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 7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

摘要：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乘专列由洛阳到西安，张学良随行。此外，还带了他的嫡系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等。

张、杨迫不得已，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乘专列由洛阳到西安，张学良随行。此外，还带了他的嫡系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等。

张回西安后，立即去见杨虎城，说明蒋介石态度顽固，坚持打内战，苦谏无效。杨虎城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张认为要慎重从事，但表示绝不泄露此事。

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商量，再劝蒋一次，当天晚上，张到华清池再次谒蒋，痛哭陈词，进行“哭谏”。尽管张学良苦口婆心，但蒋介石却责备他年轻无知，受共产党的欺骗和麻醉，竟对张说：“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人都是他的嫡系将领，确定了第六次“围剿”计划，预定于12日上午公布。这一消息很快传了出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张学良通报了国共谈判的情况，即谈判发生了波折，蒋介石将双方停战抗日的谈判改为收编红军的谈判，谈判自然以破裂告终。情况越来越紧!

张、杨以前只作了简单分工：

即扣蒋事由东北军担任；

解除西安城内国民党军、警、宪、特武装，逮捕中央军政大员，控制飞机场，扣留军用飞机，由十七路军担任。

动手的日期则尚未确定。到了这一天，事情已迫在眉睫，张、杨商定必须抢在前头，于12日清晨行动，双方各自作好一切准备。

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蒋介石抗日，屡遭碰壁，甚至严词训斥。迫不得已，于12月12日清晨举行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史称西安事变。

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在公馆部署好兵谏的各项工作，宣布他任总指挥，杨虎城任副总指挥。已过12 点，他才将这一决定告诉刘鼎，并要刘鼎立刻向中共中央通报西安的行动。

12日凌晨2时，报务员接通了保安的电台，中共中央才获悉了张、杨实行兵谏的情报。

大约在凌晨5时，蒋介石在华清池后面的山上被抓到后，张又让刘鼎和应德田共同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明蒋已被扣，张、杨关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八项主张已向中外公布，邀请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发动兵谏后，西安全城实行戒严。当时史沫特莱正在西安，刘鼎冒险跑到旅馆，告诉她不要离开房间，更不要上街。赫伯特 ·温奇为了通知史沫特莱，上街后又不懂中国话，被哨兵误伤致死，刘鼎知道后深为悲痛，为他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扣留蒋介石后，国内出现了拥蒋浪潮，拥护中央、谴责张、杨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张学良原以为一旦扣蒋，定会四方响应，因此感到意外。

中共中央复电，对张、杨表示完全支持，认为兵谏是义举，决定派周恩来等前来西安。这使张学良十分欣慰，并让刘鼎随时准备乘他的飞机去迎接。

最使张学良反感的是苏联的态度，自12 月13日起，苏联的报纸、广播一直指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破坏中国反日势力的团结”,甚至无端捏造，指为可能是受日本人指使。

张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刘只好回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

张由此感到外语广播的重要，他要刘鼎组织外语广播，以正视听。刘鼎找到史沫特莱，请她帮忙，史沫特莱爽快地答应。她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如实地介绍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目的，以及扣蒋后的情况。刘鼎还组织电台人员查封了东北军中极左派私设的“雷电社”电台，从而使西安电台的外语广播声誉鹊起，受到国外重视。

中共代表团原定15日由保安起程，后又改为16日可抵肤施。刘鼎于16日乘飞机到肤施去迎接，但未接到，周恩来一行被民团阻于肤施城北。

17日，刘鼎再去肤施，这时周恩来一行正骑马绕城向西南走，见空中有飞机来，遂折返县城。刘鼎要肤施县长高锦尚命令民团不许打枪，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童小鹏等迎进城，商请周留下曾三等与高县长商量和平接收肤施事宜，然后登机飞西安。

刘鼎在飞机上向周恩来等详细汇报了西安事变过程和事变以来的情况。

包括：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的态度和蒋的反应；南京政府方面的动向；

宋美龄派端纳来西安的探查和周旋；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

全国各地、各实力派对事变的态度；英、美、日和苏联等国的态度；

张学良盼望中共中央来人协助处理的焦急心情等等。

刘鼎的汇报，对周恩来等了解全面情况，准备与张、杨商谈，与蒋介石及其代表谈判，从而贯彻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方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周为了剃须整容，先去七贤庄，张学良几次派人催请。当周恩来等到达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和文武大员已在楼下迎接。

张见周，第一句话就问：“美髯公，你的胡子呢?”

