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2月，我已经满21岁了，我去当兵时，有人挖苦我说：这人想什么呢？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去当什么兵，有什么发展前途？

讲述人/祝道胜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1969年2月，我已经满21岁了，我去当兵时，有人挖苦我说：这人想什么呢？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去当什么兵，有什么发展前途？

我一想，这话有道理，我当时满21岁进22，去部队还不是打个转就要回来？但我后悔也不改，况且名单已经定了，“看就的日子选好的妻”，我是非去不可了。

虽然是个大兵，但我有一技之长。入伍前，我在县供电所当了3年合同工。凭这点优势，我到部队后当上了连部的电工。

战友们见我年龄大，又是电工，因此，都喊我“祝师傅”。

由于工作搞得出色，我这个“祝师傅”很快就入了党。大家说我进步快，我也觉得快，2月入伍，7月入党，才5个月哩。

又过了4个月，连队命令我到机枪班当班长。当时，班里还有1965年入伍的战士。我军龄短年龄大，战士们都还很服从我，很多工作轻轻松松就搞上去了。

对我的压力最大的，是生活不适应。我生在南方，长在鱼米之乡的黄孝河边，从小吃惯了大米，对杂粮、馒头、窝窝头，不喜欢吃，望了就心烦。

我们部队又偏偏驻扎在一年四季尽吃杂粮的那个鬼地方。不吃，肚子饿；吃了，肚子咕咕叫。过节日吃大米时，我就喜死，死胀一顿。

我入伍5个月入党，9个月当班长。不久，连、营、团都放出风，说我是个“苗子”，要提我当排长。于是，很多战友为我高兴，说我“坐上了火箭”。

其实，我并不高兴，因为我怕吃窝窝头。

一天，团政治处的组织干事齐登水找我谈话，问我对提干有什么认识。我正在思考的时候，齐干事打开了小本本，做好了记录的架势，他满以为我要说一番“感谢”的话和“正确”的认识。

你猜我怎么说？我说：“提也可，不提也可，组织决定。即使提了，我也不想干长，因为我是个南方人，我怕吃窝窝头。”这让齐干事哭笑不得！

我说的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话。可是，在一次大会上，首长点事不点人地大声吼道：“有的人，我们准备提他当排长，他却说怕吃窝窝头，提了也干不长。这是什么思想？什么认识？大家评一评！”

有长期干的思想，就能不让他复员、转业吗？有长期干的思想，就能把他留在部队里当老兵吗？我想着好笑，事实上，年龄一到，思想再好也得向后转。

这次大会以后，我成了全团众说纷纭的新闻人物。

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笨。还有人私下对我说：“农村兵的目的，就是想到部队提个干，你连目的都不明确，来当什么兵？”还有人为我惋惜，说我不该从“火箭”上下来的。

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做好了回家的准备。我找安徽一个战士借了40元钱，准备买个收音机背回去，总比两手空回家好看一点。

我没提成，提了另一个能说会道的当了排长。谁知这个排长不争气，会说不会干，不到两个月，全排搞得一盘散沙。没办法，上级只好把这个排长调走了。

于是，主意又打在我的头上。

首长说：“你不当正排长，就当个副排长，主持这个排的全盘工作。你的意见呢？”

我回答说：“要说意见，还是老意见，我吃不得这里的窝窝头。要我当副排长，可以；要我主持排里的工作，也可以。一条，你得给我一个‘可以’，我要求今年年底走。”

哈哈，这个首长是个果断的首长，真的果断地给了我一个“可以”。

七盼八盼，盼到了快走时候，哪晓得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林彪事件”发生了，复员工作停止，全军冻结。

怪谁呢，我怪窝窝头。吃晚饭时，我做着怪相对手里的一个蒸裂了口的窝窝头说：“窝窝头来窝窝头，我一见你心发愁；你却对我张嘴笑，硬要把我来挽留。”在场的战友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1972年，全军开展紧张的军事训练。不知团里是怎么考虑的，选中了我们班（我兼的班长）作团里的军训点。

好嘛！点就点，我可是个说实话干实事的人呵，创牌子的时候到了。创什么牌子？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

