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76年，毛主席刚去世不久，全国上下都笼罩在悲痛之中。我们家住在沈阳一个老旧的工人院里，砖瓦房，小天井，几代人挤在一起。
＂你说这麻花袋，姑父怎么这么宝贝？＂我翻看着手中那个油渍斑斑的老袋子，眼眶不知不觉已经湿润。
从前窗户漏进的斜阳，洒在我家那张缺了漆的八仙桌上。我想起姑父刚来的那年，也是这样一个初秋的黄昏。
那是1976年，毛主席刚去世不久，全国上下都笼罩在悲痛之中。我们家住在沈阳一个老旧的工人院里，砖瓦房，小天井，几代人挤在一起。
三姑得了急病，没挺过那个多雨的夏天。她走得突然，只留下姑父一人。
那时的单位宿舍多是公共厨房，一人离世，另一人就失去了住宿资格。单位分房向来讲究＂先有家庭后有房＂，像姑父这样的光棍汉，排队都排不上号。
记得那天晚上七点多，广播里正播着《新闻联播》，我爹坐在竹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听。突然传来敲门声，打开门，姑父就站在那里。
＂老四家，借住一晚。＂他拎着个褪了色的帆布包，说话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眼睛红肿，嘴唇发白。
姑父名叫谭建国，比我爹小两岁，头发却白得厉害。我爹接过他的包，沉默地点了点头。
那时候我家也不宽裕，一间半的房子塞了五口人，我和弟弟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脚对脚睡。我记得那晚娘把我们挤到里屋，厚厚的棉帘子隔开了外间。姑父就在我家堂屋打了地铺，说是借住一晚，谁知这一住就是二十六年。
＂他一个大老爷们，能睡地铺就行了。＂娘一边铺着床铺一边小声嘀咕，＂明儿再说。＂
起初几天，姑父总是天不亮就起来，把地铺收拾得干干净净。早饭也不吃，背着工具箱就出门了。厂里给他安排了车间看门的活计，工资低得可怜，但好歹能养活自己。
＂老谭，这又不是你家，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爹看不过去，硬是把他拉到桌边，＂来，吃完再走。＂
姑父不善言辞，只会笑笑，那笑容像是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温暖却不刺眼。
院子里人多嘴杂，没过多久，关于姑父的闲话就传开了。＂听说老谭是倒插门的，老婆一走，人家娘家就不认他了。＂＂这人也够没出息的，一把年纪了还赖在别人家不走。＂
娘最听不得这些话，有一回在公共水龙头打水，听见隔壁李大妈嚼舌根，当场就顶了回去：＂谭建国怎么了？人家是我们家亲戚，住我们家碍着谁了？＂
我家那会儿条件也不好，爹在钢铁厂做技工，娘在纺织厂上班，家里还有我们三个孩子要养。粮票、肉票、布票，样样都要精打细算。
姑父不是不懂事的人，他总是在月底悄悄把工资放在我家米缸里。娘第一次发现时，又是心疼又是感动，偷偷红了眼眶：＂老谭这人，死倔死倔的。＂
大约住了半年，姑父渐渐在我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是个老手艺人，会修自行车、会缝补衣服、会修各种家用电器。隔壁王师傅常说：＂老谭啊，你这双手，比那缝纫机还灵光呢。＂
姑父每次都笑笑，手上动作不停。他那双手指粗糙，长满老茧，但翻飞如蝶，一针一线都带着心思。我家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全靠他一年年伺弄，硬是骑了二十多年不坏。
1978年的一个冬夜，窗外北风呼啸，我们一家围坐在煤炉旁取暖。娘小心翼翼地开口：＂老谭啊，你看这屋子这么挤，要不你去申请个福利房？现在不是说要分房子吗？＂
姑父点点头，说会去问问，但从不见他真正去办。日子久了，连娘也习惯了他在家的存在。毕竟他从不白吃白住，工资拿出一半放在我家，还帮着做家务，把弟弟妹妹照顾得妥妥当当。
姑父住在我家的时间一长，也有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最让我好奇的是，他每晚睡前总要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发黄的麻花袋子摸一摸。那袋子看着没什么特别，就是农村集市上常见的那种装麻花的粗布袋，上面还有些油渍。
有一回，我趁姑父不在，偷偷翻过那个袋子，却什么也没找到，只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气。＂馋了吧？＂姑父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吓了我一跳。他也不生气，只是把袋子轻轻收好：＂这袋子装的不是吃的。＂
＂那装的什么呀？＂我好奇地问。
姑父摸摸我的头，只是笑，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和三姑的秘密。
每逢中秋节，姑父都要出去一趟，回来时总带着几根麻花。他自己从不吃，就放在那个袋子旁边一晚，第二天早上又不见了。我以为他是自己半夜吃了，后来才知道，三姑最爱吃麻花，尤其是中秋时节的桂花麻花。
＂你三姑是个爱吃甜的人。＂有一次姑父罕见地提起三姑，＂1963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她说最喜欢中秋节，因为能吃到香甜的桂花麻花。＂
