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从进军西南谈到长征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 说：我说过长征是宣言书，是播种机的话，但千万不要忘了迫使红 军长征这一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要开始建设了，忘记了这个教 训，“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那就会犯更大的

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毛主席召开了一次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 的座谈会，陈毅同志要我去列席；当时，各路野战军正在向西南、西 北进军，所以谈的主要是军事问题。

当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从进军西南谈到长征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 说：我说过长征是宣言书，是播种机的话，但千万不要忘了迫使红 军长征这一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要开始建设了，忘记了这个教 训，“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那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他说，建党二十八年来，我们犯过两次大错误，一次是1927年的 右，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左，一右一左，都大丧元气，所以我 们一定要好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他一边抽烟，一边加重了语气 说，这一右一左的根子，都在于教条主义，今后可千万不要再犯了。

会开到深夜才散。

几天之后，刘少奇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苏联派来了一个以法捷耶夫为首的友好代表团，少奇同志要我 和萧三陪同这个代表团到上海。

他非常郑重地交代：现在帝国主 义国家都反对我们，国际上只有苏联是我们的朋友，新中国成立， 苏联派来了第一个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又是一个著名的大 作家，所以我们接待这个代表团的工作，只准搞好，不准出一点差 错。

要记住，搞好一个党员和一个党员之间的关系，也许还容易； 搞好一个党和另一个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 家之间的关系，就很不容易了。一定要搞好我们和苏联的关系，这 是当前的国策，千万不要粗心大意。

苏联进军东北的时候，我们在 大连的一个领导干部和苏联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苏方提了意见， 这个干部受了处分(当时他没有指名，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受处分的干部就是后来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顺元同志，他在大连抵制了一下苏军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扰民行径，就受了处分；后来我 知道了具体情况，对顺元同志产生了敬佩之情)。

少奇同志说，你 今后要做外事工作(当时恩来同志已内定我任外交部亚洲司司 长),所以这是交给你的第一个外事任务。这件事我们已经和恩 来、陈毅同志商量，你和萧三陪同他们，你们到上海后，要立即把我 们的意见告诉饶漱石，总的一句话是这次接待工作一定要搞好，尽 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出了差错，你得负主要责任。

我过去也曾做过一点外事工作，但这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 关系，所以要接待好这样一个官方代表团，对我说来实在是一件很 难胜任的工作；当时我想，这是少奇同志亲自交下来的任务，上面 有陈毅同志的领导和支持，还有萧三这样一位苏联通和我合作，就 毫不推辞地接受了，但后来才知道，接待一个由著名文化界人士组 成的代表团，要比接待一个一般的官方代表团要困难得多，因为不 论是中国人或者外国人，文化人总有他们特有的习惯和要求。

在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及广大群众的协助下，在上海的接待工作没有出太大的差错，他们在上海也只耽了几天，总算平安地过去了。

但 说实话，困难的问题的确也不少，例如他们临时提出，要在大光明 电影院作一次演出，为了要一架他们满意的钢琴，就让负责后勤工 作的吕复同志跑断了腿；还有，当时根本没有空调设备，而他们却 指定后台温度一定要保持在十三度到十六度之间等等，这些都是 后话，这里不多记了。

我和萧三同志陪这个代表团于10月11日离北京回上海，忙 了一个礼拜，向中央写了接待工作的报告，到10月中旬，才恢复正 常工作。

这一年的10月30日(农历九月八日),是我四十九岁生日。 生于忧患，成长于革命和战乱之中，忘记了岁月的流逝，已经年近 半百了，真有不知老之“已”至之感。

从1919年十九岁那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跌跌撞撞地跋涉了 三十年。1927年入党，到这时已经有二十二年的党龄，有伤痛，也 有欢乐，做了一些工作，也犯过不少错误。

许许多多先辈和好友在 战斗中倒下去了，我却不止一次“大难不死”,盼到了一轮旭日在地 球的东方升起，可是展望将来，还是任重而道远。

值得高兴的是 “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陆游晚年的诗中说“一齿已摇犹决肉， 双眸虽涩尚耽书”,而我则一个牙齿也没有摇，双眸还可以看小五 号乃至六号字的书。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可 是静下来想一想，30年代在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没有“立”正；40 年代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惑”了很快能得到纠正；现在进入了 新社会，觉得“惑”的事情反而多起来了。

