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黄成江，1962年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山村。由于祖上留下来一些田地，解放时我家被划分为富农成份。因此，我父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期望我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端上铁饭碗。

讲述/黄成江 创作/妮的呀大叔讲故事

我叫黄成江，1962年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山村。由于祖上留下来一些田地，解放时我家被划分为富农成份。因此，我父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期望我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端上铁饭碗。

我也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都是班里名列前茅。然而，1978年，我参加高考报名时，需要填写政审表，我填完后拿去大队盖章时，时任大队支书的黄明享认为我家是富农成份，拒绝在政审表上盖章。

我至今还记得那张皱巴巴的政审表，蓝黑色钢笔字在土黄色的纸上洇着墨斑，最后一栏“基层组织意见”像个没愈合的伤口，空空地张着。

窗外的野花正落着，我蹲在堂屋门槛上，手指反复摩挲着表角卷起的毛边，远处传来不知名的鸟叫声。

“成江，去把你爸喊来。”母亲在灶间搅着猪食，铁勺刮着陶盆发出刺耳的声响。她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在煤油灯底下泛着灰扑扑的光。

我知道母亲是想让父亲去求求黄支书，可自从四年前父亲在修水库时摔断了右腿，走路就离不开那根枣木拐杖，我怎么舍得让瘸腿的父亲去给人赔笑脸？

黄支书家在村西头，三间青砖瓦房比别家高出半头，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

我攥着政审表站在柴门前，听见屋里传来算盘声，还有黄玉兰银铃般的笑声。

玉兰是黄支书家幺女，比我小两岁，是我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她扎着两条油亮亮的麻花辫，总爱穿件月蓝色的花衣衫，在晒谷场上收稻子时，衣角会被风掀起一道好看的弧线。

“砰”的一声，柴门被推开，黄支书叼着旱烟袋走出来，铜烟锅在暮色里忽明忽暗。他扫了眼我手里的表，浓眉拧成个疙瘩：“成江啊，不是叔为难你，你家成份到底......”他没说完，却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喉咙发紧，想开口争辩，却看见黄玉兰抱着作业本从屋里出来，辫梢上还沾着一片紫色的牵牛花瓣。

那个年代，家庭成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喘不过气来。

可我实在想不通，我读小学时，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割草喂牛，读初中时放学后就去田里帮母亲插秧，连学校老师都夸我“又红又专”，怎么就过不了政审这道坎？

“成江哥，给你。”玉兰忽然塞给我个纸包，转身跑回了屋。

我打开一看，是两张油饼，还带着温热的体温，油星子渗过草纸，在掌心烫出个小小的印记。

那年月粮食金贵，我望着油饼上细密的芝麻粒，喉咙里泛起酸涩，忽然想起上个月帮玉兰补数学作业，她把最后一块红薯干掰成两半，硬塞给我的模样。

政审表最终还是没盖上章。我蹲在晒谷场上，看金黄的稻谷在暮色中堆成小山，听着远处传来的蛙鸣，心里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玉兰不知什么时候来了，蹲在我旁边用树枝在地上画圈：“成江哥，你别难过，我爸说......说等明年政策说不定......”她声音越来越轻，最后那句“我相信你”被夜风吹得断断续续，却像颗星星，忽然掉进了我灰暗的心里。

没法报名参加高考，我就跟着村里的瓦匠师傅学泥瓦活。

每天清晨背着工具箱出门时，总能看见玉兰背着书包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朝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辫梢上的红头绳在风里轻轻晃着。

她会趁人不注意塞给我个烤红薯或者玉米饼，然后红着脸跑开，留下我望着她的背影发呆。

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春天。那天我正在公社礼堂砌墙，忽然听见广播里说恢复高考的政策有了新变化，政审条件放宽了。

我扔下瓦刀就往家跑，路上摔了两跤，膝盖磕出了血，却顾不上疼。

母亲翻出压在箱底的复习资料，灯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有什么在闪，像极了去年黄玉兰塞给我油饼时的眼神。

再次见到黄支书，是在八月的暴雨里。我攥着新的政审表，冒雨冲进大队部，裤腿上沾满了泥浆。

黄支书正在抽烟，呛人的烟雾里，他接过表格的手有些发抖。

“成江，叔对不住你......”他声音沙哑，“去年我也是没办法，可玉兰天天在家哭，说你是顶好的人......”他没说完，却从抽屉里拿出红印章，在表格上重重地按下去，朱砂色的印泥洇开，像朵开在荒地上的花。

那年九月，我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黄支书家门口。玉兰穿着件水红色的衬衫跑出来，辫子上的红头绳换成了蝴蝶结，在秋风里轻轻颤动。

黄支书站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忽然开口：“成江，到了城里别忘本，玉兰这丫头......”他没说完，却把我的手和玉兰的手往一起推，大樟树的影子落在我们身上，像幅温暖的画。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玉兰为了我的事，整整哭了三天，还跟她老爸吵了一架。她偷偷把家里攒的鸡蛋拿去镇上卖，想凑钱给我买复习资料，结果迷了路，在野地里蹲了半宿......

后来我考上省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县人民医院当医生。黄玉兰两年后也考上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县一中当数学老师。

这些事她从来没跟我说过，直到我们结婚那天，她靠在我怀里，才轻声说：“成江，我就知道，你不是孬种。”

如今我和玉兰住在县城的楼房里，阳台上种满了牵牛花。每次看到那抹紫色，就会想起当年那个站在柴门前的夏夜，想起那个红着脸塞给我油饼的姑娘。

黄支书已经走了好些年，可他抽屉里陈旧的政审表，依然静静地躺着，政审表上空缺的红印，却像枚胎记，永远刻在了我们的生命里。

命运真是奇妙，当年那个堵在我人生路口的人，最后成了我的岳父；那张差点让我绝望的政审表，最终成了我和妻子黄玉兰缘分的起点。就像村口的老樟树，春天落着白花，夏天荫凉蔽日，谁能想到，那些纠结的枝桠，最后会织成一片温柔的天空呢？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