说这话时，姑父的眼里有光，像是回到了年轻时。那年月，能吃上一根麻花也是件奢侈的事。
姑父待我们如亲生，特别是对我这个大侄子，总是格外上心。1979年我小学毕业，姑父硬是拿出积蓄给我买了一块上海产的＂钻石＂牌手表，那在当时可是稀罕物。
＂好好学，别像姑父一样，一辈子修修补补。＂他拍拍我的肩膀，眼神坚定，＂听到广播没？恢复高考了，你争取考出去。＂
八十年代初，单位开始允许职工自建房。爹提议姑父也盖一间，好歹有个自己的地方。＂算了吧，就我一个人，住哪都一样。＂姑父推辞道，＂再说，老四家已经住习惯了。＂
院子里总有闲言碎语，说姑父是不想出钱，所以才赖在我家不走。我听了气不过，回怼道：＂我姑父怎么了？他每月工资都给我家一半，还带我们去公园玩，比你们家那个酒鬼强多了！＂
谁知这话传到姑父耳朵里，他反倒叫我别顶嘴：＂人言无碍西东去，莫把闲言挂心头。咱们问心无愧就行。＂
就这样，姑父在我家一住就是十多年。家里添了新电视，姑父也没闲着，学会了修电器。左邻右舍有个灯泡坏了、收音机不响了，都来找他，他从来不收钱，只笑呵呵地说：＂举手之劳。＂
姑父的习惯也慢慢被大家接受了。每年中秋节给三姑买麻花，每晚睡前摸一摸那个旧袋子。我上了初中，课业繁重，有次晚上看书到很晚，去厨房喝水，发现姑父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那个袋子低声说话，好像在和谁聊天似的。
＂姑父，您这是......＂我吓了一跳。
姑父有些尴尬：＂吵到你了？我这是和你三姑说说话，习惯了。＂他小心地收好袋子，＂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1990年春节，我考上了大学。全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电视里放着春晚，姑父破天荒地喝了两杯白酒，脸涨得通红。
＂小东，你姑父今天高兴，＂爹拍着姑父的肩膀说，＂他攒了十多年的钱，全部给你交学费了。＂
我愣住了，看向姑父，他却只是低头喝酒，一句话也不说。那时候上大学可不便宜，四年学费加生活费，差不多要好几千元，是普通工人几年的积蓄。
＂姑父，这不合适......＂我不知该如何表达。
＂你好好念书就是了。＂姑父摆摆手，眼睛望向窗外的烟花，＂大学生，体面。＂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姑父虽然没有子女，但他已经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从没要过我们喊他一声＂爹＂，却付出了超过许多父亲的心血。
我上了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家。那年冬天特别冷，回家时发现姑父总是咳嗽。我从学校背回来的毛衣，他硬是不肯穿，说留着给我弟弟，他自己穿着打了补丁的旧棉袄，也不嫌冷。
＂姑父，咱去医院看看吧？＂我劝他。
＂不用，老毛病了。＂他摆摆手，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我偷偷和娘商量，拿出自己勤工俭学的钱，带姑父去了市里最好的医院。医生说是肺气肿，再加上年纪大了，需要好好休养。我心里一沉，知道这是长年累月的积劳成疾。
那年腊月二十九，姑父躺在炕上，呼吸越来越弱。他还惦记着那个麻花袋，手里紧紧攥着，眼角有未干的泪痕。
＂小东，过来。＂姑父气若游丝地叫我，＂这袋子，给我好好收着，别丢了。＂
我点点头，强忍泪水：＂姑父，您放心。＂
＂对不住啊，住了你们家这么多年。＂姑父的声音越来越低，＂这些年，谢谢你们了。＂
我想说不用谢，想说您是我们的亲人，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泪水。姑父走得很安详，就像他生前那样，不声不响，不给人添麻烦。
整理姑父遗物时，我终于打开了那个神秘的麻花袋。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三姑和姑父年轻时的合影，背后写着＂1963年中秋＂。照片里，三姑手里拿着一根麻花，笑靥如花，姑父站在一旁，眼中满是柔情。我第一次看到年轻时的姑父，腰板挺直，眉目如画，与三姑站在一起，是那么般配。
照片下面还有一个小布包，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几叠钱，钱上面压着一张字条：＂给老四家的补偿，这些年多有打扰。＂一共一万二千六百元，平均下来，正好是他住了二十六年，每年还我家五百元。
看到这些钱，我和娘都哭了。姑父一生节俭，自己舍不得买件新衣服，却把所有积蓄都留给了我们。那些年他每月工资也就七八十元，能攒下这么多钱，得省下多少口粮啊。
＂他也太傻了。＂娘擦着眼泪说，＂咱家又没差他这点钱。＂
＂不是钱的事。＂爹接过那张字条，眼圈也红了，＂老谭这人，一辈子要强，不想欠别人的。＂
我后来细想，姑父并非没有去处。以他的手艺，完全可以找个便宜的地方独自生活。他选择留在我家，或许是因为这里有三姑的记忆，也或许是因为，孤独的人总想找个依靠。
