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被残杀的乌克兰记者，以及俄罗斯如何绑架平民

摘要：“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准备接我吧。他们答应我九月能回家。”沃罗迪梅尔·罗希钦回忆起他最后一次听到女儿声音时她说的话。那时，这个家庭唯一知道的是：一年前失踪的维多利亚已被拘留，并被关押在俄罗斯境内。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准备接我吧。他们答应我九月能回家。”沃罗迪梅尔·罗希钦回忆起他最后一次听到女儿声音时她说的话。那时，这个家庭唯一知道的是：一年前失踪的维多利亚已被拘留，并被关押在俄罗斯境内。

家属律师叶夫根尼娅·科帕尔金娜表示，这通电话是俄乌双方“高级别”谈判的结果。2024年8月，乌克兰战俘事务协调总部的一位代表通知记者的父亲，即将会有一次通话。

“他们让我和妻子劝她停止绝食。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打电话过来，一刻也不离电话，一直在等。”罗希钦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一周后，家人才终于接到了维多利亚的电话。通话很简短。

“我问她：‘你怎么样？你在哪儿？’她没有回答，只说很想我们，还向亲人问好。声音听起来很开心。”

维多利亚的父亲记得，女儿答应会开始进食：“维卡（维多利亚）就是这样的人，她要是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到。”

前一天，即2024年9月13日，罗希钦被告知，在下一轮交换中，他的女儿将回家。在乌俄第56次战俘交换中，有49名乌克兰人从俄方获释。但维多利亚·罗希钦娜不在其中。

在俄罗斯，被关押的乌克兰平民被称为“幽灵”——没人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是生是死。乌克兰记者维多利亚·罗希钦娜本打算调查这些人如何失踪，结果自己也成了俄罗斯的俘虏。一年后，她的亲属收到她遇难的消息。

“重要故事”网（iStories）与法国记者联盟Forbidden Stories和多家世界主流媒体一起，对这名记者的死亡展开了独立调查，也完成了她未竟的报道：揭露乌克兰平民被绑架系统的运作方式。

关于“维多利亚”项目

法国媒体Forbidden Stories（禁忌故事）是一个国际记者网络，致力于继续那些被噤声记者（被杀或被捕）的工作。“维多利亚”项目在2024年10月10日得知乌克兰记者维多利亚·罗希钦娜死亡消息后数日启动。

除“重要故事”网和Forbidden Stories外，参与该项目的还有多家国际顶级媒体的调查记者：《华盛顿邮报》、《卫报》、《乌克兰真理报》、《时代周报》、《明镜》周刊、奥地利《标准报》、瑞士Tamedia、德国ZDF电视台、德国Paper Trail Media、法国《世界报》、France 24等。

在几个月的合作调查中，我们取得了如下成果：

还原了维多利亚·罗希钦娜遭遇的详细经过，并获得她曾受酷刑的证据；

查明她在被绑架前正在调查的主题，以及可能导致她被拘留的原因；

收集了其他受害者的证词——包括35名被绑架平民、14名战俘及其家属；

核实了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FSIN）的29个设施，它们系统性地对乌克兰囚犯实施酷刑；

证实俄罗斯方面使用非官方拘押场所（如车库、地下室、仓库等）非法关押乌克兰平民，不提出任何指控，并系统性施以酷刑。

战俘交换

许多人都在等待并努力争取让维多利亚被交换回来：她的父母、同事、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乌克兰真理报》的主编塞芙吉尔·穆萨耶娃回忆说，九月时一位外国同行告诉她，根据他的消息，罗希钦娜将在下一次战俘交换中被释放。“交换进行完了，但维卡没有出现。这太可怕了。我感觉她出事了。我非常担心。我甚至已经打电话告诉她父亲，说维卡就要回来了。那位同行说，发生了些奇怪的事，因为他很确定她在名单上。他推测有人把她从名单上划掉了。”

2024年9月13日换俘的照片，维多利亚·罗希钦娜本应参加那次换俘，但那天她没有回来。

九月底，塞芙吉尔·穆萨耶娃再次从她的消息来源那里得知承诺，说维多利亚很快就会被交换回来：“我们相信了这个消息。而在10月10日，她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他收到了信。”

这封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信件日期为10月2日，由俄罗斯国防部军事警察总局副局长、少将维塔利·科赫签署，上面只有三句话：

“来函已由俄罗斯国防部审阅。

维多利亚·弗拉基米罗夫娜·罗希钦娜，1996年10月6日出生，2024年9月19日死亡。

罗希钦娜·维·维的遗体将作为被拘留人员遗体交换的一部分交还乌克兰方面。”

罗希钦娜的父亲从俄罗斯国防部收到的关于罗希钦娜死亡的信。

“我看到‘遗体交换’几个字，心想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把战俘称作‘遗体’了。我又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们写她‘死亡’，我开始还没看到。直到第四遍才注意到。一下子就像被击中了。之前我们还在说话，已经准备好迎接她回来，结果却是这样。”沃罗迪梅尔·罗希钦回忆道。

信中没有附带死亡证明，也没有任何其他文件来证实死亡或解释其原因。罗希钦继续向俄罗斯各个部门写信，试图查明女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没有一封信得到实质性答复。

