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任何预兆，就像她平时做事那样，干脆利落。那天早上她还煮了一锅粥，说晚上回来炖肉，结果下午就在菜市场买菜时栽倒了，送医院的路上就没了呼吸。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的手还是温的，脸上带着点笑意，仿佛睡着了一样。

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母亲走了。

没有任何预兆，就像她平时做事那样，干脆利落。那天早上她还煮了一锅粥，说晚上回来炖肉，结果下午就在菜市场买菜时栽倒了，送医院的路上就没了呼吸。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的手还是温的，脸上带着点笑意，仿佛睡着了一样。

乡下的葬礼总是热闹而仓促。三天后，母亲入土为安，我也必须收拾行李返回城里。老家那栋砖瓦房虽然还算结实，但毕竟荒废了大半年，蜘蛛网爬满了每个角落，家具上落满了灰。二姐说要把房子收拾出来，准备以后过年回来住。

“老三，这些东西你看看，要的就带走，不要的就处理了。”二姐指着堆在客厅的几个纸箱对我说。箱子里大多是些旧衣物和母亲生前用过的东西，几本发黄的相册，一个掉了把手的搪瓷杯，还有一个绣着牡丹花的布袋子。

那个布袋子我记得，是母亲在我十岁生日那年做的。那时候她还没学会用缝纫机，全是手工缝制的，针脚细密整齐。我问过她为什么要绣牡丹花，她说牡丹富贵吉祥，希望我将来有出息。后来这个布袋子一直放在她的衣柜深处，我再没见她拿出来用过。

二姐看我盯着布袋子发呆，便把袋子递给我：“这个挺精致的，你要不要？”

我接过布袋子，发现比想象中沉。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塞满了信封，厚厚一叠，大概有八十多封的样子。信封已经泛黄，但是封口完好，上面没写收信人，只在角落里标注了日期，最早的一封竟然是1988年的，那时我才五岁。

“这是什么？”二姐好奇地问。

“不知道，可能是妈留的信吧。”我把布袋子装进了我的背包，准备回城里再看。

回到城里的出租屋，我洗完澡，才想起带回来的布袋子。掏出信封，随手拿了一封打开。

“亲爱的老伴，今天是我们分开的第375天…”

我愣住了。这是母亲写给父亲的信。

父亲是在我七岁那年离家的。那天早上他说要去县城办点事，结果就再也没回来。村里人都说他是嫌家里穷，跑去大城市打工了。母亲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起他，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惯了没有父亲的日子。

“…今天三子考试得了全班第一，真像你，脑子就是灵光。不过这孩子太调皮，昨天又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赔了五块钱…”

信的内容很平常，就是讲述家里的日常琐事，但字里行间透着思念。我的手有些颤抖，赶紧又拆开一封。

“…大女儿说想嫁给镇上的小李，我心里不太愿意，那小伙子看着不老实，但孩子们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我拗不过…”

一封接一封，我看得入了迷。母亲在信中记录了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二姐结婚生子，大哥买了拖拉机成了村里第一个”机械化”种田的，我考上了县城高中然后是省城大学…

最让我震惊的是，在每封信的最后，母亲都会写上同样的一句话：“盼你早日回家。”

看完这些信，我才恍然大悟——母亲这些年一直在等父亲回来。而我们都以为她早已放下，甚至连提都不提他的名字。

翻到最早的那封信，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纸已经有些脆了。

“老漆，你走了三天了，村长说你去省城打工了。我知道家里穷，孩子们的学费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走就走吧，什么时候回来都行，我和孩子们等你…”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原来父亲离家不是因为不爱我们，而是为了生计。

第二天一早，我就买了票回老家，希望能从村里的老人那里打听到更多关于父亲的事。村口的老槐树下总会坐着几个闲聊的老人，我小时候最怕经过那里，因为他们总爱逗我：“看，没爹的孩子来了。”

找到老支书时，他正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身边放着个收音机，播着不知道哪个台的戏曲。

“老支书，我想打听点事。”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

“哟，老漆家的小儿子啊，听说你妈走了，节哀啊。”老支书的眼睛浑浊，但精神还好。

“嗯，我想问问我爸当年是不是真的去省城打工了？”

老支书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这事儿，你妈不让我们说。不过她都走了，也该让你们知道了。”