整理遗物时，我还发现姑父每年都记日记，字迹工整，像是小学老师教的那种标准楷书。翻开第一页，竟是他来我家的第一天：＂1976年9月15日，雨。今日搬到老四家，心中惭愧。三凤已去，只剩我一人，何去何从？老四一家待我如亲人，我定当厚报。＂
三凤是三姑的名字，谭建国和叶三凤，多般配的名字啊。
日记里记录了他在我家的点点滴滴：＂1980年2月，小东上学了，聪明孩子，来去我都接送，免得出意外。＂＂1985年6月，老四媳妇病了，我多做些家务，减轻她负担。＂＂1989年冬，要攒钱给小东上大学，少抽烟，多干些零活。＂
最让我触动的是最后一页：＂2002年12月，病重，知时日不多。这些年，谢谢老四一家，让我不是孤身一人。死后，愿与三凤同眠，黄泉路上，再也不分离。＂
姑父的葬礼很简单，按他的遗愿，我们把他安葬在三姑旁边。墓碑上刻着：＂谭建国、叶三凤之墓＂，下面是他们的合影，就是那张1963年中秋的老照片。
葬礼上，出乎我意料的是，来了很多人。邻居们、同事们，甚至是以前说过姑父闲话的人，都来送他最后一程。有人带来了花，有人带来了酒，还有人默默地放下一根桂花麻花。
＂老谭这人啊，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单位的老王叹息道，＂谁家电器坏了，找他准没错，从不收钱的。＂
＂是啊，去年我爹住院，是老谭天天去照顾的。＂隔壁的李大妈抹着眼泪说，＂这人走了，真是可惜了。＂
原来，姑父这些年不仅帮衬着我家，还默默地关心着周围的人。只是他从不张扬，做完好事就走，连声谢都不愿意听。
回到家，我把那张照片和麻花袋一起装在相框里挂在墙上。每次看到它，我就想起姑父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想起他无声的付出，想起他与三姑那段被岁月拉长的爱情。
有次我回老家，院子里的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邻居家的孩子在树下玩耍，让我想起小时候姑父教我修自行车的情景。那时他蹲在地上，耐心地告诉我：＂车铃松了，要顺时针拧紧；车链掉了，要先对准齿轮再装回去。＂
现在想来，姑父教给我的，何止是修车的技巧，更是做人的道理。他用行动告诉我，爱可以不言不语，却要实实在在；情可以深藏不露，却要始终如一。
几年后，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新房的墙上，我专门为姑父和三姑的照片留了一个位置。妻子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姑父的故事。
＂真是个好人啊。＂妻子感叹道，＂要是我们也能像他那样爱一个人就好了。＂
我点点头：＂姑父教会我的，不仅是怎样修补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更是怎样用一生的守候，修补一段残缺的爱情。＂
如今我已过不惑之年，鬓角也有了白发。人世间的聚散无常，但有些情感，却像那根麻花一样，看似松散却紧紧交织，带着岁月的甜香，永远留在记忆里。
2010年，老家那片工人宿舍被拆了，要建新的高楼。我回去收拾最后的东西，发现八仙桌下的地板砖下面，藏着一个小铁盒。打开一看，是一封信和一枚银戒指。
信是姑父写给三姑的，字迹娟秀：＂三凤，你走后，我住在你弟家，他们待我很好。我想与你同去，又怕对不起他们一家的情分。唯愿再过些年，我们能在另一世界重逢。爱你的建国。＂信的日期是1976年冬，刚住进我家那年。
那一刻，我才明白，姑父从未想过离开。那个小小的麻花袋，是他和三姑之间的纽带，也是他融入我们家的借口。他用二十六年的时光，悄悄地把自己编织进我家的生活，像那袋子里的麻花线，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相连。
我常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亲情是最丰厚的财富。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像姑父那样质朴的情感，却越来越少见了。
每年中秋，我都会买些桂花麻花，放在姑父和三姑的相片前。我知道，在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他们已经重逢，手牵着手，像那张泛黄照片里一样，幸福地走在一起。
前几天，我站在姑父和三姑的墓前，放下一袋新鲜的桂花麻花。秋风拂过脸庞，仿佛带着他们的笑意。墓碑上的照片，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活，仿佛在告诉世人：爱情可以超越生死，亲情可以跨越时空。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姑父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没啥大不了的，能吃口热乎饭，有人惦记着，就挺好。＂
是啊，生活不需要太多惊天动地，平平淡淡才是真。姑父用他的一生，诠释了最朴素却最深刻的人生哲理：爱，不一定要惊天动地；情，不一定要山盟海誓。坚守和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来源：小马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