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保机出身于契丹迭剌部的显贵家族，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和雄心壮志。他身材魁梧，武艺高强，精于骑射，在 29 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契丹联盟的夷离堇（军事首领）和于越（地位仅次于可汗，史称 “总知军国事” ），成为了契丹部落联盟的实权人物。
在唐朝末年的动荡岁月里，中原大地战火纷飞，各方势力逐鹿中原。而在北方的草原上，契丹族也在悄然崛起，耶律阿保机就诞生于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
阿保机出身于契丹迭剌部的显贵家族，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和雄心壮志。他身材魁梧，武艺高强，精于骑射，在 29 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契丹联盟的夷离堇（军事首领）和于越（地位仅次于可汗，史称 “总知军国事” ），成为了契丹部落联盟的实权人物。
当时的契丹，由八个部落组成松散的联盟，可汗由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然而，随着阿保机势力的不断壮大，他渴望打破这种传统的选举制度，效仿中原王朝，建立终身制和世袭制的统治。这一想法遭到了其他契丹贵族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他的几个亲弟弟，他们联合起来，连续几年发动了三次叛乱战争，企图推倒耶律阿保机，史称 “诸弟之乱”。
阿保机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逐一平定了诸弟之乱。然而，他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他当可汗的第九个年头，契丹其他七个部落不满他霸占可汗之位多年，联合起来，以恢复旧的可汗选举制度为旗号，逼迫他退出可汗之位。
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阿保机深知硬拼只会两败俱伤，于是他选择了以退为进。他先是交出了代表可汗身份和权威的旗鼓仪仗，表示自己让出可汗职位的诚意，同时又让出了他占有的水草比较丰美的土地。然后他对七部贵族说：“我手下有很多汉人，咱们契丹人可以在草原上放牧纵马驰骋，汉人不习惯这种生活。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要的好的草场我都让给你们，我去汉地筑一座城，让汉人们住里面，我也和他们一起住。” 七部贵族见他态度诚恳，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阿保机带着汉人来到炭山东南，这里土地肥沃，还有丰富的盐铁资源。他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带领汉人耕种，发展生产，并建立了一座城市。由于城中盐池盛产食盐，而各部要吃盐都必须来找阿保机交换，他的实力因此越来越强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阿保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夺回契丹可汗之位。他的妻子述律平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谋略 —— 摆一场 “鸿门宴”，邀请七部落首领前来参会，在宴会上动手将这些人全部击杀。阿保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派人通知契丹各部落，说自己所在的汉地盛产食盐，请契丹各部落首领前来一起吃大餐，临走再送大家足够多的食盐。
七部落首领不知是计，以为阿保机真的要犒劳他们，便高兴地带着牛羊和美酒，前来赴宴。到了约定时间，阿保机在盐池大摆筵席，隆重地招待了这七个部落的首领们。大家一起饮酒作乐，气氛十分融洽。然而，就在七部落首领喝得酩酊大醉之时，阿保机一声令下，周围的伏兵四起，一举将这七个部落首领及其亲随全部击杀。
在这场盐池之会的 “鸿门宴” 中，阿保机杀伐果断，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他顺势统一了契丹八部，将分散的契丹力量凝聚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为后来契丹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16 年，在谋士韩延徽的建议下，阿保机仿照中原的政治制度，废除契丹部落的旧制度，不再称 “可汗”，正式改称 “皇帝”，建立契丹国，并修建都城，即后来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将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制转变为国家制。同时，耶律阿保机还仿照中原的王朝定年号为 “神册” 元年，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就此崛起。
建立契丹国后，阿保机深知，要想让这个新兴的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当时，契丹国内既有以游牧为生的契丹人，也有大量因战乱而逃到北方的汉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截然不同。为了适应这种复杂的民族状况，阿保机创造性地设立了 “南北面官制”。
北面官以契丹旧制统辖游牧民族，保留了契丹部族的军政体系，官员多由契丹贵族担任。北面官系统是辽政权的重心所在，设置的北、南宰相府和北、南枢密院都是辽朝中央的权力核心机构，掌管宫帐、部族、属国和兵机、武铨、群牧范围内的政务。比如北枢密院负责管理军事事务，南枢密院则掌管吏部。这种设置充分考虑了契丹族的传统和特点，有利于保持契丹族的军事优势和对游牧地区的有效控制。
南面官则依唐制治理汉人及农耕区域，设州县、置汉官。较重要的机构有汉人枢密院和尚书省，官员由契丹人和汉人共同担任，主要负责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和文铨、丁赋之政。虽然南面官的决策权相对较小，但它为汉人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使得汉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
这种 “因俗而治” 的政治模式，既尊重了不同民族的特性和需求，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不仅在辽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对后世的民族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视为中国古代民族管理制度的一次重要创新。
与此同时，阿保机开始着手营建皇都。神册三年（918 年），他命康默记主持营建皇都，地点就选在他家族的发祥地 —— 西楼邑（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为了让皇都的建设顺利进行，阿保机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 ——“以金龊箭卜之”。他宣布自己将骑着战马，在奔驰中射出一箭，箭落之地便是建都之地。随后，他飞身上马，狂奔而出，在距离西楼邑不远处射出了一箭，这一箭正中西楼邑。于是，阿保机便下诏书任命康默记担任版筑使，以落箭之地为中心开始修建都城。
康默记是一位深受阿保机信任的汉族官员，他对中原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有着深入的了解。在他的主持下，皇都的建设充分融合了契丹和汉族的建筑风格与文化元素，奠定了 “皇城（北） - 汉城（南）” 的双城格局。
皇城位于北面，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建有宫殿、官衙、寺庙、宅院等，这里是皇亲国戚和契丹贵族居住之所。宫殿建筑气势恢宏，彰显着皇权的威严；寺庙则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的场所，促进了佛教在契丹地区的传播。
