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当下，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顽疾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扫除”。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公开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到近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

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当下，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顽疾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扫除”。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公开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到近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再到各地涌现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正在重塑基层政治生态。而这场革命的核心命题，正是如何让基层干部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作为”，敢于对不合理的任务说“不”。

从“责任兜底”到“权责对等”的破局

基层治理的困境，首当其冲是权责倒挂的制度性矛盾。长期以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权责失衡，让基层干部沦为“全能保姆”。

山东阳谷县聚焦“小马拉大车”问题，通过优化机构设置，规范县乡职责、统筹资源下沉等工作，推动19项行政审批事项下沉基层，赋予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及其派驻机构考核评价权等5项权力，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云南的探索更具突破性。今年3月，云南省将省级综合考核指标从330分压减至100分，取消三级指标嵌套，终结了“台账厚度决定考核分数”的荒诞逻辑。

这些改革印证了一个道理：只有明确“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的边界，才能让基层干部挺直腰杆说“不”。

从“痕迹崇拜”到“实绩导向”的转型

“不查无必要资料，不简单以台账评判工作成效。”今年年初发布的考核要求，让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乌龙街道党工委书记邵杨晖长舒了口气：考核少看台账材料，我们可以腾出更多时间专注成效。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为了给考核指标挤干“水分”，当地突出考核重点，压减考核指标，明确列出了数据核算不到镇街、镇街无相关职责权限、镇街不具备单独承担任务能力等三类30余项不宜对镇街考核的指标清单，将镇街考核指标从119项压减至49项，每项指标仅保留3-5个核心要点，让干部把精力从“做材料”转向“解难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考核主体的多元化变革。越来越多的地方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根本考核指标，甚至还有一些地方将其列为“一票否决”指标。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导向，让基层干部从“唯上负责”转为“对上对下双重负责”，面对形式主义任务时更有底气说“不”。

从“被动应付”到“主动作为”的觉醒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带来的将不仅是制度变革，更是基层干部精神状态的重塑。在浙江，衢州学院因制作非必要公务视频被通报后，当地迅速建立“过紧日子”长效机制，基层干部从此敢于拒绝“形象工程”类指令。这种“破立并举”的治理智慧，让干部从“被迫表演”转向“主动创新”。

此外，容错纠错机制正在不断被完善。如，湖北宜昌在重大项目建设中，形成了“对改革试点中因政策边界模糊导致的程序瑕疵可容错”的工作导向;重庆綦江区严肃查处诬告陷害，明确区分错告、误告和诬告陷害，依规依纪依法向诬告陷害“亮剑”，为干部撑腰。

这种制度关怀让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在乡村振兴等领域大胆探索。当基层治理不再是“戴着镣铐跳舞”，干部自然更加会把精力投入到群众真正需要的地方，说起“不”来，也不再“顾虑重重”。

破除形式主义枷锁，这场正在全国各地展开的基层治理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权力关系的重新校准、考核体系的深度重构、治理能力的全面升级。当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作具体的制度设计，当基层干部真正拥有说“不”的底气和能力，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形式主义的消退，更是治理效能的跃升。

(文/混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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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