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暹罗瓷质筹码钱——杜杜维善先生谈海上丝路中国文化

摘要：谈到丝绸之路，包括陆路和海上丝路，人们马上会想到，罗马贵族和欧洲中亚皇室御用的中国柔美的丝绸和精致的外销瓷;显然，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其实，在海上丝路的东南亚这一段，欧美学者久久津津乐道、而国内学者知之甚少的，尚有一种源于中国制造的暹罗(泰国)瓷质筹码钱

作者董存发

谈到丝绸之路，包括陆路和海上丝路，人们马上会想到，罗马贵族和欧洲中亚皇室御用的中国柔美的丝绸和精致的外销瓷;显然，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其实，在海上丝路的东南亚这一段，欧美学者久久津津乐道、而国内学者知之甚少的，尚有一种源于中国制造的暹罗(泰国)瓷质筹码钱(称为: Porcelain gambling coins; Porcelain money; Porcelain coinages; Porcelaincounters; Porcelain tokens)。在国际著名丝绸之路古钱币收藏型学者杜颢先生(又名杜维善，以下简称杜先生)的收藏中，就有两大厚本的瓷质筹码钱，这是杜先生精心梳理和建立“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完整系统中的一支独特分支，他在几十年收藏生涯中，从几千枚瓷质筹码钱里，精挑细选出的三百多枚则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

杜先生从事中外古钱币收藏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建立了中国古钱币和丝绸之路古国钱币(陆路和海路)的完整体系，特别是对半两、五铢和开元通宝，以及萨珊、安息、贵霜帝国钱币的收藏和研究，已经出版了专门论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杜先生把毕生“丝绸之路古国钱币(陆路)”近四千枚珍贵稀有的钱币，包括500多枚金币，1000多枚银币，捐赠给了他心存故乡的上海博物馆。因而，赢得了上海市颁发的海外最高荣誉“白玉兰特别贡献奖”。目前,杜先生正在集中精力整理海上丝路古国钱币，并撰写了《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历史货币简介》[1]，普及和推动海上丝绸之路钱币研究向纵深发展。最近笔者在加拿大温哥华就此事专门对杜老进行了一次采访(图1)，本文就是根据杜先生的介绍和《海上丝绸之路各国货币简介》，参考杜先生专著《丝绸之路古国钱币》(陆路部分)[2]，以及杜先生推荐的海外专著撰写而成。

杜先生认为，暹罗的筹码钱，是十八、十九世纪，在泰国开设赌场使用的筹码。最初是金属、玻璃制品，后来发展为成熟的瓷质筹码，特别是在中国人开设的赌场，赌场的主人，从自己的故乡中国，制作了带有赌场名称标志和吉祥语(物)的瓷质筹码，这些筹码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被当地政府认可当作小额钱币，在一定区域里可以购物、抵税和兑换银两，起到了流通货币的作用。杜先生特别强调，瓷质筹码钱是中国瓷器制作技术的一项特别的具体应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明显特点，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巨大影响。然而，最早开始对瓷质筹码钱收藏和研究的却是欧洲人。

欧洲的暹罗瓷质筹码钱收藏研究热

杜先生说，暹罗瓷质筹码钱的收藏研究热，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最著名的是哈默尔先生(Mr.P.S.Hamel，以下简称哈默尔)，他曾于1880-1887年担任荷兰驻曼谷领事。应荷兰巴伐利亚艺术与社会研究学会(Batavian Association for Arts and Sciences )提出关于暹罗瓷质筹码钱的十个问题，哈默尔根据他的收藏和研究，做了最著名的十个回答。在他卸任后的1877年，把在当地收藏的627件珍贵物品，捐献给了莱顿的荷兰民俗博物馆(National Ethnographic Museum in Leiden),其中的瓷质筹码钱就有四百多件。哈默尔在信中回答的十个问题，归纳起来包括了以下三个主要方面[3]:

1.问:这些筹码钱是干什么用的?在哪里使用?

答:起初主要是用在领有执照的赌馆，作为可以兑换金银的小额筹码和找零;后来，人们也用于基本的流通;但是，每种筹码只适用于该赌馆主的势力范围之内。由于全国各地都设有赌馆，所以，这些筹码钱在曼谷和其他省份都有使用。

2.问:这些筹码钱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什么时候停止的?

答:最早应该是1821年开始合法使用的，直到1875年法律宣布停止使用;但是，之后很长时间这种筹码钱曾以各种形式在赌馆和赌馆主势力范围内继续使用。

3.问:谁制造了这些筹码钱?这些筹码钱是在哪里生产的?

