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6年1月11日，上海永福路3号的客厅里，70岁的贺子珍吱呀一声推开藤椅，浑浊的眼睛紧紧盯着黑白电视机。

1976年1月11日，上海永福路3号的客厅里，70岁的贺子珍吱呀一声推开藤椅，浑浊的眼睛紧紧盯着黑白电视机。

当镜头扫到江青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的画面时，她突然把搪瓷茶杯往矮桌上一磕，茶水溅在袖口也浑然不觉：“好你个江青！恩来的遗体还停在八宝山，你站在灵堂里勾什么脚尖？当这是舞台走秀呢？”

旁边的护士小林吓了一跳，只见老人满脸通红，手指颤抖着指向屏幕，江青穿着黑色大衣，脚尖正无意识地在地面划出小圈，嘴角似笑非笑，和身后痛哭的邓颖超形成刺眼对比。

江青在这么悲伤的时刻为啥要整这么一出？她又和贺子珍有什么恩怨呢？

三天前的上午，贺子珍正在院子里侍弄月季，藤椅刚搬到桂花树下，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了低沉的哀乐。

播音员带着哭腔念道：“周恩来同志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她手中的剪刀当啷掉在了泥地里，嘴唇剧烈颤抖：“不可能，上个月还说他能喝半碗粥……”

回到卧室，她盯着墙上1937年的老照片发呆。照片里，周恩来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正把自己的搪瓷缸递给蹲在地上的贺子珍。

那是长征到陕北时，她刚从苏联治病回来，身体虚弱得连筷子都拿不稳，是周恩来让警卫员把自己的小米粥端来给了自己。

下午，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布，江青的名字赫然在列。贺子珍冷笑一声，指甲掐进了掌心。

1975年她就听说，江青曾在周恩来的病房里摔暖水瓶，骂“装病夺权”，如今堂而皇之的站在治丧队伍里，实在荒唐。

电视里的哀乐让贺子珍想起1935年的贵州威宁。敌机轰炸时，她为掩护伤员扑在了担架上，那时17块弹片嵌入了她的后背。

昏迷中，她感觉有人把自己抱进了怀里，等醒来时，看见周恩来正蹲在担架旁，军装上沾满泥血：“子珍，别怕，到了遵义就能做手术。”

更让她难忘的是过草地时，周恩来把自己的骡子让给伤员，自己拄着拐杖走在齐腰深的水草里。

有天夜里，警卫员偷偷塞给她半袋青稞面：“周副主席说您流血多，得补补。”

她知道，那时周恩来自己都在嚼草根，把珍贵的粮食都省给了伤员。

这些回忆像电影般在脑海里闪过，再看电视里江青的表现，贺子珍胸口发闷：“当年在延安，她见着恩来一口一个周大哥，现在倒像个陌生人。”

贺子珍对江青的不满，1937年时就埋下了根。她去苏联治病时，江青托人送了一包旧衣服，在信里写：“国内物资紧张，这些是主席穿过的，你凑合着穿。”

打开包裹，里面是几件磨破领口的衬衫，而同期周恩来托人带来的，是整整一罐鱼肝油，那是他省下半年的保健费买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贺子珍在南昌见到周恩来，对方罕见地叹了口气：“江青最近总在会上提文艺革命，好多老同志的发言稿都被她批是封建残余。”

当时她没说话，记得江青在延安时对周恩来的殷勤：“周副主席，这是我新烤的葱油饼，您尝尝。”如今想来，那些笑脸背后，藏的全是算计。

1月11日的电视直播里，长安街百万群众冒雪送别，画面里一片白茫茫的哭海。

贺子珍盯着镜头寻找邓颖超的身影，结果先看到了江青，她站在治丧委员中间，右手时不时摸向鬓角的假发，脚尖反复蹭着地面，直到镜头扫过来才突然板起脸。

“假惺惺！”贺子珍气的拍着沙发扶手，“1973年恩来在305医院，她带着人去病房吵架，说别以为装病就能夺权，现在倒会在镜头前摆样子了。”

旁边的小林知道，老人珍藏着1974年的一张报纸，上面登着江青在大寨农田里挥锹的照片，那时周恩来正躺在病床上做化疗。

当画面切到追悼会现场，江青念悼词时语气生硬，贺子珍又想起1945年七大，江青缠着周恩来教她读《论持久战》，一口一个周老师，现在却把悼词念得像判决书。

“恩来在天之灵要是看见，得多心寒。”她喃喃自语，手指摩挲着沙发上的补丁，那是她仿照周恩来的旧军装样式缝的。

周恩来逝世后的半个月，贺子珍每天让小林反复播放治丧委员会的录像，每当看到江青的镜头就暂停：“你看她的眼神，哪里有半点悲痛？”

说着就翻开笔记本，上面记着1937年到1976年和江青的三次交锋。

第一次在延安，江青说她“不懂新时代妇女解放”，第二次在1966年，她从报纸上看到江青批判“资产阶级太太”，第三次，就是这次电视里的“勾脚尖”。

“1935年恩来为我挡弹片时，她还在上海拍电影呢。”贺子珍摸着胸前的伤疤，“现在她踩着恩来的灵堂往上爬，良心被狗吃了。”

这句话，她对着周恩来的照片说了无数次，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她才终于松了口气：“恩来，公道来了。”

晚年的贺子珍常对女儿李敏说：“恩来这辈子，心里装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有些人心里，装的是自己的权柄。”

1984年她临终前，还指着床头柜上的周恩来照片：“把这张放大，放在我床头……”

如果是你，目睹重要人物逝世时的“表演型悲伤”，会像她一样直言不讳，还是保持沉默呢？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