汉城位于南面，是安置被掳到草原的汉人居所，也是商业和手工业的聚集地。这里仿照中原城市的布局，设有市场、作坊等，让汉人能够继续从事他们熟悉的农耕和手工业生产。汉城里的居民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和技艺，使得汉城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在建设皇都的过程中，阿保机还注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道路、桥梁、水利设施等，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经过多年的努力，一座宏伟的皇都拔地而起，它不仅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见证了契丹国的繁荣与发展 。
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他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北方草原。此时的蒙古高原，突厥、吐谷浑、党项等部落林立，各自为政，尚未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阿保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一个扩张势力范围的绝佳机会，于是在 924 年，他亲率大军西征。
阿保机的西征大军犹如一股汹涌的洪流，席卷了整个蒙古高原。他们凭借着精湛的骑射技术和灵活多变的战术，迅速突破了突厥、吐谷浑、党项等部落的防线。在战斗中，阿保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使得他们在征服过程中赢得了一些部落的支持和归附。
面对阿保机的强大攻势，一些部落选择了抵抗，但最终都被契丹军队击败。而另一些部落则明智地选择了投降，他们愿意接受阿保机的统治，成为契丹国的一部分。阿保机对这些归附的部落采取了羁縻政策，保留了他们的部落组织和首领地位，允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自治，但同时要求他们向契丹国进贡，并在必要时提供军事支持。
通过这次西征，阿保机成功地控制了蒙古高原，将契丹国的势力范围扩展至阿尔泰山麓。这不仅为契丹国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牧场，还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加强了契丹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往来。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原特产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运往西方，而西方的香料、珠宝、药材等商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契丹国。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西征稳固了契丹国的游牧经济根基，使得契丹国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和强大。同时，也为后续南进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让契丹国在与中原王朝的对峙中占据了更有利的战略地位 。
在完成西征后，阿保机又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的渤海国。渤海国是一个由靺鞨族建立的国家，位于今天的东北地区，其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有 “海东盛国” 的美誉。
阿保机深知渤海国的实力不容小觑，但他也看到了渤海国的内部矛盾和弱点。当时的渤海国，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政治腐败，国力逐渐衰退。阿保机认为这是一个征服渤海国的良机，于是在 925 年，他以渤海国 “世仇未雪” 为借口，亲率大军东征。
契丹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了渤海国的防线，攻占了扶余府（今吉林四平西）。随后，阿保机命大元帅耶律德光率兵万余前趋渤海国京师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耶律德光率领的军队在沿途连破渤海 3 万兵阻截，径抵忽汗城下。渤海国主大諲撰见大势已去，只好出城请降。
然而，大諲撰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不久后他便再次反叛。阿保机得知后，亲自率领大军前来镇压。在契丹军队的强大攻势下，渤海国的抵抗很快被平息，忽汗城被攻破，大諲撰被俘，渤海国宣告灭亡。
灭亡渤海国后，阿保机并没有将其领土直接纳入契丹国的版图，而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统治方式 —— 建立东丹国（东契丹国）。他册封自己的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让他统治这片土地。东丹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阿保机推行 “一用汉法” 政策，保留了渤海原有的州县制与汉文化体系。
在政治上，东丹国设立了中台省、宣诏省和政堂省等机构，仿照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进行管理。在经济上，东丹国继续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保持了原有的经济繁荣。在文化上，东丹国尊重渤海国的文化传统，鼓励渤海人继续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
阿保机的这一举措开创了 “因俗而治” 的实践先例，既巩固了契丹国在东北边疆的统治，又吸收了渤海国先进的农耕文明，形成了 “农牧并行” 的经济格局。东丹国成为了契丹国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促进了契丹国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
在阿保机之前，契丹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通过刻木记事的方式来记录简单的信息。随着契丹国的建立和疆域的不断扩大，这种原始的记事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需求。于是，创制文字成为了契丹国发展的当务之急。
920 年，耶律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耶律不古等学识渊博的大臣，参照汉字的结构和笔画，创制出了契丹大字。契丹大字保留了汉字的方块字形，字数多达 3000 多个，有的直接借用汉字，有的则是在汉字的基础上改造而成。例如，“皇帝”“太后” 等词直接借用了汉字；而 “一”“二”“五”“十” 等字，虽然字形与汉字相同，但读音却是契丹语。
契丹大字的诞生，是契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使得契丹人能够更加准确地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也为契丹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此后，契丹人用契丹大字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还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促进了契丹文化的繁荣。