我一手一手地露，摸爬滚打，刺杀擒拿，十八般武艺项项名列前茅。军、师、团、营，级级首长来参观，层层领导来开现场会，名声闹得很大很大。

有人背后说：“那个怕吃窝窝头的还真有两下子哩。”

从此以后，很多人不仅知道我怕吃窝窝头的一面，还知道了我不怕吃苦的另一面。

不久，军教导队的刺杀队招收学员，我又被团里当做“干部苗子”弄去培训，全团去10人，我当班长。

刺杀队的训练，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训练。比赛天天比，不是比这，就是比那。9个团来的9个班，人是尖子人，技术是尖子技术，像参加奥运会的体育健儿，没有拼搏精神，是难得夺名次的。

我这个人只是怕吃窝窝头，但吃苦的事我还没怕过。你莫笑，真的。衣服磨破了自己补，皮肤磨破了不叫疼。早练、晚练，热练三伏，冷练三九。这样七练八练，我们班终于夺得很多项目的一二名，为团里争了光，为师里也争了光。

北京军区的首长来检查，也是赞不绝口，在全军区推广我们的经验。

工作冒了尖，有人说我是想冲一冲。其实，我不是冲，要冲，排长的衣服也穿破几套了。因为我的性格生就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干什么，不喜欢磨洋工，虽然有不想在部队长期干的“坏思想”，但我是在部队一天，就认认真真干一天，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事我做不到。

人怕出名猪怕壮。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独独把我当“种子”留下来当第二期训练班的区队长。一个区队两百多人，个个呱呱叫。

一天，有个副师长的儿子，跑得倒下了几次，说跑不得。

“跑不得也要跑，非跑不可。”我一声令下，他只好拼命地跑。

我想，军训如打仗，管你师长的儿子、军长的儿子，训练场上不认人，要报复就报复，我已是四年多的老兵了，早叫我告别窝窝头，我早喜欢。

谁晓得这个副师长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喜欢严，不喜欢松，说我训练从严是对的。他不仅当面表扬我，而且还在主管军训的王副军长面前夸奖我。

王副军长见我是个战士打扮，当即找来我们团在这里参加军训的团长说：“祝道胜应该提干，现在搞军事训练正需要这样的人。”

团长说：“他已超过了提干年龄。”团长说的是对的，我已是快26岁的老兵了。

王副军长又说：“超过了提排长的年龄，提连长不超过嘛。”

事情就这么怪，要说难就难，要说容易就容易。王根成副军长一句话，团里就办了手续，命令我任团训练队副队长（副连职）。

从战士一下子提成副连职的事是不多的，这时是1973年11月。

于是，很多战友都为我高兴，说我又“坐上了火箭”。

我也感到，“坐火箭”是快，我还没到团训练队上任，就被师教导队点名抽去了。

在师教导队工作到1974年5月，新的命令又传下来，命令我为师教导队副队长（副营职）。

师教导队可是个“老资格”成堆的窝子。队长、教导员都是1951年入过朝（鲜）的，副队长和副教导员里面，一个是1949年俘过来的国民党老兵，一个是1951年入伍的，一个是1953年入过朝的，最年轻的一个也是1959年入伍的。我呢，1969年的兵，是最最年轻的一个副队长。

教员们的资格也都老得很，训练的对象也都是穿了多年的“四个兜”（干部服装）。

有的人见我嘴上没毛，便瞎提问，瞎出难题，总想借机会出出我的洋相，但总没出着，“胜利的武器”总掌握在我的手中。

“到部队后，脚步要站稳，千万不能失脚。”这是参军的那天妈妈嘱咐我的话。

妈妈没文化，说不出多少大道理。她那天走出村头，把我送了很远很远。我走了很远很远再回头望妈妈时，我发现穿一身青色衣服的妈妈还站立在那很远很远的地方，远看像一棵小小的松树。平时很少流泪的我，那天哭了。

我哭妈妈把病痛留在自己身上，却给了我一颗健康的心脏。

一天，通信员给我一份电报，一见电报我的心就慌起来了。一看，六个字清清楚楚：“母亲病危，速归。”

当时军训正紧张得要命，我不打算“速归”，便立即去药店买药。我知道母亲是高血压病，我正准备到邮局去寄药，突然又来了第二封电报：“母亲去世，速归！”