遗体交换

2025年2月，在又一次战俘交换中，乌克兰方面接收了757具军人的遗体，并将其分送至全国各地的太平间。文尼察市的太平间收到一个遗体袋，袋子上写着“NM SPAS 757”。NM意为“身份不明男性”；SPAS指“心动脉全面受损”；757是顺序编号。当袋子打开时，里面却是一具“处于深度冷冻状态并具有恶病质（极度消瘦）迹象”的女性遗体。然而，小腿上挂着一张标签——“7390，罗希钦娜·维·维”。

2025年2月交换的757具乌克兰公民尸体。其中一具女尸被装在一个标有“身份不明男子”的包裹中。她的DNA与记者维多利亚·罗希钦娜亲属的DNA99.999%相同。

“死者身上发现了多处酷刑和虐待的迹象，特别是身体多处擦伤和出血、肋骨骨折、颈部受损，以及脚部可能存在电击痕迹。然而，由于遗体状况的限制，法医专家尚未能确定具体死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代表尤里·别洛乌索夫向我们介绍法医鉴定结果时这样表示。

据接近维多利亚·罗希钦娜死亡案调查的消息人士透露，遗体缺失了若干器官：眼球、大脑、部分喉头，舌骨骨折。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于2025年3月启动调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医专家在与记者交谈中推测，移除特定器官可能是为了掩盖窒息致死的证据：“解剖时切除喉部并不常见，喉部可以成为窒息的有力证据。人被勒死时，通常会造成舌骨骨折。眼球中可能会出现出血，脑组织中则可能会显示缺氧迹象。”

乌克兰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告诉本项目记者，俄罗斯归还的乌克兰平民遗体有时会缺失内脏器官：“俄罗斯方面将此解释为遗体解剖运输过程中的常规处理。但这也可能是一种掩盖暴力痕迹的方式。”

第一次鉴定显示，遗体与维多利亚·罗希钦娜父母的DNA比对吻合度为99.999%。但记者的父母拒绝接受这一结果以及女儿的死亡事实，并要求进行再次鉴定。

2025年2月——即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死亡四个月之后、遗体被归还乌克兰的大致同一时期——沃罗迪梅尔·罗希钦收到了来自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塔季扬娜·莫斯卡利科娃办公室的答复信。信中写道，维多利亚·罗希钦娜的下落问题“仍在持续关注中”。

最后一次出差

2023年7月底，维多利亚·罗希钦娜在距离普斯科夫约100公里的卢东卡汽车通关口，越过拉脱维亚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我们掌握了一份她填写的移民卡（即外国公民入境俄罗斯时需填写的表格），显示她用乌克兰护照和本名入境俄罗斯。访问目的被标注为“私人”，目的地为梅利托波尔。

维多利亚·罗希钦娜从16岁起就从事记者工作。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她一直在发表关于俄罗斯特务机构在乌克兰被占领土上所犯罪行的报道。

尽管自战争爆发以来她曾多次前往被占领土，并以实名发表揭露俄军罪行的报道，甚至曾经被捕一次，维多利亚还是顺利入境了。2022年3月，她在被占领的别尔江斯克被捕，当时她正试图随乌克兰人道主义车队从扎波罗热前往马里乌波尔。她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俄方在她的WhatsApp中发现了一个标记为“乌克兰安全局扎波罗热分部”的联系人，发来一条请求她发布某段视频的信息。视频中，一名俄罗斯士兵讲述自己是如何投靠乌克兰一方的。

在被俘期间，她被迫录制视频，声明自己“对俄方没有任何不满”。视频中，罗希钦娜念着事先写好的台词，面容憔悴，但并不显得恐惧。她的被捕在媒体上广泛报道，乌克兰方面积极设法争取她的释放。

10天后，罗希钦娜获释。再过四天，她便发表了题为《被侵略者俘虏一周》的报道。她在报道中描述说，在被囚期间，她拒绝吃俄方提供的食物，仅靠自己携带的储备维生，等到吃完后就只喝茶。在最后几天，她“几乎无法站立”。

“我认为我必须讲述被封锁城市的真实情况。这是我自己的主动决定。”罗希钦娜在报道中写道。即便遭遇绑架，她对前往被占区的执念仍未改变。获释仅一周后，她就告诉同事自己打算再去一次。

几乎没有媒体愿意为这样的出差承担责任。罗希钦娜在战争初期供职的媒体Hromadske在她第一次被释放后便不再刊登她的报道。

不过在被捕半年后，她还是再次抵达了被占领区。那时她已经是自由撰稿人，开始发表关于“公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在被占城市绑架平民的行为、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的遭遇、绑架与酷刑等主题的报道。她最后一篇报道讲述了在别尔江斯克两名青少年被杀的案件。

“她有时会消失一段时间，比如2022年秋天，当时她在报道‘公投’。她会整整几周没有音讯，然后突然带着文章出现。她从不询问编辑部的意见，只是写完故事，然后问我们愿不愿意发表。如果我们不发，她就去找别的媒体。”《乌克兰真理报》主编塞芙吉尔·穆萨耶娃回忆道。