然而，契丹大字在使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由于其字形结构复杂，书写和认读都比较困难，对于大多数契丹人来说，学习和使用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语法结构与汉语有很大的差异，用契丹大字记录契丹语时，往往不能准确地表达其语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925 年，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在回鹘文的启发下，对契丹大字进行了改良，创制出了契丹小字。契丹小字采用了拼音文字的原理，使用类似汉字偏旁部首的表音符号来拼写契丹语词汇，每个表音符号表示一个元音与辅音组合而成的单音节，因此更符合契丹语的发音规律，书写和认读也更加简便。契丹小字的出现，使得契丹文字更加完善，也为契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工具。
契丹文字的创立，标志着契丹民族文化从依附走向独立，极大地增强了契丹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从此，契丹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能够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这对于契丹民族的发展和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阿保机的治国方略中，重用汉族官僚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他深知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汉族官僚的治国才能，因此积极招揽汉族人才，为契丹国的发展出谋划策。在这些汉族官僚中，韩延徽和韩知古最为著名。
韩延徽原本是幽州节度使刘守光的参军，奉命出使契丹。阿保机见他才华出众，便将他留在身边，委以重任。韩延徽也不负重托，为阿保机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帮助他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他建议阿保机仿照中原王朝的制度，建立宫殿、设立官职、制定礼仪，使得契丹国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他还帮助阿保机安置流亡的汉人，建立汉城，推广农业生产，促进了契丹国经济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契丹国逐渐从一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一个封建国家转变。
韩知古则是在阿保机攻打蓟州时被俘虏的。他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依然心系国家，积极为阿保机效力。他精通汉族的礼仪和制度，阿保机便让他负责制定契丹国的礼仪和法律，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他的努力下，契丹国的礼仪和法律逐渐完善，国家的治理更加有序。
除了重用汉族官僚，阿保机还建立了 “汉儿司”（后改汉人枢密院），专门负责管理汉族事务。在 “汉儿司” 的管理下，汉族人在契丹国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他们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熟悉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汉儿司” 也为汉族官僚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契丹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汉族官僚的推动下，契丹社会加速汉化。在农业方面，契丹人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引进了牛耕、水利灌溉等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汉城区域成为了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大量的粮食被生产出来，不仅满足了契丹国的内部需求，还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手工业方面，契丹国的冶铁、陶瓷等行业蓬勃发展。契丹人学习了汉族的冶铁技术，制造出了精良的武器和工具，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生产效率；他们还学习了汉族的陶瓷制作技术，生产出了精美的陶瓷器具，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还出口到周边地区，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然而，阿保机并没有盲目地照搬汉族文化，而是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注重保留契丹传统渔猎文化。契丹人依然保持着对骑马、射箭、打猎等传统活动的热爱，这些活动不仅是他们的娱乐方式，也是他们保持军事技能和身体素质的重要手段。在服饰、饮食等方面，契丹人也保留了自己的传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
这种 “胡汉双轨” 的文明形态，既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又保持了契丹民族的特色和传统，为后来辽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体现了阿保机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也为后世处理民族文化交流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耶律阿保机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从一个部落首领，成长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开国皇帝，他的每一个决策，都深刻地影响了契丹国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统一契丹八部，建立契丹国，为契丹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设立南北面官制，开创了 “因俗而治” 的政治模式，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他西征北伐，东征渤海，扩大了契丹国的疆域，使契丹国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的强国；他创制契丹文字，推动了契丹文化的发展，增强了契丹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
他所建立的辽朝，不仅在当时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为后来的金朝与元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辽朝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军事策略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朝在建立后，借鉴了辽朝的南北面官制，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元朝在统一中国后，也吸收了辽朝的统治经验，加强了对多民族国家的管理 。
耶律阿保机推动的民族融合，让不同民族在辽朝的土地上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打破了民族之间的界限，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得契丹族、汉族、渤海族等民族在辽朝的统治下，逐渐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种民族融合的理念和实践，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辽上京遗址，仿佛还能看到当年那座宏伟都城的繁华景象，感受到耶律阿保机时代的辉煌与荣耀。他的故事，将永远被铭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