，叮嘱二月河在寄去的校样上如发现差错，尽量在校样上改。“不影响版面的增删，是可以的。”但他在后面又补充说明，“如一定要做大的改动也可以。”但他再次强调：

我已看了一百多页，差错很多。多是原稿字迹、标点不清引起的。以后的第二、三部稿务请誊写清楚，否则后患无穷。

P133页苏麻喇姑吟咏的《李芳树刺血恩》请查对。

9月4日，顾仕鹏在给二月河的信中询问二月河是否收到了他寄去的清样。他在信中就稿件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强调：

此稿的校样我已看完了，差错很多。不仅有工人排错的，也有原稿上的错误。还有许多不合情理的细节。有些我已作了处理，有些现在难作处理，只怪我当时赶进度，看稿不细，我在这里提出来的目的是务请在二、三部的创作中，作细心的推敲，慎重后再慎重！

二月河手稿字迹难辨，因而导致责任编辑编稿时进度很慢，而且排字和校对都屡出差错的问题，顾仕鹏的同事，他当年带的“徒弟”王国钦先生在回忆二月河和顾仕鹏的文章中曾写道：

二月河的字难以辨认，我在担任他的《雍正皇帝》的责任编辑时深有同感。编辑要反复描，排字，校对环节还要靠“蒙”。他去世后，我为他撰写碑文，想了个还算文雅的词来形容他写的字：“春蚓秋蛇”。可是，二月河的字虽然写得不规范，谁知道他的一生靠“码字”暴得大名，成为知名作家呢！

除了改正错别字，顾仕鹏对二月河作品中的一些知识性问题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

鳌的唱词“棚（扌履）齐安不须真”这样的句子令人十分费解，其中的“扌履”字查遍词书都不见，可它竟然出现在我们的作品中。应引以为戒！！您所改为“五行互济不须真”，也同样不好理解，且下文还有“阴阳互济”的句子，岂不重复！我把它改为“声东击西不须真”，您以为如何？因等不及您的回信，已擅自作主，我知也不很贴切，等您的高见。

……

难以修改的细节（不合情理）是，鳌拜早就知道鉴梅和魏东亭的关系，可他仍留她在身边，并让她随便出入机密重地，甚至让她送女儿茶给康熙吃。

除此之外，还发现有五六处不合情理，前后矛盾的细节。不再赘述，我已作适当处理。

9月28日，顾仕鹏出差南方归来，再次致信二月河，谈到稿件中顺治皇后的姓名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上一次提出的鳌拜唱词不妥当的问题。

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夺宫》在版权页上署名是1985年的11月出版，但实际出书是在1986年的3月。在3月3日顾仕鹏致二月河的信中，顾仕鹏除了谈样书寄送问题外，主要谈了图书的宣传工作。

如第一卷《夺宫》装订成册后，工厂送来样书后，发现“内容简介”和“版权页”印装不合规格，出版社将书全部退给了工厂重新装印。但顾仕鹏留下了五册，一册给了二月河，另两册寄给了周汝昌和冯其庸。为什么急着寄给二位专家呢？顾仕鹏叮嘱二月河，“您可去信，请二位撰写书评。他们的书评，我想报刊会乐意接受的。如寄给我也可，由我们和有关报刊联系。”

顾仕鹏如此急着寄给专家，目的是急于为图书做宣传。后来，只有冯其庸写了篇《龙腾虎跃 波谲云诡——读长篇系列小说》一文，报刊嫌太长，加之已经发过会议综述，最后只好发表在由他的学生丁琳主编的《奔流》杂志上。

当然，顾仕鹏没有忘记亲自动手宣传自己编辑的图书。从顾仕鹏给二月河的信中，多处记载了他撰写文章为《康熙大帝》做宣传的文字。如1986年7月30日给二月河的信中提到，他写的书讯，本来想交给《南阳日报》的周熠发表，但看见上面已经刊登了出版消息，便告诉二月河，“不必交给周熠同志”了。信末，他告诉二月河，“我今天给李长华又写一篇书讯”。

1987年4月8日顾仕鹏给二月河的信中，提到他给二月河寄去了《河南出版》一册，其中有他为《夺宫》写的评论，同时告诉二月河《新书报》和《中州书林》上也刊载了他写的图书评介。