罗希钦娜在《乌克兰真理报》发表了她的大部分战争报道。从战争开始至她被再次绑架的这段30个月时间里，她在该媒体上共发表了44篇文章。她将工作视为生命——她的前同事们这样评价她——对她而言，没有周末，也没有假期。

在第一次被捕后，她至少又成功进入被占区两次，并顺利返回基辅。2022年乌克兰军队发起反攻前，她曾经使用扎波罗热州瓦西里夫卡的通关口，也曾通过克里米亚进入。穆萨耶娃说，2023年夏天的出差至少是她第四次进入被占领土。

“她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很感兴趣，她以前已经为我们报道过这个话题。她还想找到关押和拷打被绑架乌克兰人的地点，找到实施这些暴行的人。她写道：‘只有亲自去到那里，才能了解全貌。’我问她：‘你又想去被占区？’她说是的。我没说什么。第二天她对我说：‘我知道你反对，但请你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会去。’”

新闻是罗希钦娜的生命

绑架

“维多利亚朝我走来，那是在被占领的别尔江斯克。我问她：

‘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别问了，没事的，我正要去马里乌波尔。’”

奥尔加（出于安全原因化名）回忆起2022年上半年的情景。她今年59岁，全面战争爆发后，她身处亚速海沿岸、扎波罗热州的一个小镇上，进入了俄军的占领区。她是在2019年认识维多利亚·罗希钦娜的，当时这位记者来她家乡采访一场引人注目的审判。奥尔加回忆说，她当时就被维多利亚的专业精神深深打动。

从那以后，奥尔加和维多利亚一直保持联系。全面战争爆发后，奥尔加开始协助维多利亚，向她讲述占领区发生的事情，并帮助她找到相关联系人。维多利亚最想做的，是识别那些在被占领地区逮捕和审讯居民的FSB特务和军人。

这位记者成功发布了搜集到的部分信息。她掌握了一份据称包含FSB人员信息的资料库——维多利亚曾向塞芙吉尔·穆萨耶娃和奥尔加都提到过这件事。“她曾发给我一些FSB特务的照片让我识别。她见过很多这些……我不想说这些人是‘军人’，这是些不加掩饰的魔鬼。”奥尔加回忆道。她补充说，维多利亚还在努力寻找曾经关押她的人。根据乌克兰媒体Hromadske的信息，这些人正是FSB的工作人员。

当维多利亚踏上她最后一次前往被占领区的差旅时，奥尔加已经不在那里了——她在2023年初成功逃离了占领区。别尔江斯克的一个熟人同意帮助罗希钦娜，愿意在当地陪同她出行。米科拉（出于安全考虑也为化名）回忆说，维多利亚当时对一家名为“梭鱼”的别尔江斯克餐厅很感兴趣，据他说，那是俄罗斯FSB人员和军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带她去了那里，但他们并未进入餐厅内部。

后来，他建议维多利亚住在他家，但她并未接受。米科拉和奥尔加都认为，这是因为她不想让熟人冒险，而且很可能那时她已经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

米科拉回忆说，维多利亚性格友好，但情绪紧张——“她在笑，却带着某种忧伤”——也很封闭。从别尔江斯克出发，维多利亚提出希望被送到埃内尔霍达尔（扎波罗热州另一座被占领城市，核电站所在地），但米科拉不愿冒险，拒绝了同行或找司机的请求。最终，维多利亚还是设法前往了埃内尔霍达尔。那是她最后一次被自由状态下目击的地点。

整整一年半只有一份文件

“占领区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不打仗也一样。房子在建，新的工作岗位出现，社会补助在发，物价也比基辅便宜。但没有任何保障，说不定哪天你只是在街上走着，就被抓走了。”这是季阿娜对占领生活的描述。她的姐妹，前记者阿纳斯塔西娅·格卢霍夫斯卡娅，正是在维多利亚·罗希钦娜被绑架的同一个月遭到绑架。

阿纳斯塔西娅在战争爆发前曾在“梅利托波尔新闻社”（RIA Melitopol）工作——写的是交通事故、法院审理、城中杂事之类的新闻。季阿娜称阿纳斯塔西娅的工作为“无害的新闻工作。”《梅利托波尔戒严后居民会面临什么》是她最后几篇报道之一，发布时间是全面入侵开始前不到一天。2月24日，她就辞职了。

阿纳斯塔西娅·格卢霍夫斯卡娅曾在梅利托波尔担任记者，但在全面入侵的第一天就辞职了。她在家中被绑架，在俄罗斯被关押了一年半，无法与家人或律师取得联系。

“我们从2014年就有惨痛经验，当时也有地区被占领。大家都明白，亲乌记者、市长、校长……这些人都处于危险中。入侵第一天，娜斯佳（阿纳斯塔西娅）就立刻辞职了。”季阿娜说。

据她讲述，阿纳斯塔西娅知道城里有人被绑架，但因为电话被监听，她们从未在通话中讨论此事（季阿娜住在基辅）。季阿娜回忆说，娜斯佳在被占领的城市里并不感到安全，但也拒绝离开：“她是个恋家的人。那儿有她的男友、妈妈和外婆，她不可能丢下他们。而且赫尔松解放（2022年11月）后，大家都满怀希望，相信梅利托波尔也快了。我们都以为可以在未来一年里团聚。”

