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当青年成为“希望”的同义词时，历史又把它消解为“绝望”的隐喻。而在“绝望之为虚妄”的废墟上，又总会有新的文学青春和政治青春重新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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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青年”：现代中国的青春复调

少年中国：青春叙事的集合体

20世纪20年代的某个清晨，倪焕之登上了一艘开往吴淞口的小船。江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他的眼睛盯着烛焰，仿佛望见“理想与事实一致”的明天，感叹：“新生活从此开幕了！”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的这一场景，就像谶语，预言了此后百年中国青年的命运：总在启程，总在热望，总在梦想中寄托未来，总以为获得了历史的允诺。

宋明炜的《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一书，就以这样的开头，拉开了描述百年中国召唤青年、形塑青年的序幕。他对青年叙事的溯源，是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为起点。晚清文人墨客笔下的“老少年”们，是贾宝玉穿越到清末的惶惑，是留美幼童剪去辫子时的阵痛，是吴趼人在科幻小说中堆砌蒸汽机与四书五经的荒诞。他们像一群时间的游魂，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终究无法流连于“未来”的“文明世界”。

直到五四的惊雷劈开云层，陈独秀一声“敬告青年”，点燃了“觉醒年代”。叶圣陶让倪焕之在乡村小学推行教育改革，茅盾把梅行素抛进五卅运动的洪流，巴金笔下的人物高喊着“灭亡的路上是新的生长”，将无政府主义的火种撒向街头。按照鲁迅的教诲，五四一代的任务是“肩起黑暗的闸门”，牺牲自己，放孩子们去那光明的境地。然而，作为“五四之子”的青年，并没有立刻找到光明。他们失恋，他们自杀，他们暴动，他们在日记里伤感，他们在十字街头迷茫。当茅盾写下《蚀》三部曲的标题——“幻灭”“动摇”“追求”——他或许早已看透，这一代人的青春注定是一串未完成的动词。这些都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式的悲怆：“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当青年成为“希望”的同义词时，历史又把它消解为“绝望”的隐喻。而在“绝望之为虚妄”的废墟上，又总会有新的文学青春和政治青春重新启程。

《新青年》封面（作者摄）

战争的炮火轰碎了所有浪漫的脚本。青年们从沿海逃往西南，从课堂到战壕，从街头演讲到地下传单。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里，蒋纯祖背着行囊穿越破碎的山河，却在精神流亡中染上肺病。他的困惑与坚持，成了抗战年代最真实的青春注脚：当民族存亡压倒一切，个人的迷茫反而成了最后的尊严。而在昆明，鹿桥的《未央歌》轻轻推开历史的重门，让一群西南联大学生在茶馆与诗社间游荡。这样的时光如白驹过隙，随后《青春之歌》的林道静脱下旗袍换上军装，王蒙笔下的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载歌载舞。也正是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曾在结尾中虚构过1959年建国十周年极具戏剧性的场景，却在1979年“拨乱反正”之后被作家本人意外地删除了。这或许都意味着，青春叙事的旅途中，永远充满着太多现实的变数。

夏令营的青年学生（图自《幸福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

近年来，互联网上重新排演了青春话语的丰富和多义的表达——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觉醒年代”与“新青年”；从新中国“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到“一个清华博士的非洲选择”，都不断确认着青年在中国走向复兴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自我的成长方式也发生了意味深长的更新。更年轻的一代，不再是高喊“我不相信”，或执拗地要“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诗人，他们选择“躺平”“内卷”“牛马”作为新一代的暗语——他们并非不再相信宏大叙事，却也的确在表情包与段子中发明了另一种表达上的抵抗。

这一切，都仿佛和宋明炜《少年中国》的结尾遥相呼应：这是一个“蕴含着丰富而又矛盾、似曾相识而又陌生诡异、时而冲突时而共鸣的话语织体”，因为“青春万岁！它闪亮天际，却未明恒星或慧云，亘古常在，而瞬息暗淡”。

被遮蔽的青春：少女中国的挣扎与突围

当宋明炜在《少年中国》梳理男性青年的成长史诗时，滨田麻矢的《少女中国：“女学生”的一百年》悄然撕开了另一道裂缝：在梁启超的“少年”与陈独秀的“新青年”背后，女学生们的身影始终徘徊在历史的边缘。她们被期待成为“治愈男性战士的温柔港湾”，却鲜少被允许站上历史的主舞台。