与此同时，为了宣传好《康熙大帝·夺宫》，顾仕鹏联系郑州市广播电台连播二月河的这部小说。他在1986年4月1日的信中告诉二月河：“《夺宫》已在郑州市广播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广播了，不知道您那里能否听到郑州台的广播。原定今天中午开始，今天我听同室的同志讲已广播两天了。我过去在市台播音室听了两节，效果很好。广播员的播讲很有感情。”除此之外，顾仕鹏还在积极张罗《夺宫》的讨论会事宜。他在这封信中说：

今年，我们打算为《夺宫》举办讨论会，邀请一部分专家、学者、记者参加。请他们就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历史常识等方面提出意见。我们已下决心，要将这部作品搞得好些，在全国产生影响。当然能否如愿，首先是您的努力，我们只能在其中助威呐喊，跑跑龙套而已。请您把您拟邀请的专家学者的名单、通讯地址、职衔告诉我们。我们还想请一些历史题材的评论家，名单确定后将告诉您。

这次研讨会，在二月河的创作生涯中，是一件可称为标志性的事件。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业余作者，很多人对他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一直持怀疑态度。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夺宫》是否写得成功，他自己说了没有人相信，出版方说也有一点自吹自擂的嫌疑，专家的意见很重要，特别是来自北京的专家的意见尤其重要。如果专家们对这部作品给以肯定，不仅仅能扩大这一部作品的影响力，对转业军人凌解放，对于新人二月河，都是莫大的鼓励。顾仕鹏在会前会后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他于1986年的4月19日到北京参加全国书展，其间去拜访了与二月河熟悉的冯其庸先生，请他推荐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冯其庸先生对《夺宫》“大加赞赏”，建议《康熙大帝》要写四卷才行。顾仕鹏回到郑州后，出版社经研究确定5月19日至23日在郑州召开《夺宫》研讨会。

研讨会有省内外二十多个专家和领导参加，规格之高，专家意见之中肯，让二月河和顾仕鹏都很兴奋。会议结束后，顾仕鹏在给二月河的信中，告诉他《郑州晚报》和郑州电台对这次会议作了报导，6月8日的《河南日报》发了会议纪要。同时，他又将纪要寄给了《文艺报》。在那个时代，能在省委机关报上刊登如此大篇幅的报道，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树德、省文联副主席耿恭让出席会议，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因此顾仕鹏认为：“这部作品在本省的影响已经产生，但还未扩大到全国。要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还得靠冯先生、李希凡撰写评论，作较系统的评论很重要。”同时，他也像所有的编辑一样，十分关注外界对自己编辑的作品的反应。一位历史小说大家在武汉的历史题材小说研讨会上就二月河小说《康熙大帝》之事再次批评了黄河社，顾仕鹏写信给二月河，认为此人对黄河社有成见，“仍是旧调重弹”。

作品出版了，顾仕鹏希望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他积极为《夺宫》申报各种奖项。《夺宫》出版后，顾仕鹏便准备材料申报“中国图书奖”。他曾将《夺宫》申报“中国图书奖”的材料底稿抄录给二月河，请他把关。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到顾仕鹏在幕后所做的繁琐的工作。他一一罗列《夺宫》一书出版后的市场销售情况，专家意见，读者反馈，希望能够引起评选专家的重视。可能因为《夺宫》只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它的价值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直到《康熙大帝》四卷出齐后，这套书先后获得了“河南省改革十年优秀图书一等奖”，“河南省首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由于报奖的单位是出版社，顾仕鹏在其中做了很多材料准备工作，这些繁琐的工作过程，一般人是无法得知的。