2023年8月，希望破灭了，阿纳斯塔西娅被绑架。一大早，穿着制服，但没有佩戴任何标志的人闯入她家，将她带走。阿纳斯塔西娅的母亲跑遍了梅利托波尔及周边地区的指挥部求助，但每次都被告知“她不在这里”，并被劝告“最好别再来了”。梅利托波尔警方立了失踪案。季阿娜在基辅报警，还聘请了一名俄罗斯律师，给俄罗斯各个机构写信，也寄信到俄境内的监狱和看守所。

“我和妈妈真的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季阿娜说，“我不知道我还没做什么，但我们没有任何结果。一年半的俘虏时间里，我只收到了一份文件。”

2025年2月底，红十字会终于承认阿纳斯塔西娅·格卢霍夫斯卡娅被俘——俄方确认她被他们关押。这就是季阿娜收到的唯一一份官方文件。从那一刻起，乌克兰才正式将阿纳斯塔西娅列为俘虏。“在那之前，我的所有申诉都不值一提。”季阿娜表示。

但即使拿到了这个新身份，案情也并未变得更清楚：“她现在被承认为俘虏了。但我们仍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捕。就是说，是的，她在俄方手中，但原因没人肯说。按理说律师有权获知信息，但这个权利根本没人履行。”

被红十字会承认为俘虏，理论上意味着她有权与外界通信。但阿纳斯塔西娅的家人甚至连这一点也未能争取到。“我们给很多看守所写了信。有些回复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有些干脆连回信都没有。”

隔绝

阿纳斯塔西娅·格卢霍夫斯卡娅、维多利亚·罗希钦娜，以及许多其他被拘押的乌克兰平民，都曾被关押或仍被关押在所谓“隔绝”（incommunicado）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指的是俘虏完全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在国际法中，这种隔绝拘押方式被视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们调查过程中了解的35位被绑架的乌克兰平民中，至少有19人经历过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处境。

连律师也无法接触到被关押在隔绝状态下的人。律师德米特里·扎赫瓦托夫回忆了他尝试见一位被绑架乌克兰人的经历：

“库尔斯克看守所所长亚历山大·巴格莱（他就是个屠夫）接待了我们，态度很和蔼，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段对话非常奇怪。当我们直接问：‘那个人在哪里？’时，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您知道吗，这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当他意识到我们确实知道那个人就在他们那儿时，他就建议我们去找军事指挥部。”

而与军事警察沟通则完全无效。律师没能获得会见权，只被建议写信给俄联邦人权事务专员塔季扬娜·莫斯卡利科娃。结果没有任何回应。

“通过这次经历我们明白了：如果没有正式提出指控，律师根本无法见到那些被隔绝的人。”扎赫瓦托夫表示。他所代理的当事人还算“走运”——在被俘一年后被交换释放。但大多数人仍被关押着，甚至连他们具体在哪里都无法得知。

“我们是依法办事的人，是律师。要采取行动，必须有法律依据。有一套专门的法律框架可以适用于这种情况——那就是《日内瓦公约》，涉及战俘和平民的部分，”扎赫瓦托夫解释说，“根据这两项公约，可以向法庭提起诉讼，试图作出解释。但前提是，必须存在法庭。而俄罗斯不存在法庭。”

占领区的秘密监狱

对于那些被隔绝关押的战俘而言，他们的亲人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往往就是那些后来被释放的狱友。季阿娜曾两次被和阿纳斯塔西娅一起关押的人主动联络。她由此得知，她姐妹在被绑架后，最初被关押在梅利托波尔的某处地下室，2024年8月时则被转押至塔甘罗格的第2看守所。

地下室、车库、工业区和坑道——这是被绑架的乌克兰人在占领区的典型关押场所。仅在梅利托波尔，到2023年10月为止，我们就确认了五个非法拘押地点，包括一栋职业技术学校大楼、军事指挥部、警察局和桥下的车库。到2024年底，梅利托波尔新闻社的记者们根据被绑者的口述，将这一名单扩展到了13处地点。

在被占领的三年里，梅利托波尔至少出现了13个关押被绑架平民的拘留中心。

维多利亚·罗希钦娜的经历也类似。她的一位狱友后来告诉她父亲，在被捕前，维多利亚曾注意到有无人机在头顶盘旋。不久后，她就被逮捕了。被捕三天后，她从埃内尔霍达尔被转押至梅利托波尔。在那里，她在“车库”中被囚禁了四个月，并遭受了酷刑。

“车库”是指通往新梅利托波尔区桥下的工业地带。根据一位当地人亲属的说法，全城人都知道那一带关押着俘虏。我们采访了三位曾被囚禁于梅利托波尔“车库”的男子，他们描述的环境基本一致。

这些空间在不同时期关押人数从5到20人不等。人们从未被带出室外，时常遭到殴打。一位被绑架者说，他们睡在摆在地上的门板上，另一位说自己睡在建筑工地用的托盘上。秋冬季节寒冷刺骨，只能靠捡到的别人的外套裹身。没有任何个人卫生用品，全体囚徒共用一个桶当厕所。食物极为匮乏，经常能听到被殴打者的惨叫。

