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听说你要回去了？提干的事情黄了？"老李递给我一支"大前门"，眼神里满是不解。那时候这烟一毛二一包，是我们津贴能买得起的。

【本故事部分情节虚构，请师友们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感谢阅读，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走，老何，陪我抽根烟。"老李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去操场角落。那是他有心事要说的表现。

"你小子，又想偷懒啊？"我笑着跟上去，却清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冬日的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但吹来的风还是冻得脸生疼。

"听说你要回去了？提干的事情黄了？"老李递给我一支"大前门"，眼神里满是不解。那时候这烟一毛二一包，是我们津贴能买得起的。

"是啊，家里来信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集合哨声打断。

那是1968年的冬天，我已经在部队待了三年多。刚来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农村小伙子，连打针都怕。现在呢，已经能熟练地处理战士们的外伤，甚至能做一些小手术了。

记得1965年入伍那天，老爸把我送到乡里的征兵点，只说了句"好好干"就转身回家了。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突然觉得他老了许多。家里三亩薄田，全靠他一人耕种，妹妹还小，妈身体也不好。

新兵连的日子苦不堪言。早上五点起床，"内务"——就是叠被子、整理物品，得像豆腐块一样方正。然后是跑步、俯卧撑、站军姿，稍有不对就得重来。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上起了血泡。晚上十点熄灯，我趴在床上，听着上铺老乡均匀的呼吸声，偷偷抹眼泪，想家想得直打嗝。

"嘿，小何，别哭了。大老爷们儿的，有啥想不开！"上铺老张轻声说，递给我半块从家里带来的山楂糕，"想家就吃点甜的。"

被分到卫生连也是误打误撞。新兵结训时分配岗位，指导员问谁学过医，没人吭声。又问谁胆子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举了手。可能是想证明自己不是软蛋吧。就这样，我成了卫生员，跟着老卫生员小张学习怎么打针、包扎伤口。

"你地，先学会扎绷带。看好了，这么缠，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小张手把手教我，"对付伤口，得像对付媳妇一样，又紧又松，懂不？"他哈哈大笑，那笑声在医务室里回荡。

刚开始打针时，我手抖得像筛糠，战友们见了我都绕着走。"河马来了，快跑啊！"——河马是他们给我起的外号，说我笨手笨脚的。

"何卫生，你家那口子又写信来了！"班长扬了扬手里的信封，大嗓门传遍了整个连队。我赶紧跑过去，脸红得像炉火，战友们起哄声此起彼伏。

"哟，小媳妇想你了吧？"

"念出来听听呗？"

"给我们也解解馋啊！"

其实是我妹妹的信，她刚上初中，字歪歪扭扭的，每次都要问我在部队吃得好不好，有没有挨欺负。

部队的饭菜比家里强多了。最喜欢星期三的红烧肉，香味老远就能闻到。记得有次炊事班加餐，我和老李、小胖偷偷溜进厨房，每人舀了半碗，蹲在厨房后面的角落狼吞虎咽。被炊事班长发现后，罚我们洗了一周的碗。

"你们三个，今晚上全都给我留下来！"炊事班长叉着腰吼道，"这手艺咋样？比你家里的强不？"

"强多了，班长！"我们齐声回答，然后低头憋笑。

冬天最难熬，北风呼啸，连队只有一个大火炉。早上起床，水盆结了一层冰，洗脸时那叫一个酸爽。澡堂一周才开两次，热水不够，经常洗到一半就变凉水了，大家边搓边跳，嘴里骂骂咧咧。

夏天倒好些，但蚊子特别多。我们发明了一招，把雨水收集起来，放在蚊帐角落，蚊子都往那飞。不过有时也会打翻，弄得被子湿漉漉的。

"何卫生，你帮我看看，这腿怎么回事？"新来的战士小王指着自己的小腿问我。我仔细检查后发现是轻微拉伤，帮他做了简单处理，还教他怎么自己按摩缓解。

"疼吗？"

"有点。"

"忍着点，一会儿就好了。"

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很多药品短缺。我经常要想办法用简单的材料处理复杂的伤情。没想到这事被指导员看见了，夸我机灵，把我推荐去参加了全师的医疗培训。

培训的地方离我们连队有50多里，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卡车才到。第一次去师部，我紧张得不行，连制式报告都结巴了半天："报告！某某连卫生员何某某报到！"师部的首长笑着说："别紧张，小伙子，又不是来挨批评的。"

那次培训是转折点。我遇到了师医院的张主任，他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老军医，身上有两处弹片至今取不出来。他看我悟性不错，特别照顾我，教了我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经验。

"小何，记住，当兵最重要的不是技术，是责任心。你救的不是伤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他们的家庭。"张主任经常这样教导我。三个月的培训结束后，他找我谈话，说可以推荐我提干，成为一名军医。

"你小子有天赋，别埋没了。"张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我跟上级打了招呼，明年开春就能定下来。"

我高兴坏了，连夜写信告诉家里这个好消息。当时的津贴才十几块钱，提干后能涨到四十多，可以寄更多钱回家了。

想起家里，我的心情就复杂了。父亲年纪大了，农活越来越吃力；妹妹上学，妈妈身体也不好，家里的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提干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我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可半个月后，老家回信了，信是妹妹写的，歪歪扭扭的字里带着焦急——爸爸摔断了腿，农活没人干，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家里地也没人种了。