答:这些筹码代币是由领有政府颁发执照的赌馆馆主下令制作并使用的;最初是在曼谷用红陶制作;后来，改用铅和玻璃，再后来是用陶土或者瓷土烧制，最后的瓷质筹码钱是由中国生产的，有一些订单也带到了欧洲。……

自从公布了哈默尔先生关于瓷质筹码钱的问答，特别是他捐赠的收藏品展出后，欧洲掀起了一个瓷质筹码钱收藏研究的小高潮。按照著名德国古钱币研究专家拉尔夫·阿尔特霍夫先生(Ralf Althoff,以下简称拉尔夫)，撰写的权威缅甸瓷质筹码钱研究专著:《科勒-奥斯巴赫博物馆藏品目录卷II/3·早期货币和杰出的货币种类·暹罗瓷质筹码钱(1995)》[4]，认为最早的瓷质筹码钱出现在1878年的朱奥思·冯诺伯特收藏拍卖目录上(Jules Fonrobert collection)，并列举了在泰国著名国王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时期(1868~1910年)发现的16枚瓷质筹码钱，但是只有目录没有图片。这些仍然流通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五光十色的瓷质筹码钱，极大地吸引了欧洲收藏家;第二年即1879年，由约瑟夫·哈斯(Joseph Haas,以下简称哈斯)撰写的第一篇专题学术研究文章发表，题目就是“暹罗钱币”，作者继续收集研究暹罗钱币，累计收集了890个不同品种的筹码钱。1889年，德国莱登大学( Leiden University)中国研究中心主席古斯塔夫·施莱格泰(Gustaaf Schlegel,以下简称施莱格泰)教授，发表了德文的“暹罗和暹罗中国筹码钱”，精心研究和描述了147枚不同形状、颜色、大小和文字的筹码钱。这股收藏研究热持续到1895年，随后就降温下来。1911年，英国人冉姆斯登(H.A.Ramsden)在担任古巴驻日本横滨总领事时，收集出版了第一本暹罗瓷质筹码钱的专著《暹罗陶瓷及其筹码钱》(Siamese Porcelain and Other Tokens)，书中采用形状和材质排序，列出345种不同的筹码钱，并配有彩色图片。这本专著至今仍然成为研究者必读的著作之一。1932年，瑞吉纳尔·李梅(Reginald LeMay)在《暹罗钱币》(The Coinage of Siam)一书中提出，到目前为止共收集到的暹罗筹码钱大约有2000余种。

此后的八十多年，暹罗筹码钱收藏和研究没有特别的进步。1995年，拉尔夫出版了上面提到的大部头专著，书中列举了一百多年来收藏和研究的成果，共收录1359枚不同材质的筹码钱(其中的1~40号分别是金属铁、铅、铜和玻璃材质筹码钱，41~1349号都是陶瓷质未施釉和施釉筹码钱，1350~1359号是螺钿或珍珠母(Mother of Pearl)材质的筹码钱，以及部分仿制品，书中配有清晰的彩色图片和多种编排目录和说明，采用了中文首字排序方式，把同一赌馆发行的筹码钱放在一起，便于对比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拉尔夫罗列出了26种仿制品并加以说明(第1334~1349号)，这是目前暹罗筹码钱收藏研究的最重要的著作。到底有多少种瓷质筹码钱呢?克罗森(D·J.Cruson)认为至少有10000多种不同的筹码钱[5]。

根据杜颢先生对海上丝绸之路各国货币的研究，他认为:暹罗筹码钱是世界钱币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最初的筹码是用金属铸造，但成本太高，改用玻璃质，但玻璃易碎，行用不便，而且在赌博中筹码经常是摔出去，玻璃质筹码很快便被淘汰，最后决定用瓷质筹码”。杜先生认为，在使用瓷质筹码钱后，“这种瓷质筹码最早在苏各泰和萨旺卡洛二地烧铸，后来基本上全部都在中国广东省潮州地区枫溪镇烧铸”[6]。要说明这种特殊的瓷质筹码钱与中国的渊源，还要回朔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往来。

历史上暹罗与中国的往来

杜颢先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很多独到之处。他认为，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骠国(今天的部分缅甸)的骠人，本为青海湖地区的羌人，由于汉朝和匈奴的连年战争，羌人南迁到四川，再从四川南下进入缅甸的钦敦江和伊洛瓦底江定居建立城邦;七世纪时，被南诏所灭，在云南的缅人随南诏军队进入缅甸。成吉思汗攻打越南时，随军带了很多中国东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后来就定居下来，最多的是广西的壮族，后来再扩散到寮国(今老挝)和泰国，柬埔寨是中国南下的闵人与印度族融合而形成的吉蔑族。