维多利亚曾向她的狱友讲述，有一名在梅利托波尔审讯她的工作人员特别情绪不稳、极其残忍：“她一直重复说那个人不是人。”维多利亚说她曾被电击，电流传到她的耳朵。那位狱友看到她身上有新鲜的割伤结痂痕迹。

如何在占领区实施绑架

根据俄罗斯宪法，未经法院裁决，拘留一人最长不得超过48小时。在军事管制地区，若涉嫌严重或特别严重罪行，拘留期可延长至30天（该法律于2023年7月通过）。

但在现实中，被“拘留”的乌克兰人常常失踪数月乃至数年。

我们通过对数十位战俘亲属和部分获释者的采访，勾勒出一套标准化的绑架流程：人被一群没有任何标识的人绑走——他们不出示证件、不说明身份、不解释任何原因，也不会向家属告知任何信息。人就这样消失了。军事指挥部、检察院、警方、调查委员会都表示“不知道”这个人。有时，当地警察甚至会为此立案“失踪”。

目前仍不清楚谁绑架了维多利亚·罗希钦娜。《乌克兰真理报》主编塞芙吉尔·穆萨耶娃回忆道，这位记者曾在谈话中提到她正在试图查明FSB特务的身份，这些人参与绑架埃内尔霍达尔的乌克兰人，并对他们实施酷刑。

一名代理乌克兰战俘的俄罗斯律师、一名前俄罗斯军人（曾直接参与抓人），以及一名欧洲情报人员在匿名条件下告诉我们：FSB在占领区抓捕平民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所描述的流程与我们采访的多位被捕乌克兰人证词一致。

FSB特务通过技术手段、线人举报等方式，锁定疑似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信息的人员及其住址。执行抓捕的可能是他们自己，也可能是特种部队或国民近卫军。他们在逮捕过程中不会告知任何原因。随后，嫌疑人会被送往所谓的“中转监狱”，这些地方可能是被占城市的警局、地下室、车库，甚至是坑道。自此，被捕者便完全掌控在FSB手中。

FSB新闻处定期发布的“预防恐怖主义行动”视频的截屏。

在三年的战争中，仅在梅利托波尔市及其所在区，俄方治安机构已绑架了至少349人，其中包括6名记者。139人至今仍在押，3人在未能获释前已去世。这些数据来自梅利托波尔市议会发起的“被绑架的梅利托波尔人”项目。

绑架高峰出现在占领初期。最先被抓的是地方自治官员，目的是劝诱他们与俄占当局合作。连市长伊万·费多罗夫也曾被关押一周。期间，他被要求写辞职信，并说服下属继续为占领政权服务。最终，费多罗夫被用作交换，换回了9名俄军义务兵。

新学年开始后，继续按乌克兰课纲教学的教师与校长也成为绑架对象。有些人被绑架仅仅是为了勒索赎金——五六千欧元就可能换来释放和带家人逃离占领区的机会。

从这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非官方拘押点”中，出路无非以下几种：其一，被转押到FSIN系统的官方监狱，无论是在被占领区还是俄罗斯本土；其二，被强制遣送出境；其三，被释放。但很多人释放时会被没收身份证件，即使想走也走不了。三年战争中，“被绑架的梅利托波尔人”项目共记录了207人获释。

“你根本找不到逻辑（指为何有人被释放，有人继续被关押——编者注）。根本没有逻辑。有行政程序才会产生逻辑。而这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单纯就是被抓走，被拖进指挥部，被追问是不是间谍，是不是破坏分子。抓得人太多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可以杀了，也可以放了。我看到就是这么回事。”代理过多起乌克兰人绑架案的律师德米特里·扎赫瓦托夫说。

到了战争的第二年、第三年，绑架行为依然没有停止。自2023年10月“重要故事”网首次发布梅利托波尔的绑架与酷刑调查以来，俄方在当地又绑架了至少55人。

“不惜一切代价我要活着走出去”——罗希钦娜在塔甘罗格

在梅利托波尔之后，两位记者——维多利亚·罗希钦娜和阿纳斯塔西娅·格卢霍夫斯卡娅——都被转押至塔甘罗格的看守所。这一情况是从成功获释的狱友那里得知的。

“我得知她曾遭受酷刑，尽管没有目击到具体的暴力痕迹。她的情绪极不稳定：时而深陷绝望，时而又鼓励别人、告诉大家一切都会好起来。这非常像娜斯佳。”娜斯佳的姐妹季阿娜说道。

关于娜斯佳在那里的具体情况，季阿娜所知不多：听说她曾有眼疾，接受了药物治疗，塔甘罗格的食物虽然不好，但还能吃。据前狱友回忆，阿纳斯塔西娅在狱中甚至变胖了一些。季阿娜对此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是身体状况恶化的反映。从2024年8月至今已过去半年多，她仍然不知道姐妹如今的境况。

据罗希钦娜的一位狱友透露，维多利亚是在2023年12月被从梅利托波尔押往塔甘罗格的。维多利亚告诉这位狱友，在押送途中，有一名军人曾向她提出某种“交易”，但她拒绝了，因为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一次也没有例外。