“不惑”这句话出自《论 语 ·为政疏》,“不惑者，志强学广，不疑惑也”,按《辞海》的解释，“遇 事能明辨不疑”。

进入新社会，碰到了许多新事物，我深深感到要 不惑是很不容易的。

在思想上，上海解放之后，我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对知识的看 法问题。

具体的例子就是前面说过的那次对基层干部的“知识测 验”。我记得《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三八页)中明 确地说过，文盲现象在夺取政权、破坏旧国家机器的任务中，是可 以相容的，但在夺取政权之后的经济文化建设时期，则是完全不相 容的。我一直认为愚昧是不民主和专断的根源之一。

“知识测验” 之后听到不少“怪话”,遭到一种无形的抗拒，我也“惑”过一下，但 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也就在下一年，我推荐文华电影公司拍 了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我自己后来也写了解放后唯一 一个 多幕剧《考验》,我也借剧中人之口，讲了一句“怪话”:你讲的话“外行人听来是内行，内行人听来是外行”。

再后一点，1956年我还在 青年作家进修班上作了一次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讲话。当然， 在那个时期，阻力还是很大的。《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了批评和停 映，《考验》上海人艺彩排之后，柯庆施就下令停演，“知识就是力量”则“批”声不断，直到十年浩劫之后还“余音”不绝。

其次，也是前面讲过的“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 问题，对此，我开始也还坚持了一下，后来反对之风强烈，我就“惑” 起来了，学不广则志不强，要不疑不惑的确不容易，我就违心地作 了“检讨”。

在抗战前后我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上海接管初期我曾不止 一次和范长江、恽逸群谈论过办报的问题，坦率地说，我对解放后 的新闻工作有不少意见——最少也可以说是不习惯。

我曾在一篇 短文中写过：“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 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 到一条广告。”

在北平、上海，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 到。新闻呢，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一律不用。

我一 直认为报纸应该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剧，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和“专访”(当时还没内部发行的“参 考消息”),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呢?

当然，外电有许多造谣诬蔑之 词，那么为什么不能像批“白皮书”那样地让群众知道而且一一加 以批驳呢?

政策、方针，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可是 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乃至一个星期没有一篇社论呢?

不看、不听、不讲话，这怎么能完成耳目喉舌的任务呢?

至于不登 广告，那是连我这样一个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不难看到，这 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

我把这些“大惑不解”的问题，向惲 逸群和范长江请教，恽迟疑了一阵才说：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 张，现在《解放日报》只出一张，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

范长江则 似乎有点怪我多事，他说北京报纸也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 外，加上，不让外国通讯社发稿，是军管会下的命令。

我说，美国新 闻处天天造谣言，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上海每天每天 有成千上万人饿死等等，把这些弥天大谎揭露出来，不是可以激起 广大群众的义愤么?

长江摇了摇头说，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 作主。

当时报上不登天气预报，所以不久后上海遭到强台风袭击， 事先没有准备，损失很大。

一次会议上我提了这个问题，回答是美蒋飞机经常来轟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

看来这也 是一个缺乏科学知识的问题。长江口就有美国兵舰，上海一带的 气象，他们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台湾的气象台，也可以测度出 上海一带的气象的。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 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

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 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 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

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保密”和 “上下有别”。

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

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 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 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 了。

我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这件事，见报之前陈毅同志就 知道了，他用带点责备的口气对我说：上海还有许多事情要你做， 现在还不是撂挑子的时候。

我说这是总理决定的，他说，这好办， 我去和总理说。

当然，我对上海也有一些留恋，所以这之后尽管章 汉夫和陈家康(他是亚洲司副司长)一再来信催我，我还是一直挂 名，没有到任。

在我陪苏联代表团回上海之前，李克农约廖承志、潘汉年和我 到他家吃饭，谈了一些我们在桂林时期的往事。

克农对我说，那时 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 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 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

对这几句话我当时不太在意，认为我在 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

直到同 年初冬，为了一件难办的事向陈总请示，他详细地指点了处理方法 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对我说，你别看我是个武人，我还是粗 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 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他 讲得很随便，但这两句话对我却有很深的启发。回想过去走过来 的道路，我才比较清醒地感觉到，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 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

《旧梦》到这里算是一个段落，这记录了我前半生的足迹。

不止一位熟朋友说我五十岁以后就交上了“华盖”运，但我不相信命 运能支配一切。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