中国的史籍中对东南亚的国家多有记载，当时的暹罗是中国的藩属国。据《明史》记载:明洪武十年，暹罗国王派儿子来中国朝贡，明太祖朱元璋很高兴，赐“暹罗国王之印”和公文，暹罗国从此“遵朝命，始称暹罗。比年以贡，或一年两贡”成为定制，明王朝对暹罗新国王的请奏予以册封、赐诰命及驼钮金银印，而暹罗国岁岁觐见奉贡。郑和下南洋，多次到过暹罗，拜见其国王。暹罗国内还设有“三宝庙，祀中官郑和”。《清史稿》曾记载:清初，沿用旧制，奉贡不绝，主要是热带地区的奇珍异兽和香料、象牙、乌木等，大清王朝也回赠绫罗绸缎、玉石玛瑙和珐琅瓷器等。康熙二年，进一步明确，暹罗三年一贡，经由广东进入。双方还进行贸易往来，暹罗盛产稻米，船运到福建、广东、浙江。乾隆年间，缅甸进攻暹罗，“杀其王，暹罗遂亡。”缅甸还侵扰云南，乾隆帝派将军征讨，暹罗将领郑昭趁机把缅甸军队赶了出去，恢复了暹罗国。而这个郑昭的父亲是在暹罗做生意的中国人，郑昭有才略，在暹罗做官。郑昭被拥立为王之后，派遣使臣到中原王朝觐见请奏，得到册封。郑昭死后，他的儿子郑华也得到乾隆皇帝册封为暹罗王，赐之诰印。乾隆五十三年，高宗特别颁布敕令，命暹罗与缅甸“尽释前嫌，永弭兵衅，同作藩封，共乘恩眷。”咸丰元年，郑明即位暹罗王，实行改革。“郑明通佛学，善英语，用欧人改制度，行新政，国治日隆，称皇帝。复与英、法诸国订约，遣使分驻各国。”同治七年，郑明卒，儿子即位，“废奴隶，行立宪。”“暹罗叠出明君，政治修明，故介于英法诸大国属地，而能自保其独立也。”“人口八百万，中国人占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暹罗与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有朝贡觐见的藩属关系，贸易的往来，吸引了多达240多万的华人来到古暹罗。由此，也带来了中原文化和习俗。赌馆的建立和瓷质筹码钱发行，就是明显的例子。

华人的大量移民和赌馆的建立

杜先生认为，要很好地理解瓷质筹码钱，必须先先了解一下暹罗的钱币体系。根据保罗·万东森(Paul L.F.van Dongen,以下简称保罗)和李利安博士(Nandana Chutiwongs)关于暹罗瓷质赌博用品与筹码钱的研究，近代暹罗的钱币体系是在十九世纪建立的，1862年政府颁布法令，使用机制币和纸币作为正式的货币，促使最原始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进口海贝币终于退出流通领域。1875年，政府宣布停止使用小额瓷质筹码钱(Pees,泰语，就是瓷质筹码)[7]。实际上，在这以后几十年，这种瓷质筹码钱依然作为小额货币在流通，这一点就连哈默尔也承认，在那样一个法律体系不完备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远远大于法律的作用。事实上，在停止海贝使用之前，在暹罗的货币体系中就存在着“漏洞”或者说不完备的地方，政府官方货币主要是银币，但是这种面额大而且稀少的货币，在日常人们的生活中，很少人可以用得上。而小额货币海贝则是价值和面值都低，人们并不愿意使用。于是，瓷质筹码由于其特殊的信誉和形制，顺应市场填补了银币和海贝之间的空白，起到了小额零钱的流通作用。而这种瓷质筹码的发行制作，却与在东南亚、包括在泰国的中国移民息息相关。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交流来往很多，唐代就设有“安南都护府”(越南)，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包括暹罗，除了觐见朝贡之外，双方有很多贸易和其他往来，至少有七百年以上的历史，贸易交流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高峰。再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很多人开始居住、定居在那里，在这些移民中，不仅仅是商人，还有一些手工艺者，例如，陶瓷和造船工匠和艺人。前者，瓷器工匠，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工艺，在暹罗的苏各泰王国(The Kingdom of Sukhothai)创造了著名的暹罗宋卡罗瓷器(Sangkhalok Ware of Siam”),直到今天的泰国，这个瓷器仍然很出名;后者，造船工匠，在大成(又译为阿育莎雅Ayutthaya)建立的造船机构，得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认可肯定，因为，这些造船机构是由广泛公认的、具有造船技术的中国工人和管理者经营的。17、18世纪，中国移民与当地的融合度和影响力迅速增加。在这些大量定居的中国人中，不仅仅有商人、贸易者，还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官员、医生、艺术家乃至人口贩子(Pig- breeders)。他们在暹罗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影响力，还进入到上流社会统治阶层主体，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有与中国历史《清史稿》中类似的记载，作为暹罗民族英雄的郑昭(PhraChao Tak)是第二代中国移民，得到了泰国皇室的认可。自郑昭之后，中国移民空前增长，18到19世纪中国移民达到了高峰[8]。许多当地的贵族、名门望族都有中国血统，在其家族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中国先民。

