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出土的墓志铭是石刻唐书

摘要：洛阳作为隋唐东都和千年古都，1949 年解放后出土墓志数量庞大。根据千唐志斋博物馆、洛阳师范学院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等机构的统计，公藏机构现存墓志总数超过 3000 方，其中以唐代墓志为主，占比约 80%。例如，千唐志斋博物馆收藏的 2500 余方墓志中，唐代墓

洛阳作为隋唐东都和千年古都，1949 年解放后出土墓志数量庞大。根据千唐志斋博物馆、洛阳师范学院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等机构的统计，公藏机构现存墓志总数超过 3000 方，其中以唐代墓志为主，占比约 80%。例如，千唐志斋博物馆收藏的 2500 余方墓志中，唐代墓志达 1185 件，五代 22 件，宋代 88 件23。此外，洛阳师范学院馆藏新出土墓志约 500 方，偃师商城博物馆藏 70 方，均以唐代为主。洛阳市博物馆和其他县博物馆藏墓志原石也不少，私人藏家手里也不下几千方。

隋唐时期洛阳作为政治中心，墓志数量最多。邙山地区隋唐墓志出土数量达万件，1949 年后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补充了大量唐代墓志，如徐峤、李璟等名人墓志。

宋代洛阳仍为重要城市，但墓志数量显著减少。千唐志斋藏宋志 88 件，近年邙山地区发掘的宋代墓葬达百座，出土墓志多为士大夫阶层，如富弼家族墓志。

司马光篆书的富弼墓志盖， 2008年2-6月，洛阳市文物工作者在一次基本建设抢救性发掘中，获得北宋中期宰相富弼墓志。志石1.4米见方、厚35厘米，全文7000多字。据称，这是中原地区迄今出土的一方尺寸最大、志文最多的墓志。此墓志的志盖“宋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致仕韩国公赠太尉谥文忠富公墓铭”为司马光亲笔篆书,为司马光极其罕见的篆书书迹。文纵书，分五行，共25字。在富弼的墓志志文中，记录了北宋中期政治、经济、外交、变法等重要事件，从中也得以了解富弼与范仲淹、司马光、文彦博、晏殊、韩琦等人的密切关系。

一、出土的名人墓志数量大
洛阳出土的名人墓志涉及皇亲国戚、文武重臣、文人雅士等。

例如：唐代：狄仁杰、徐浩、屈突通、郑虔、王昌龄、王之涣家族等。宋代：富弼（北宋宰相）、王贻孙（五代宋初官员）等。

其他时期：隋朝萧玚（萧皇后之弟）、北魏元氏皇族等。
目前可考的名人墓志约200 余方，但具体数量因统计标准（如 “名人” 定义）而异，部分墓志尚未完全整理或发表。

墓志名称墓主身份修正内容对比文献徐峤墓志唐代官员《新唐书》载徐峤字 “巨山”，墓志称其字 “仲山”，并补全其家族世系（曾祖为果州刺史）。《新唐书・徐峤传》萧玚墓志隋朝秘书监墓志记载隋炀帝首次征讨高丽的细节，补充了《隋书》未载的军事部署与官员任免。《隋书・炀帝纪》李璟墓志唐许王李素节之子两唐书仅记载李素节 9 子中 4 人名字，墓志补全李璟等 5 人身份，并详述其被诛杀及迁葬过程。《旧唐书・李素节传》元智墓志北魏宗室墓志记载元智参与孝文帝改革的具体措施，修正了《魏书》对其官职和事迹的简略描述。《魏书・元智传》王琳墓志唐代官员墓志记载王琳任魏州刺史时治理黄河的功绩，补充了两唐书对地方官员政绩的疏漏。《新唐书・地理志》张思墓志唐代平民墓志使用武则天新造字（如 “日”“月”“天”），佐证了《旧唐书》关于武周时期文字改革的记载。《旧唐书・礼仪志》补史与纠史徐峤墓志：纠正了《新唐书》中徐峤的字号错误，并补充其家族仕宦经历，为研究唐代士族提供了新线索。萧玚墓志：记载隋炀帝大业八年（612 年）征讨高丽时，萧玚负责后勤保障，而《隋书》仅泛泛提及战事，未具体到官员分工。社会史研究李璟墓志：揭示了武则天时期李唐宗室的悲惨命运。许王李素节及其 9 子被诛杀后，墓志记载其弟李瓘于开元六年（718 年）将兄长遗骸迁葬龙门，反映了唐代宗室平反与丧葬制度的变迁。宫人墓志：洛阳出土的隋代宫人墓志（如 “宫人司玺元氏墓志”）详细记录了宫官的分工（尚服局、尚食局等），补充了《隋书・后妃传》对宫官制度的简略描述。文化与艺术书法价值：唐代墓志多由名家书写，如颜真卿 34 岁时所书《王琳墓志》，为研究其早期书法风格提供了实物证据。宗教与民俗：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2014 年出土）记载了景教在洛阳的传播，补充了《新唐书・西域传》对唐代宗教多元性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