周用手一比，说：“刮掉了。”

张说： “啊呀!那太可惜。”

周说：“做统战工作了，要讲点礼貌。”

迎接的人中有人问：“周先生和副司令熟悉啊?”

周一笑，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气氛很是融洽、和谐。

晚饭后，周和张开始商谈。张向周通报了扣蒋的过程，以及扣蒋后南京和各省的反应，宋美龄营救蒋的情况，英、美的态度，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署及中央军的态势等。

张表示：“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

周恩来同意张学良“如蒋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释蒋，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他接着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说明蒋介石有被迫抗日的可能，而且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联盟将成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

这次周、张会谈，和肤施会谈同样顺利，两人都很高兴、愉快，一直谈到18日凌晨才结束。

蒋介石被扣的头两天，态度顽固，拒绝谈任何问题。

14日，端纳来西安后，向蒋通报了南京方面的情况，蒋的态度有所转变，认识到他的敌人既不是张、杨，也不是中共，而是南京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因而亲笔给何应钦写了停止进攻三天的命令，让蒋鼎文和端纳带回南京。

20日，宋子文和端纳飞抵西安，宋单独向蒋说明，张、杨和中共三方面已取得一致意见，蒋才同意由宋代表政府参加谈判。

22日上午，宋子文、宋美龄等来到西安；下午，由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西安三方面商定以八项政治主张为谈判基础。

23日上午，正式谈判，至24日上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

24日，蒋介石把他同意的条件告诉张学良，主要内容是：撤军，改组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联红容共，联苏及释放政治犯等。

同日晚上，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蒋向周表示决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的目的既已达到，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何时及如何释蒋。

释蒋大事本应三方面很好地共同商量，但张学良有个错觉，以为周恩来、杨虎城都会同意他的意见。

实际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中不同意无条件释蒋的人很多。他们深知，蒋介石阴险狡诈、手段毒辣，完全有可能事后对张、杨下毒手。至于张学良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则几乎无人会同意。由于张学良坚持要送，杨虎城多次反对无效，不便再坚持自己意见；周恩来则并不知悉。

12月25日下午，张、杨送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等到西安机场，蒋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表示今后决不打内战，几天之后叫张学良回西安，西北的事情由张、杨负责。

张学良随蒋介石等登机而去，周恩来闻讯，急忙赶到机场，已是机去人杳。周为此叹息不已地说：“张汉卿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张学良、杨虎城用兵谏的手段逼蒋抗日，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惟一方法，为扭转危急时局立了大功。

正如埃德加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评论的：“中国还不是个民主国家，政治斗争中恢复到封建手段，其效果是将中国的历史引导到新的方向。”

然而，张学良忽视周恩来不必亲送的劝告，贸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铸成大错，不但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濒临完全丧失的边缘，而且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中共代表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

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地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同时对东北军大事进行分化，东北军一时群龙无首，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激化。

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主战派少壮军人主张“不放回副司令，不惜与南京一战”。他们一意孤行，认为除掉主和派的王以哲、何柱国，就可以掌握东北军，实现他们的主张。

1937年2月2日，他们悍然派人枪杀了王以哲将军，酿成了使东北军濒临大分裂的“二 · 二”事件。周恩来为了防止东北军的分裂，冒着“保护杀人犯”的风险，派刘鼎把肇事者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避免了东北军的内讧。

刘鼎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历史关头，以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和爱国心，毅然接受张学良将军的邀请，到西安说服并帮助张学良联共抗日。其后又担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忠实而又积极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时间虽不到一年，但他却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张学良的思想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中共代表团，通宵达旦地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停止，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西安事变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重要的转折点、里程碑。

刘鼎生前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西安事变即是其一。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创办延安摩托学校和抗大特科大队 (1937～1940)

刘鼎在协助周恩来处理完东北军“二 ·二”事件之后，于1937 年3月回到延安。

他考虑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即将来临，届时苏联政府必然会援助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苏联的援助，首先是军事装备的援助，包括飞机、坦克、装甲车以及汽车等，有可能通过国民党政府分一部分给红军。而红军中这方面的技术人员十分缺少，如不及早培养，一旦军事装备来临，定将束手无策。在他脑海里出现了创办摩托学校的想法。