移民在带来技术、财富的同时，把一些文化传统和习俗一并带了进来，包括博采赌博业、鸦片馆和妓院，其中最多的是赌馆。据拉尔夫估计，在暹罗有200万左右的中国人，大约有500(拉尔夫在这个数字后画了个“?”)多家赌馆[9],据杜颢先生研究，实际上，赌馆的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因为这是在政府注册登记领取执照的赌馆，而在乡村小地方的赌摊、赌坊，根本就没有注册领证，也就不在统计数字中。保罗用“赌博热潮”(Gambling fever)来形容博彩业的兴盛，在大成，政府颁发赌馆经营许可证，赋予赌馆制作筹码的权利，赌馆的经营者都是中国人，绝大部分赌客也是中国人。这些赌馆在暹罗语里叫做“红”(Hong),在瓷质筹码上印的是“某某公司”或者“某某记”。赌馆的经营者被任命的官方头衔是“坤”(Khun),相当于法厅里较小的官阶，并拥有坤·帕塔那撒姆贝特(Khun Phatthanasombat,以下简称坤)的头衔,相当于负责创造财富管理的官员(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Prolificity of Wealth)。政府赋予赌馆经营者发行筹码的特权，要求赌馆严格保证按照需要随时兑现筹码。这些经营者同时有权制定规则，妥善处理筹码代币和伪造筹码的问题。(保罗认为)这些中国赌馆经营者坤，不仅经营博彩业务，还拥有运输销售酒品，以及其他奢侈娱乐业务，(拉尔夫认为)乃至鸦片馆、妓院的业务，他们是富有的赌馆老板、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他们在政府、顾客和公众中拥有很高的信誉，因为，他们定期为政府缴纳大量的税银。所以，这种瓷质筹码在用作筹码的功能之外，还在赌馆主影响的区域，甚至其他地区(应为暹罗各地都有中国经营者开设赌馆)，作为小额货币或者“找零”流通起来[10]。

赌馆里最主要的赌博形式是中国方式的，特别是流行在广东福建沿海的“翻摊”，又称“拧法”。拉尔夫和哈斯都认为:“这种在暹罗的赌法与在中国的赌法是一样的”。使用的名字也与“翻摊、拧发”的译音有关，例如:Fan-tan, Ching-tow, Ningfa(也称Nim), Fan & Kok,甚至在当地直接翻译为“豆子赌博”(Thua,=bean game)和“博”(Po)。

根据杜颢先生研究，这种形式最早是船上的船员，在茫茫大海中消遣娱乐的方式，简单易行，就是庄家抓一把豆子，盖在腕下面，放在一个平坦的席子上，然后用一根竹签，把豆子按照四个一组的分开，最后一定是1、2、3、4的数字，在席子四角标注1、2、3、4，赌徒就在这四角下注，猜中者收走其他三方的赌资，庄家拿25%抽头，现在的澳门赌场仍然有这样的赌法。暹罗赌馆的翻摊方法，使用当地的货币:子弹钱(pot-duang)或者海贝(cowries)，但是，这两种物品都是圆圆的很小的形状，在庄家摇撒的时候，很容易丢失，或者塞在缝隙里;在分组的时候，也会滚来滚去的。这时候，扁平形状的筹码就显示出优势了，开始时是金属筹码(图2)，形制图案设计等都是当地或者印度风格，由于成本太高，改为玻璃筹码(图3)但是，玻璃易碎，最后选择为瓷质筹码(图4)，而这也与后来中国赌馆经营者占据绝对优势吻合，所以，具有中国特点的瓷质筹码钱就诞生并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