原来，我父亲当年并不是去打工，而是去了工地干活时出了事故，被钢筋刺穿了肺。送到医院后情况很危急，需要大笔手术费。父亲怕拖累家里，就让工友给母亲捎了个口信，说他去南方打工了，让她别找他，等挣够了钱自然会回来。

“后来呢？”我追问。

“后来啊，他手术是做了，但人没救回来。”老支书喝了口茶，继续说，“你妈其实第二年就知道了真相，是你爸的工友偷偷告诉她的。但她怕你们受不了打击，就对外说你爸去打工了，还总是念叨着他哪天会回来。”

我突然想起母亲每年春节前都会站在村口的小路上发呆，有时候一站就是大半天。原来她是在盼着父亲回家过年。

“那我爸… 埋在哪里？”我的嗓子有些哑。

“就埋在省城医院后面的公墓里，当时是工地垫付的费用，算工伤赔偿。”老支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翻了几页，“喏，地址我记在这儿呢，你妈每年清明都去，临走前都要我开介绍信，说是去省城看亲戚。”

我接过小本子，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编号：省城福寿园，B区，207号。

第二天，我带着那叠信去了省城的福寿园。墓园很大，我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B区。207号墓碑前，插着一束已经枯萎的野花，应该是母亲清明节时带来的。

墓碑很简单，上面只刻着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我蹲下身，将那袋信轻轻放在墓前。

“爸，这些是妈写给你的信，她一直在等你回家。现在，她去找你了。”

我哽咽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时，一阵风吹来，布袋子里的信封被吹出几封，散落在地上。我赶紧去捡，突然发现其中一封信的封口是开着的，而且信封上的字迹不是母亲的。

我打开信一看，才发现这是一封回信，日期是1996年。

“亲爱的妻子，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对不起，我不能回家了。我现在在南方一个小城市，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我惊呆了，这是父亲的字迹！他还活着？而且另组家庭了？那老支书告诉我的又是什么？

我急忙又翻找布袋子里的信，果然又找到了几封回信，但数量不多，只有七八封。从内容看，父亲似乎在南方某个城市安顿下来，有了新的生活。而母亲收到这些信后，依然坚持每个月给他写信，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最后一封回信是2005年的，父亲提到他的腿有些不方便，可能是工地上的旧伤复发。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我站在墓碑前，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墓碑上的人是谁？父亲到底在哪里？母亲知道真相吗？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墓园的管理员走了过来。

“您是来祭拜亲人的吧？”他问。

“嗯，我是来看我父亲的，但是…”我指了指那些信，犹豫着要不要把情况告诉他。

“哦，您是老漆的儿子？”管理员似乎对这个名字有印象，“您母亲前段时间还来过呢，她说她丈夫走了快四十年了，一直埋在这里。”

“您知道这个墓的情况吗？是我父亲1988年在工地出事故，工伤死亡后埋在这里的…”

管理员皱了皱眉头：“这个我真不清楚，我是2000年才来墓园工作的。不过B区这一片基本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墓，记录应该还在。您稍等，我去查查。”

等管理员离开后，我又翻看了几封父亲的回信。信中提到他在南方的城市做小生意，有时候生意好，有时候不行。他提到过想家，但又说回不来了，因为欠了一屁股债。最奇怪的是，他从来不提自己组建的”新家庭”具体情况，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有了新的开始”。

过了一会儿，管理员拿着一本泛黄的登记簿回来了。

“查到了，这个墓确实是1988年建的，死者是…咦？”他突然停住了，“这上面写的是’无名氏’，不是您父亲啊。”

“什么？”我一把抢过登记簿。果然，207号墓的登记信息上写着”无名氏，约30岁，1988年7月12日因工伤死亡，工地垫付安葬费”。

“那墓碑上的名字是怎么回事？”

管理员摇摇头：“我不清楚，可能是后来有人私自更改的。您母亲每年来，都会带一些工具清理墓碑，有时候还会修补什么。”

我再次看向墓碑，突然发现父亲名字的字体确实与周围的文字有些不同，像是后刻上去的。

带着满腹疑惑，我回到了老家。二姐正在收拾母亲的房间，看到我回来，她说：“老三，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她手里拿着一个铁盒子，上面落满了灰。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照片和一本存折。照片大多是我小时候的，但其中一张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全家福，父亲抱着刚出生的我，母亲和大哥二姐站在两边，背景是村口的那棵老槐树。

