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自卫还击战，我军共有239名官兵被俘。根据多篇资料显示，中国被俘的239人中，202人来自第50军150师448团，其余37人是在重伤昏迷或丧失行动能力的情况下被俘的。

1979年自卫还击战，我军共有239名官兵被俘。根据多篇资料显示，中国被俘的239人中，202人来自第50军150师448团，其余37人是在重伤昏迷或丧失行动能力的情况下被俘的。

战后，中越双方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协调，分5批在广西友谊关和越南同登之间交换战俘。中国释放了1636~1638名越军战俘，越南则释放了239名中国战俘，原为240人，其中1人在遣返前死亡。

双方交换战俘的现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战俘衣衫褴楼、伤痕累累，而余军战俘则穿着新军装、携带礼品，部分人甚至不愿意返回越南。

这些被俘人员回到祖国后，部队对其在被俘前后的表现，进行了区别对待。

根据1979年9月21日下发的《关于对越自卫还击战被俘归来人员的处理办法》的规定，都需要接受审查，没有问题的部分官兵继续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满期转业或退伍。有问题的士兵给予除名或开除军籍，让其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有情节严重者被判刑。这一处理办法是新时代军队对军人处罚的新办法。

一，变节者：

面临军事法的审判，如果情节严重者将会受到重刑审判。

李冬与张东林

李冬是第50军150师448团的士兵。该团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负责掩护友军撤退时，因指挥组错误决策，如改变撤退路线、缺乏支援被越军包围。

被包围俘后李冬“积极配合”越军，频繁向余军达小报告，揭露其他战俘活动，甚至被越军任命为战俘营的“代理连长”。然而，他在战俘交换时被遣返中国，最终受到审查和惩罚。

张东林：张东林也是属于第50军150师448团。该团扩编后新兵比例高，实战经验不足，加上指挥混乱，导致其在执行任务时被越军伏击。

被俘后，张东林因精通越语而主动投靠越军，参与反华宣传用广播劝降中国士兵。战后被遣返，因其犯了叛国罪而被判刑10年，最终在监狱中病逝。

第50师448团的副参谋长付培德和八连指导员冯增敏，因带着部队向越军投降，被军事法庭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冯增敏出狱后，面对外界的质疑，只是说“无可奈何”。

根据我军纪律，主动投降或者叛变者需要接受军事审判，情节严重者被剥夺军籍并判刑。充分体现了对忠诚的严苛要求。

战争的残酷也是人性的心理战争，有人叛变有人忠诚，这就是人性。中越战争中一名叫汪斌的被俘军官，被俘后在越军潮湿的监狱中，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酷刑。敌人试图从他口中撬出有价值的情报，然而汪斌意志坚定，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他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曾多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却都不能成功。在那些痛苦难熬的日子了，王斌对祖国和党的忠诚意志坚守着。

在用百般方法折磨王斌后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情报后，可恶的越军为达到他们的目的，竟然捏造王斌“投降”谣言。

但是，正义终究不会缺席，回国后经过严格审查，最终还了汪斌清白，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军籍。并且，为了表彰他的忠诚和英勇，他被晋升为上尉军衔。

然而，长时间的折磨让汪斌等身心受到了重创，无法在继续在军队中服役。最终，转业到地方，开始的自己的新生活。

239名被俘士兵中（一人死亡），仅1人因变节被判刑，其余通过审查后保留军籍，但多数被要求复员。

个案对比：一名17岁的新兵因重伤被俘，回国后虽然通过了审查，但是长期遭受战友的嘲讽，可一直被战友的嘲笑，甚至有人骂他“被俘还不如战死算了”。最后在上级的支持下，恢复了他的名誉，但是心里受到的伤害却很难好起来。

战俘回国后需要经过长达2年的审查，包括单独询问和交叉印证，以确认是否存在变节行为。本身被俘这个名誉就不好听，还需要经过层层的审查，也会给身心带来负面的影响。

尽管国际公约承认战俘的合法性，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士兵认为被俘就是耻辱，导致幸存者长期承受心理的压力。这也是社会严重的问题。

政策差异：中国都越军战俘的有待与越军对我军战俘的虐待形成鲜明的对比，是造成战俘心理压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历史教训：战争不仅考验战场表现，更是验证指挥官的指挥智慧及才能的表现。如，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150师因仓促参战、智慧混乱导致大规模被俘，成为了我军历史上的深刻教训。

中越战争战俘的命运折射出战争对人性的复杂考验：变节者早严惩，忠诚者需要自证清白，普通士兵则在荣誉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这个故事不仅是对战争的反思，也揭示了制度的硬性、文化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

参战时是英雄，被俘后却成了严格的审查，成了被某些人嘲笑的“失败人”，战争是让男人走开还是让女人走开呢？被俘后审查通过应该成为英雄吗？

来源：白色猫咪史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