五四的曙光曾短暂照亮女性的前路。陈衡哲笔下的女子学校，是少女们逃离封建家庭的“临时乌托邦”；凌叔华让女学生用白话文书写日记，试图以“口语的叛逆”打破文言文的男性霸权。但现实远比文学残酷——鲁迅一面在《伤逝》中为子君写下“我是我自己的”，一面却在婚姻中将许广平困于“助手与妻子”的双重枷锁。滨田麻矢尖锐地指出：这位启蒙旗手对女性的想象，终究未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化妆柜一角》，丰子恺绘。值得注意的是，图中梳妆台里放着女校的毕业证书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学生，往往是清纯的蓝衣少女或神秘的“解不开的谜”。沈从文在《边城》中塑造的翠翠，是湘西山水孕育的“自然精灵”，却对现代教育只字不提；张恨水让冷清秋穿上学生装，只为衬托金燕西的浪子回头。就连张爱玲，也不得不将女校回忆包裹在“华丽而苍凉”的隐喻中——那些未被发表的文稿里，藏着对同性欲望的惊鸿一瞥，却最终湮没在男性凝视的汪洋大海。

张爱玲给校刊《凤藻》投稿的作品Prophecies of a Fortuneteller（《占卜者的预言》）

真正的突围发生在文本之外。杨千鹤用日文写下台湾女学生的困境，朱天心在《古都》中以第二人称质问台北的遗忘，王安忆让《弟兄们》中的女性在“文革”后的废墟上重建乌托邦。她们的书写证明：女性的成长更像一场隐秘的游击战——既要对抗传统家庭的规训，又要躲避宏大叙事的收编。

青春的复调

百年激荡，青春始终是中国的镜像。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梁启超幻想“少年中国”如旭日初升，鲁迅却看见“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变的不是青春的血肉，而是它被讲述的方式：有时是启蒙的火种，有时是革命的燃料，有时是消费的标签，有时是自嘲的盾牌。

当宋明炜与滨田麻矢各自的中译本著作，在2025年于三联书店联袂问世时，这场跨越性别的对话终于补全了青春的拼图。《少年中国》中的男性在历史洪流中反复追问“理想”，《少女中国》里的女性则在缝隙中寻找“自我”。两者的并置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所谓“理想青年”，从来不是中性的概念——男性的“成长”往往指向民族国家的成熟，而女性的“觉醒”却总被简化为家庭与婚恋的选择。这提醒我们：青春的本质不是被征用的符号，而是一场永恒的博弈。这场博弈构成了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叙事的青春复调，直到今天，仍在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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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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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炜 著 康凌 肖一之 樊佳琪 廖伟杰 译

自梁启超始，20世纪中国的人不断建立、翻新关于“现代”的知识与信念，展开对自身的想象与重构时，“青春”在政治与文化表述中，便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至成为现代中国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在梁启超吟唱出“少年中国”的赞歌后，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政治家都选择“青春”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政治革命、文化改革、民族复兴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从“觉醒年代”时的“新青年”到左翼运动中的“革命加恋爱”，从“青春是美丽的”到“青春万岁”的复杂与含混，从抗战“十万青年十万军”到新中国“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现代中国的青春话语，萌发于政治想象，最终又涵盖于文化表述的各个领域，是一个逐渐被建构起来的话语集合体。作者借助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以六十年的时间跨度，带领读者进入“一次航向美丽新世界”的旅途。这又是一个关于少年中国的故事，“寄托了希望和未知”，也充满着阳光与阴影。

少女中国

“女学生”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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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滨田麻矢 著 高尚 乔亚宁 译

在以空前速度实现国家富强的近代中国，“中国少年”“新青年”等就成为用来描绘崭新中国时不可或缺的口号。中华民国以来，描写青年成长的教养小说变得盛行起来。但潜意识里，这些“少年”“青年”往往指的是男性。少女们有时会被鼓励成长为可用之材；有时又会被要求回归家庭，成为后方的某种支援力量。可以说，女性是长时间以来被文化政治遮蔽的群体。

在近代女子教育开始发展的背景下，少女们离开原生家庭，有了自我探索的机会，去决定未来的生活方式。本书将依托具体的文学作品，来分析从五四开始到现在的百年间里，离开原生家庭的青年女性们是如何发现自己的落脚点，以及她们的奋斗又是被男性作家如何看待的。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