"哥，你能回来吗？"看到这句话时，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宿舍里其他人呼呼大睡，有人还打着呼噜。我蜷缩在被窝里，一会儿想到即将到手的提干机会，一会儿又想到瘸了腿的父亲和照顾不过来的母亲。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指导员，说明了家里的情况，申请复员回家。

"你想清楚了吗？提干的机会多难得啊！"指导员皱着眉头问我，"你这水平，要是回去当农民，真的可惜了。"

"想清楚了，家里现在需要我。"我低着头，声音有些哽咽。

"你要是走了，咱们连队少个好卫生员啊。"指导员叹了口气，"不过家里确实困难，组织上会考虑的。你先回去工作，等上头批复。"

办复员手续那段时间，我像行尸走肉一样。平时的训练、值班都做着，但心思早就飞回了老家。老李知道后，天天陪着我，也不多说什么，就是默默地在我身边抽烟。

"走吧，吃饭去。"他拍拍我的肩膀，"趁着还能蹭你几顿饭呢。"

"喂，到时候别忘了给我寄点家乡特产啊。"他假装不经意地说。

"你最好把家里地址写清楚，免得寄丢了。"我笑着回答。

复员手续批下来的那天，连队广播喊我去营部领通知。走出营部时，我掏出那张盖着红印章的纸，站在风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春天到了，营区的杨树抽出了新芽，远处操场上传来新兵们整齐的口号声。

临走那天，全连战友给我凑了一个小别会。连长破例让炊事班加了菜，还搞了两瓶二锅头。小胖塞给我两条他珍藏的"大前门"香烟："给你爸抽！"老李则是一个小本子："我写了点东西，无聊了看看。"我翻开一看，是他工整地抄录的一些简单医疗知识和药方。

"可别忘了我们！"他们站在车站，目送我上车。那一刻，我眼眶湿润了。

回到家乡的第一年很不适应。习惯了部队的集体生活和规律作息，突然回到冷清的农村，连说话的人都少了。早上不再有哨声，没人喊我起床；饭点没人打饭盆，全靠自觉；身边也没有嬉笑打闹的战友了。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看着昏黄的油灯，不由得想起连队明亮的电灯和战友们的说笑声。

"儿子，你吃多点。"母亲心疼地给我夹菜，"在部队吃得不好吧？"

"挺好的，比家里强多了。"我笑着说，没提伙食标准和大锅菜。

父亲的腿伤慢慢好转了，但已经干不了重活。我担起了家里的重担，种地、盖房、接妹妹回家。我把部队带回来的那些习惯用在了农活上：早起早睡，干活有计划，工具摆放整齐。村里人都说我变了，不再是那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了。

渐渐地，我把部队里学到的医术用在了乡亲们身上。谁家孩子发烧了，大人扭伤了，都来找我看看。虽然没有正规的医疗器械，但简单的伤风感冒、外伤处理还是难不倒我的。村里人亲切地叫我"小军医"，比当兵前那个"傻小子"的外号强多了。

有时候收工回家，看到夕阳下的农田，想起部队里站岗时看到的落日，心里会突然涌起一阵酸楚。我常常翻出战友们的来信和照片，回味那段军旅时光。尤其是张主任的那句话："你有天赋，别埋没了。"

后来，公社卫生院缺人，我去应聘，成了一名赤脚医生。虽然不是军医，但好歹能用上在部队学到的本事。每月还有点工分，日子比种地强多了。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放弃了提干的机会，但我并不后悔。军营的那几年教会了我坚强、责任和担当。有时候，抉择就是这样，你以为错过的，可能恰恰为你打开了另一扇门。

我和老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逢过年都会收到他们的来信。老李最后真的成了军医，常在信里"显摆"他的白大褂和手术刀；小胖转了后勤，成了炊事班长，说现在管着十几个兵，天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他们的信里总有各种趣事，看得我哈哈大笑，又无比怀念。

1986年，我们连队老兵在省城聚会，二十多年不见，大家都变了样。老李头发花白了，说是手术台上熬的；小胖倒是瘦了，说是管理伙食反而没胃口了。我们喝着啤酒，吹着牛，回忆着那些或苦或甜的日子。

"你小子，要是当年不回去，现在估计都是大军医了！"老李打趣道。

"那你们今天就吃不上我包的饺子了。"我笑着回答。虽然错过了军医的道路，但我在县医院也干得不错，家里日子也越过越好。

"爷爷，讲讲你当兵的故事吧！"孙子常缠着我问。我就会摸摸他的头，讲起那段既苦又甜的岁月，讲起我的战友们，讲起我曾经的梦想和无奈的选择。有时候也会想，如果当年我选择了提干，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记忆。

"走，老何，我们的饭来了。"眼前的老李打断了我的回忆。是啊，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但每当我们相聚，聊起当年的事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操场的角落，两个年轻人，一支烟，说着未来的梦想。

也许，那个放弃提干回家的决定，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选择吧。不是每个选择都有对错，有时候，选择了责任，就是选择了另一种幸福。

师友们，这个故事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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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李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