多位消息来源证实，维多利亚·罗希钦娜被押到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时，状态已经非常糟糕。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维多利亚还活着是在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据了解，至少有15名乌克兰战俘死于该看守所。

“一来时她就被灌了不知道什么药物。”另一位曾与维卡在塔甘罗格看守所同囚的女性回忆说，“后来她开始绝食。其他狱友告诉警卫和看守人员她不吃东西，说必须得采取措施。但他们根本不当回事，直到她的状况非常糟糕。”

这位狱友还确认，维多利亚在塔甘罗格期间身体状况极差，并持续请求医疗帮助：她发烧、停止月经、腹痛难忍。

尽管如此，她依然展现出非凡的勇气。战俘叶夫根尼·马尔克维奇曾被关押在她隔壁牢房，他亲耳听见她与狱警对话：

“她当着狱警的面说：‘你们是侵略者，你们入侵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人民……我永远不会与你们合作！’我觉得，因为她是女人才得以幸存。换作我这样说，他们当场就会杀了我。”

维多利亚的体重迅速下降。她的狱友告诉她父亲，警卫强迫她吃东西，但她会偷偷藏起来，然后扔掉。

到了某个时刻，罗希钦娜已无法站立。她对狱友说：“我无论如何都要从这里出去。要么活着出去，要么……这样出去。”2024年夏天，她被用担架抬去医院。

维多利亚·罗希钦娜的父亲从另一位消息人士那里也得到了确认：她的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

“在病房里，有六名全副武装的男子看守她。我不知道她是否接受了适当的治疗，不知道她被诊断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治疗之后没有被送回家。”这位消息人士说。

出院后，罗希钦娜被转入一间单人牢房。

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

乌克兰战俘将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称为“人间地狱”。“就算叫它‘集中营’，这个词都太温和了。”一名战俘这样形容。

在进行这项调查的过程中，我们采访了十名曾被关押在塔甘罗格看守所的前囚犯。他们讲述了持续不断的酷刑、身体与精神暴力、羞辱和折磨。最残忍、最变态的虐待主要针对战俘，但平民也不能幸免。他们被殴打、电击、窒息、被放狗攻击，还有其他折磨手段。

根据前战俘的回忆，该看守所专门设有酷刑室，经常能听到那里传出的惨叫声。

根据与刑满释放人员的访谈制作的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的3D模型。看守所的所有幸存者都回忆起经常传出惨叫声的酷刑室。

从上到下的文字分别为：酷刑室、男女囚室、男囚室、男女囚室、酷刑室。

2024年9月13日的战俘交换中，共有23名女性获释。按计划，维多利亚·罗希钦娜本也应在其中，但她未出现。被释放者之一是来自卢甘斯克州斯塔罗别利斯克的37岁的伊丽莎白·希利克。她曾是乌军军官，但在全面入侵开始前两个月辞职。战争爆发时，她身处家乡，而那里已被俄军占领。在被捕前，她曾13次被传唤审讯，遭受虐待和酷刑：“他们以为我会撑不住、会崩溃，说出‘艾达尔’营里谁现在还在占领区，还有谁可以像我一样被带走审讯。”

2023年1月，伊丽莎白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第三次尝试逃离占领区，却被FSB逮捕。她被关押了一年零八个月，其中一站便是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

“准备好吧，我们会让你体验‘生活的全部精彩’。”她一入所就被工作人员这样迎接。她被迫完全脱光衣服，从头到脚被拍照。其他女性囚犯也证实遭遇过类似羞辱。

“他们把我手臂反扭到背后，几乎要把肩膀扯脱。我戴着手铐，被押着走过一条走廊，只能看到自己的脚。他们用警棍、金属棍打我，打我的肋骨、背部、腿、肩胛骨和胳膊。他们用电击器戳我，一边还在叫喊：‘又送来一个乌克兰婊子，这就轮了她。’”

几乎所有曾被关押在塔甘罗格看守所的乌克兰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描述了类似的“欢迎殴打”。看守所工作人员将这套流程称为“接收手续”。根据我们掌握的一份乌克兰特勤机构文件，在已确认的15名在塔甘罗格看守所死亡的战俘案例中，至少有4人死于“接收手续”期间的殴打。

战俘们被严密监控。每两个小时，牢房门上的观察窗会打开一次，伊丽莎白必须起身，面对墙壁，弯腰、双手反扣背后（“鹅式”姿势），并高喊：“向您致敬，长官同志！”观察孔每10到15分钟也会开启一次，她同样必须转向墙壁并打招呼。每天有两次例行检查，囚犯必须站在墙边，双手双脚张开，在这个过程中，狱警常会打他们的腿、肋骨、肩胛之间，甚至用电击棒电击。

“他们常在我耳边怒吼：‘克里米亚是谁的？’如果你回答‘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那你可能就会被打到只能爬回牢房。