尽管《康熙大帝·夺宫》出版后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毕竟是在圈子里，顾仕鹏积极联系更多的媒介，希望用不同的传播形式，进一步扩大作品和作家的影响。他在1987年6月21日给二月河的信中，转告了郑州电台王瑞人电话的信息：一是“《康熙大帝》第2卷的录音已于4月底完成，5月份在唐山省会电台交流会上又一次获奖”。二是“第一、二卷将于6月20日在郑州台播出。”除此之外，他还积极联系电影制片厂，希望能将二月河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他在1987年4月28日给二月河的信中，谈到与长春电影制片厂合作“联拍影片的事”。他在信中提到，“已约好由他们的文学副厂长改编剧本”，但“近来无音讯”。顾仕鹏估计长影厂犹豫的原因是“小说只在本省产生了一些影响，在全国影响还有限”，因此能不能被对方接收改编为电影还“只能尽力而为”。在1988年2月12日的信中，谈到珠江电影制片厂表示要将《夺宫》改编成电影，要来签合同，但长春电影制片厂仍然表态要改编，但也一直未签合同。顾仕鹏以黄河社的名义，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写了一封信，并将这封信的底稿寄给了二月河。他在信中催促长春电影制片厂“因为在你们联系之后，曾有两家电影厂和作者，和我们联系改编的事……现在又有一家电影厂来联系改编的事，并表示愿于三月上旬签订改编合同，由于你厂联系在先，因此我们得首先征求贵厂的意见”。后来估计长春电影制片厂未有明确的态度，顾仕鹏于本年的2月29日与郑州话剧团团长辛静一起到广州，3月2日从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给二月河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先谈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对改编一事很重视 ，“改编创作组已建立，由王进副厂长当组长，定稿，并导演；由文学部主任贺梦凡执笔（电影孙中山的编剧），另有一位文学部同志参加，估计今冬明春可以开拍。”结果后来又谈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横生枝节，副厂长王进表示改编以二月河的小说为主，但还要加上另一位姓郭的作者的部分细节。署名“根据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和郭秋良的《康熙皇帝》改编”。理由是郭的书早就由一位袁姓作者改编成了6集电视剧本，稿件已交到了他们手中。另外，如果用郭的本子并署上后者名字的话，承德地委已应允拍摄时可以使用避暑山庄。后来对方又允诺将来片子上可以署上顾仕鹏的名字之类的，顾仕鹏从“保护原作者权益的责任心”（见珠江电影制片厂《交谈纪要》），均没有答应，后来顾仕鹏又提出变通的办法，用二月河的小说改编电影，用郭秋良的小说改编电视连续剧，但均未为珠影厂接受。顾仕鹏感到十分为难，写信征求二月河的意见，表示万一双方不能达成一致，自己准备“灰溜溜的回郑州”。后来，由于郭秋良的《康熙皇帝》由河北电视中心改编电视剧，北京市作家凌力又动手写了关于康熙的长篇小说，珠江电影厂放弃了改编二月河小说的打算，但电影厂“爽约”，又不明确表态，不回复顾仕鹏写去的信，让顾仕鹏很生气。事实证明，珠影厂缺少对二月河作品文学价值和影视改编潜力的充分认识。之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两次得到改编，并且都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次是1994年，由林鸿担任制片人和导演，俞智先根据二月河《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改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第二次是2001年，由朱苏进等编剧，陈道明等主演，根据二月河《康熙大帝》改编的46集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特别是后一次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播出后，陈道明等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好评。虽然从现存的书信中没有看到顾仕鹏参与后两次改编的记载，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乐见其成，为二月河先生感到欣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由于有历史小说《康熙大帝》较好的文学基础，才能一次又一次改编出受到好评的电视连续剧。而这一切，不能说没有顾仕鹏的一份功劳。二十世纪前互联网时期，电视剧这种形式具有很大的传播优势和乘数效应，大众传媒的介入放大了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影响力。