这6个字如电闪雷鸣，我如雨的泪水打湿了洁白的电报纸。

我怎能不哭，才54岁的妈妈呀！

我抹了抹泪水，连忙拿着电报去向分管教导队的一位副师长请假。那位副师长看了看电报，却甩出一句这样的话：“人已死了，回去也没用了。”

妈妈死了，也不能不假而走。为了听妈妈的话“不失脚”，我又拿着电报去向具体管我们的师参谋长张警民请假。

张参谋长问我：“你请多少时间的假？”

我回答说：“十天半月的都可以。”

张参谋长果断地批了：“妈妈去世是个大事，再加五天，二十天吧，把家里的事料理好。”

我千里迢迢赶回家里，妈妈的遗体已装入棺内。

“妈妈呀——妈妈——”我扑在灵柩上大声哭喊着。

人不伤心不流泪，请你允许我把“哭”说完吧。

1982年夏天。这时，是我任军教导团副团长的第三个年头。

一天，我接到妻子张仙娥打来的电报，说她什么时候搭什么车来部队探亲。我手拿电报心里想，我欠我妻子和孩子的人情债太多了，这回我下决心要去车站接接她们，而且是到北京车站去接她们。

于是，我立即向妻子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告诉她必须乘某日某时武昌—北京的直快车。

为了按时赶到北京去接他们，我大清早从山西繁峙搭火车到丰台，到丰台下车时是下午四点。我从这个四点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武昌—北京的车才开来。

我高高兴兴地上去了。我从丰台上车的目的，是要在车上提前找到她们，这样，在北京车站下车时就方便多了。

可是，我在车上从头至尾找了一遍，没发现她们。我不放心，又从尾至头仔仔细细地找了一遍，仍然没发现她们。车到北京站停下后，我看着人们下完了，还是没发现她们。

于是，我拦着一个个下车的列车员问：“有没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牵着两个孩子提前下车的？”

因为我怕中途小孩生病，她们提前下车了。结果，二十多个列车员个个播摇头。

没办法，我横下一条心，坐在北京车站门口等，等着等着，三十多个钟头没休息的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气睡到被妻子张仙娥喊醒。

原来，他们在孝感车站转车时误车了。我见妻子满头大汗地一手抱个小伢，一手牵个大呀，肩上前后搭着两个大包包，还有一个同路的三汊埠老乡帮她提两个大包包。

我连忙去接妻子抱的小伢，小伢却被吓得哭起来了，硬是不要我抱。于是我又去牵大伢，大伢却拼命往她妈身后躲。

这时，我忍不住的泪水流到了脸上。怎么不哭呢？我高高兴兴千辛万苦赶到北京来接她们，她们却不要我这个爸爸，不认识我这个爸爸。

我哭，妻子也哭。我理解，妻子的伤心之处比我更多。我对妻子说：“这儿没熟人看见，你哭吧，大胆地哭。我们眼泪都洒在北京，让共和国知道。”

百万大裁军开始了，我认为机会终于来了，便积极要求转业。你莫瞎猜，我不是想老婆和孩子，我是为了跟窝窝头告别，给我的胃“落实政策”哩。

回到地方后，由副团级降到副科级，任一个保险公司的副经理。有人认为我搞不了，说我只懂立正、稍息，但我还觉得划不来。

地方工作有什么了不起呢？军队也好、地方也好，组织管理这门学科都是通用的嘛，工作的路子我还是熟的，比起部队来算不了什么。

1989年4月，上级要我主持公司的全盘工作。主持就主持吧，我也不谦虚。我想，在部队里，几百千把人的队伍我都能盘得飞转，我就不相信这几十号人我就盘不好。

这几年，我把部队工作的一套作风稍微拿了一点点出来，工作就望着上升，1989年突破600万元，1990年突破1000万元。

之后，上级下达任务826万元。826就826万元，军人搞事不还价，实际上，我们当年想力争搞到1300万哩。

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要感谢公司全体职工的努力，感谢三个都是“老转”的副经理与我同心合力。

有人见了我就问：“你怎么这么黑？”这也是我这个“老转”的自豪。

这一身永远蓄不白的黑皮肤，就是我当了15年兵和别人最大的区别。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