多达16000名乌克兰平民可能被关押在俄罗斯监狱、看守所和地下室。建筑3D模型是根据与获释囚犯的访谈和公开资料制作的。

其中一间酷刑室的3D模型，囚犯在这里遭到残酷殴打。其中一些人双手被绑，倒吊在一根横杆上。

在无数次审讯中，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伊丽莎白遭受了残酷酷刑。她回忆说，其中包括用电击器接在脚趾上的电击，这种痛苦足以导致心脏骤停。为了增强电流的刺激感，他们会在她身体湿透时通电。其他从塔甘罗格幸存的囚犯也证实了这一做法。

伊丽莎白回忆说，她还曾被反复浸入水中，直到失去意识；被木板击打手指和背部。她的狱友被打得手指发黑，指甲脱落。

极为稀少、几乎无法食用的食物也是一种酷刑手段。囚犯的食物是湿了的黑面包，有时是几粒荞麦、几根煮熟的通心粉、一碗稀薄的卷心菜或洋葱汤。只能喝来自水龙头，带着“污水或腐鱼”味的绿色液体。伊丽莎白记得那味道令人作呕。

活着回来的人都提到过那种持续的饥饿感，许多人体重减轻了20到25公斤。

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伊丽莎白从未踏出牢房，也未见过阳光：“‘放风’就是把你弯着腰、双手反绑带到所谓的‘放风场’再带回来。你连走进去的机会都没有。一路上听他们骂你是废物，再被打一顿，比如背部挨一棍，让你更弯。然后就掉头送回牢房。”

另一位被关押半年以上的乌克兰平民，通过律师成功向家人传出了一封信（本项目作者掌握其照片），内容也描述了相似的经历：

“每天两次检查，特警会动手拳打脚踢。在监狱里走动，必须低头、闭眼、双手交叉反绑在背后。检查时还会带警犬，用电击棒电人。我们完全被剥夺了收信、寄信、与律师通信和接收任何物品的权利。”

有些囚犯扛不住折磨而自杀。乌军的一位连长谢尔盖·塔拉纽克回忆，有人就吊死在牢房的铁栅栏上。

“您尽在胡扯”——谁监督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的囚犯待遇？

“就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而言，这显然是一个专门为逼供设计的机构。”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专家梅海洛·萨瓦这样评价罗希钦娜曾被关押、并死于其中的这座看守所。“被关进塔甘罗格的人大多是正在接受审讯的人。战争初期，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原本用于中转，通过它转运了大约一千名乌克兰人。可从2022年秋季起，这个机构就变成了专门用于‘瓦解’人的地方。”

该看守所也关押俄罗斯公民。2025年2月，媒体披露达吉斯坦人季穆尔汗·易卜拉欣诺夫（因谋杀罪服刑）也曾在第2看守所遭受酷刑。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公民监察委员会（ONK）主席伊戈尔·奥梅连科亲自前往探视，在他检查期间，发现易卜拉欣诺夫身上有电击痕迹。

奥梅连科在2024年底至少还曾探访过一次第2看守所。我们致电询问他对乌克兰人囚禁状况的了解，他回答：“他妈的啥？您尽在胡扯。”随后还称被关押者和记者为“一撮毛”（对乌克兰人的侮辱性称呼），并说乌克兰人“条件大概还不错”。他说听说过维多利亚·罗希钦娜，但无法就她的情况作出明确答复。两天后，他在Instagram上发帖称自己再次访问了第2看守所，并强调那里关押的是“依据恐怖主义条款被逮捕的人”。

据维多利亚·罗希钦娜的一位狱友说，俄罗斯某“人权专员”也曾探访塔甘罗格看守所，但在此期间，罗希钦娜被转移到另一个楼层的密室中，未能与其见面。

另一位ONK成员，神甫、顿河都会区监狱牧灵部书记安德烈·姆纳察加诺夫则告诉“重要故事”网，他“不知道”乌克兰人在惩教系统中的拘押条件，也“没听说过”罗希钦娜：“我的职责和权限只包括关心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人。ONK也只关注本国公民。”但讽刺的是，2024年秋天，姆纳察加诺夫曾探访过罗斯托夫州关押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的多个拘留场所。

“重要故事”网团队拨打了30多位现任和前任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工作人员的电话。所有现任职人员一听问题就立即拒绝作答。一些前工作人员则称他们任职期间“条件很好”，“绝对没有虐待”。我们拨通第2看守所接待处电话时，对方表示“无法提供任何信息”。该机构负责人、内务部少校亚历山大·施托达看到我们通过Telegram发送的提问后，挂断电话、已读不回。

从左至右：罗斯托夫州ONK主席伊戈尔·奥梅尔琴科、亚历山大·什托达和奥梅尔琴科的副手恩维尔·瓦尼扬。ONK成员应保护囚犯的权利。

酷刑的地理范围扩展至远东

在离开塔甘罗格后，伊丽莎白和其他一些战俘被送往不同的监狱。

“把我们分散到整个俄罗斯。有人被送去乌德穆尔特，有人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有人去了克里米亚，还有人被送到萨马拉州。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我们和自己人一起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们试图说服我们：‘把交换的事忘了吧！乌克兰不需要你们，乌克兰已经忘了你们。’”

战争第一年，被绑架的乌克兰平民和战俘被关押在俄罗斯及被占领土的22所FSIN机构中。到战争第三年，这一数字增加了八倍多，达到186所，这是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人权组织（该组织于202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统计的数据。