总之，顾仕鹏与二月河的交往，是出版界编辑与作者建立友好关系的典范，顾仕鹏与二月河是挚友、更是诤友。顾仕鹏在二月河的创作过程中，扶持、引导、把关，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顾仕鹏作为一位编辑，除了做这些份内工作外，为了方便讨论稿件，还从作者的经济承受力考虑，把作者请到自己的家中吃和住。这其中可见一位编辑对作者的关心与体贴，或者说对工作的高度负责。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人们收入都不高，二月河每月只有五十多元工资，顾仕鹏的工资水平也不过如此。二月河去住招待所或者宾馆，他那点工资是支付不起的。再者，二人朝夕相处，吵归吵，但随时随地的碰撞，则可能会擦出思想的火花。编辑与作者的这种亲密关系，今天看来似乎让人难以相信，但在那个时代，人们感觉很正常。不过，今天如果将这种情景搬上荧幕，相信也是挺有戏剧性的。美国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麦克斯·珀金斯在发现菲茨杰拉德和沃尔夫、海明威这些世界级的文学巨匠之初，也曾是这样为作者做嫁衣的。珀金斯一方面是优秀的编辑，他会帮助作者确定作品的结构，起标题，构思情节，他还是与作者是朋友，是他们的心理分析师、失恋者的顾问、婚姻法律师、职业规划师，或者放款人。在这一点上，顾仕鹏与珀金斯几乎完全相似。

二月河在回忆与《康熙大帝》的责任编辑打交道的文章里，谈到了这件往事。君子之交淡于水，今天有些人可能难以理解，但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的纯朴与真挚。

虽然二人关系不错，但是为了保证稿件的质量，二人又经常“拍案而起”。这种不同观点的激荡，虽曾一度给他们之间造成误会，但转身又和好如初。如顾仕鹏在信中提醒二月河“后面两卷”的写作中，一定要“刻划（画）出（康熙）冷酷、残忍、狡黠、多疑的性格特征”，写康熙“镇压农民暴动的事，而且屡兴文字狱”。二月河为了塑造康熙的“大帝”形象，不尽然同意顾仕鹏的这些观点。二月河在个别场合谈到自己的不同意见，结果这些话传到顾仕鹏的耳朵里后，顾仕鹏觉得二月河误会了自己。他在致二月河的信中解释自己的出发点。当然，从二月河的角度来看，在长篇小说中塑造中心人物形象，一定要写出人物性格的主流成分，如描写康熙他要突出康熙的功绩，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坚持统一祖国、反对分裂，提倡民族团结，消弭满汉矛盾，重视人才培养，尊重儒家文化等，如果过分强调主人公身上的负面因子，则可能破坏了形象的整体性。当然，他也写出了康熙执政时的一些错误决策，导致后期吏治腐败，经济发展停顿，甚至出现文字狱的情形。这些处理，也可能就是他吸取了顾仕鹏的合理化建议的结果。不过，正如二月河所说，二人争归争，友谊的小船始终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二月河的成长，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的如期顺利出版。顾仕鹏功不可没，对此二月河也是终生难忘，所以他后来多次撰文写到自己与这位诤友与挚友的关系。他常引用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所说，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两种，他与顾仕鹏，是那种“倾盖如故”的关系。

现在，二月河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顾仕鹏也到天堂上去了。幸好二月河和夫人生前有档案意识，将顾仕鹏早期写给他的37封信完整保留下来，让我得以一窥二月河在走上文学道路前后的跋涉足迹，看到一位编辑是如何殚精竭虑，为帮助一位初涉文坛的业余作者创作出传世之作而倾注的心血、智慧，还有甘做无名英雄的风范。他们之间相互成就的佳话，将成为中国出版史与文学史上的经典案例，永远为读者和研究者所铭记。

注释

[1] 王国钦：《怀念导师顾仞九，送别作家二月河》，《顶端新闻》2024年2月23日。

[2] 二月河：《我与两个责任编辑》，《光明日报》2007 年 11 月 13 日

[3] 二月河，《我与两个责任编辑》，《光明日报》2007 年 11 月 13 日。

作者简介

周百义 ，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现任《荆楚文库》编辑部主任，负责具体协调工作。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主持策划过《二月河文集》《历史小说大系》《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新时期报告文学大系》等。责任编辑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本人写作并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竹溪上的笋叶船》《山野的呼唤》《黑月亮》，历史小说《她从魔窟来》（与人合作），报告文学《步履艰难的中国》《中国反黑行动》（与人合作），古籍整理《武经七书译注》《白话劝忍百箴》《预知.预兆.预见》，出版研究专著《出版的文化守望》《书旅留痕》《书业行知录》等。有《周百义文存》3卷。最新出版的有《长江十年》《劝忍百箴》（修订版）《我的出版实践与观察》《岁月绵长》《出版的艺术》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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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里有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