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特辑】中国报纸第一次专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摘要：《晨报》初名为《晨钟报》,由民国初期立宪派人物汤化龙等创办于1916年8月15日,是当时以梁启超、林长民为主导的政治派系“研究系”的官方报刊,李大钊曾撰写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1918年12月,该报改名为《晨报》,次年2月将第七版改为副刊,聘李大钊任主编。《

中国报纸第一次专号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郑学富

《晨报》初名为《晨钟报》,由民国初期立宪派人物汤化龙等创办于1916年8月15日,是当时以梁启超、林长民为主导的政治派系“研究系”的官方报刊,李大钊曾撰写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1918年12月,该报改名为《晨报》,次年2月将第七版改为副刊,聘李大钊任主编。《晨报》及其副刊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鲁迅、徐志摩等名流都曾为其主笔。1919年5月1日,《晨报》敢为人先,在副刊刊登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和现实意义,号召中国工人阶级与国际劳动组织接轨。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晨报》

这天的专号一共刊发了5篇文章,发在头题的是署名渊泉的《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渊泉即陈溥贤,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1916年回国后和李大钊一起进入晨钟报社任编辑,后任《晨报》总编。他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以“渊泉”为笔名撰写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撰写的时评《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解释了布尔什维克的真正含义。他在《人类三大基本权利》中指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权利。第一是生存权。第二是劳动权。第三是劳动全收权。我们人类能够有这三种的权利,才算得是真正的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能够保障这三种的权利,才算是完全的社会。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非得这三种的权利不可。我们要得这三种的权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会不可。”他在文章中还特别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不是专指身的劳动者而言,心的劳动者当然也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同时号召:“身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发扬光大新社会的新文化,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岂不是我们大大的幸福吗!”

《晨报》“劳动节纪念”专号

发在第二条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守常是李大钊,他是我国最早宣传劳动节的知识分子之一。1919年3月9日,李大钊深入唐山煤矿实地调查工人生活状况,撰写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刊登在《每周评论》第12号上。他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指出:“(劳动节)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他热情洋溢地说:“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几个工人,就多有几个人欢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他充满希望地预见:“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李大钊

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他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他在《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中指出:“一、西方所产生的劳动节,在我们中国必定也要得一个结果。二、这个劳动节的结果,比十八世纪末期革命的结果,必定要来得迅速。”他在文中提倡社会平等:“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参与的资格,社会生计上的不平等,未尝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机会,使之归于平等。”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一场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他描绘理想中的社会制度是人尽其才,各司其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这种社会制度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还指出中国“不是从前闭关时代的状态,这种风潮,不久也要飞奔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