翻到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全家福，1983年春节”。

“这存折你看看。”二姐递给我那本发黄的存折。

存折是80年代的老式样，上面记录着每月一笔固定金额的存入，从1988年9月开始，一直到2021年4月，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每笔存款都是整数，50元、100元、后来涨到200元，再后来是500元。

“妈一直在存钱？给谁存的？”二姐疑惑地问。

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赶紧翻看布袋子里那几封父亲的回信。果然，在每封信的最后，都提到了一个账号，说是他在南方用的账号，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寄点钱给他应急。

我把存折上的账号和信中的账号进行比对，完全一致。

“原来如此…”我喃喃自语。

“什么原来如此？这些钱是给谁的？”二姐追问。

我把布袋子里的信和我在墓园发现的情况告诉了二姐。听完后，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妈真是个傻女人。”

是啊，母亲太单纯了。她可能早就知道父亲另组家庭的事实，但仍然选择原谅他，每月按时给他寄钱，帮他瞒着我们，甚至在公墓给一个陌生人立了写着父亲名字的墓碑，每年去祭拜，只为了让我们以为父亲已经去世，免受被抛弃的痛苦。

“那爸现在在哪里？还活着吗？”二姐问出了我心里的疑问。

我摇摇头：“不知道，最后一封回信是2005年的，他说腿有伤，之后就再也没消息了。”

第二天，我和二姐商量后决定去查一查那个账号。在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个账号确实存在，属于一个叫周明的人，开户行在广东的一个小城市。

“周明？不是我们父亲的名字啊。”二姐疑惑地说。

我想起父亲最后一封回信中提到的腿伤，心中有了猜测：“会不会是父亲在南方用了假名字？”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联系上了广东那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方告诉我们，周明是个残疾人，右腿有残疾，已经去世多年了，大概是2006年的事。他生前是个小商贩，卖些日用百货，收入不高，但是账户每月都有固定的汇款进账。

“他有家人吗？”我问。

“没有，他一个人住在城中村的一间小屋里，很少与人来往。去世后，是邻居发现的，当时已经过世三天了。”

听到这里，我和二姐都沉默了。我们不知道那个周明是不是父亲，但种种迹象表明，很可能就是。

回到老家，我们把这些发现告诉了老支书。老人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妈是个要强的人，当年你爸走了，村里人都说三道四的，说你爸抛弃了你们。你妈就发誓说你爸是去打工了，一定会回来的。后来可能知道了真相，但为了你们，也为了自己的面子，就一直编织这个谎言吧。”

“那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为什么会突然离家？”

老支书叹了口气：“那时候村里穷啊，你大哥二姐要上学，家里田又少，你爸可能实在撑不下去了。再说那会儿，外面的世界对我们这些乡下人有太大的诱惑力了，不少人都出去了，有的回来，有的就再也没回来。”

晚上，我和二姐坐在老屋的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

“你说，妈知道真相吗？”二姐问。

“我觉得她可能一直都知道，”我回答，“但她选择了原谅和等待。那些信，与其说是写给父亲的，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的。”

“真傻。”二姐嘟囔道，但声音里带着哽咽。

第二天，我们去了省城的福寿园。这次，我们带了两束花，一束放在写着父亲名字的墓前，一束带回家，准备明天去广东祭拜那个可能是父亲的周明。

在回家的路上，我翻出母亲的布袋子，又一次抚摸着上面的牡丹花刺绣。忽然，我注意到袋子底部有个小口袋，里面似乎塞着什么东西。小心翼翼地掏出来，是一张对折的纸，上面是母亲的字迹：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永远爱你。希望你在另一个地方，能过得幸福。——你的妻子”

纸张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这应该是母亲准备的，但最终没有寄出的一封信。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明白了，母亲早就知道真相，她知道父亲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但她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守候这份爱情，同时也保护着我们不受伤害。

回到家后，我把这张纸和那些信一起，小心地放回布袋子里。这些信背后的故事，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女人，用她朴素而坚韧的爱，支撑起了一个残缺的家，也守护了我们每个人的尊严和梦想。

这个布袋子，和里面的八十封信，是她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