“俄罗斯当局不希望在某一特定机构内集中关押大量乌克兰人。因为乌克兰人多了，就有集体反抗的可能。显然，克里姆林宫作出了分散乌克兰人的决策，使他们每处人数都不多。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关押地点，而且是那种乌克兰人能被隔离于俄罗斯囚犯之外的地方。结果就是关押地扩展到远东，也就是说遍布整个俄罗斯。”中心专家梅海洛·萨瓦这样说道。

塔甘罗格看守所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乌克兰战俘和平民施以酷刑的地方，也不是最恶劣的地方。根据联合国在2025年3月发布的报告，有34个地点被列出，其中包括一些非正式地点，如学校、工业区等。作者团队综合联合国报告与乌克兰情报机关2024年10月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汇总了接受交换后获释者的证词），确认了29所俄联邦惩教机构中存在系统性酷刑。

俄罗斯当局关押乌克兰战俘和被绑架平民的地方有186处。他们遭受系统酷刑的地方用红色标出。其中至少有29个官方监狱和看守所，还不包括地下室和其他非正式拘留场所。

联合国与乌情报机关的报告共列举了近700起酷刑案例。其中最常见的方式是常规性殴打，每一个涉及酷刑的FSIN机构中都存在这一行为。此外，几乎每个场所都出现过电击、烧烫、性化暴力、窒息、心理折磨等其他酷刑形式。

酷刑记录最多的地方，是莫尔多瓦乌达尔诺耶村的第10号惩教监狱——记录了至少49起酷刑事件；其次是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沃尔诺瓦哈区莫洛乔日诺耶的第120号监狱（奥莱尼夫卡）——记录了47起。排在第三的，就是维多利亚·罗希钦娜曾被关押了9个月的塔甘罗格第2看守所——记录了44起酷刑事件。

获释的可能性

落入FSIN体系的被绑架乌克兰人几乎没有重获自由的机会。对平民来说，根本没有交换机制，因为被绑架者人数庞大，却无人可以用来交换。根据俄方数据，目前仅有52名库尔斯克州居民被带到乌克兰，他们是在该地区激战期间撤离的，但这些人是通过非交换方式遣返的。

据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人权组织统计，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仅有171名被绑架的乌克兰平民成功返回祖国。

一位熟悉交换流程的俄罗斯律师向记者坦言，这一机制是“完全不透明且极度不公正的工具”。

乌克兰议会人权事务专员德梅特罗·卢比涅茨透露，乌克兰的民间失踪人员登记册中有高达16000人属于“因特殊情况失踪”的类别；其中已明确确认在俄方监禁之下的仅1800人——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认。而对其余人下落，乌克兰政府一无所知。

平民战俘归还倡议取得的成果

在所有被绑架的乌克兰平民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得以返回家园。为了引起公众关注，40多个人权组织发起了一项名为“People First!”的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促使各方将释放所有战争囚犯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

在人权倡议开展的三个月中，组织者成功与美国政府官员举行了面对面会谈，介绍了成千上万乌克兰平民被非法拘禁的情况，并促使美方承诺在与俄方的对话议程中加入这一问题。据梅海洛·萨瓦称，这是该倡议的最主要成果。

仅有极少数被绑架者被正式刑事指控。至2024年10月，据人权组织统计，有543名乌克兰人以被告身份卷入刑事案件，其中307人是在被占领区被绑架的平民。超过六成被控“间谍罪”或“恐怖主义”；也有部分人在被迫领取俄罗斯护照后被以“叛国罪”起诉。如果没有具体罪名，就会以“妨碍特别军事行动”的名义羁押。这句话经常出现在俄国防部寄给被绑架者亲属的信件中。

一旦成为被告，囚犯便可获得律师接触、与家属通信、接受包裹，且能“在系统中被看到”。而那些没有受到正式指控的人，则完全无法与外界接触。

根据人权人士梅海洛·萨瓦的说法，FSB地区主管会签署命令，将未被起诉的被拘押者长期羁押。“这是完全非法的行为。也许俄方内部确实有某些相关文件，但它们都不对外公布，是保密的。”

伊丽莎白表示，她是在第八次尝试时才被成功交换：“[在9月13日那次交换前，]我已经七次被从交换名单中剔除。有几次甚至已经走到上车阶段了，FSB在名单核查时把我拦下。”

“重要故事”网的消息来源证实，FSB高层确实会对交换名单逐条审查，竭力将他们认为最“不受欢迎”的人排除在外。

据维多利亚·罗希钦娜的前狱友向其父亲透露，9月初，她被从牢房带走，与其他几名囚犯一起录制了视频并签署了一些文件。

此后，再也没人见过她。

9月13日被交换的前战俘梅海洛·恰普利亚曾在塔甘罗格看守所关押。他回忆道，就在几天前，他被从牢房中带出，与一名约50岁的女子一起被装入卡车，送往交换地点。他坚信自己和那名女性是唯一从塔甘罗格被送去交换的囚犯：“维多利亚不在我们的车上。”

记者无法查明，为何这位记者最终未能被交换，在离开牢房后她又遭遇了什么。三周后，她的家人收到死亡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