摩托(Motor)是英语“发动机”的音译名称，军事装备中，大到舰艇、飞机、坦克，小到装甲车、汽车、摩托车，都有一个大小不等、复杂程度不同的发动机，也就是心脏部位。摩托学校就以学习汽车发动机为主要内容，有条件时再逐渐扩大。

同年5月，刘鼎的这一想法得到周恩来、朱德和萧劲光的支持，中央军委的批准，他被任命为延安摩托学校校长。

摩托学校的校址就在清凉山下的延安飞机场，刘鼎已三次乘坐张学良的飞机在这里起降过，这是一个临时使用的简易机场，除了有七八间破旧的平房外，一无所有。摩托学校的创办完全是白手起家，艰苦办校。

摩托学校的政委是孙开楚，但未到职。刘鼎通过中央组织部调来傅江任教务长，从兵工厂调来沈丁祥负责总务和接待，还调来了几位专职教员。学员前后共招了150多人，都是从红军中挑选的青年骨干，分为两个学员队。

因为没有住房，学员们报到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挖自己住的窑洞。教学设备主要是汽车，都是由中央军委拨给的，有福特牌轿车二台(其中一台留给中央领导人，作为工作用车),道奇牌、雪佛兰牌和斯蒂贝克牌载重车各一台，以后又调来苏联毛斯牌载重车10台；还有国际友人艾黎送给的一些工具和仪器。

教学完全采取结合实际为主，理论为辅的办法。因为没有教室，上课和实习均在露天进行，每个学员都有一个马扎，可以坐在马扎上听讲和笔记。

理论课需要的讲义是由刘鼎和几位教员自己动手编写的，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更多的时间是上实习课。学校专门拨出一台载重车，将其发动机拆卸下来，放在台架上，边拆卸，边讲解。学员们具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后，就让他们自己动手拆卸安装。学员们虽然文化水平较低，且参差不齐，但学习积极性很高，情绪热火朝天，都想早日学到专业技术，为抗日战争发挥更大的作用。

1937年夏天，在学员们基本到齐后，摩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刘鼎主持，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会讲话，他讲到学校的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要求学员们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艰苦学习，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同时他也期望学员们学到一点技术后，千万不能自满、不能骄傲，须知知识技能是学无止境的。

延安摩托学校办了一年多，到办学的后期，多数学员已经学会维修和驾驶汽车。为了充分发挥载重汽车的作用，学校请来几位汽车驾驶员，承担延安和西安间的货物运输任务。跑了四五趟，对学校的办学在经费上有所帮助。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汽油的卡压，没有汽油，跑运输就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人员无处可去，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摩托学校还受中央组织部的委托，负责接待全国各地投奔延安来参加抗日的科技人员，经过初步的了解与考查，再适当安排到能发挥其专长的工作岗位去。学校也承担整个边区机动车辆的维修工作。因此，摩托学校在延安小有一点名气。

摩托学校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培养边区的技术力量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学校停办后，大约有50多名较优秀的学员，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新疆，再转到苏联学习飞机或坦克的修造。后来，这批学员大多成为解放军建设技术兵种的骨干力量；建国后有些人成为空军和装甲兵等方面的领导干部。其余的教学人员由中央组织部另行分配工作；教学设备和仪器等则交给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使用。

1937年，刘鼎和夏明在延安结婚。

夏明，湖南人，工人出身，参加中共后曾在上海以工人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在敌人的法庭上表现坚强。西安事变前在赫伯特 ·温奇开设的牙科诊所以护士名义，协助刘鼎工作；事变后调回延安。

夏明听说刘鼎曾一次被捕，一次被俘，便写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询问中央对此事是否了解?

毛泽东接读此信后在信上批注：刘鼎同志被捕被俘情况，中央是了解的，对他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夏明接到退回的原信，看到毛泽东的批注后，对刘鼎的历史完全放了心。但由于性格与兴趣爱好的差异，共同生活长期不和谐，以致到1944年组织上批准离婚。

刘鼎在摩托学校停办后，调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政治主任教员，并兼任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员。他先后在以培养高级干部为主的二大队和培养专业技术干部的五大队任教，同时也常去中央党校高级班讲授马列主义理论。

1939年6月，抗大总校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为培养各根据地需要的干部，挺进到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几个主要的根据地，去办抗大分校。

刘鼎随抗大训练部的队伍，告别延安，东渡黄河，翻越吕梁山，突破敌同蒲路的封锁线，穿过敌占区和太行山的崇山峻岭，行程2500多里，到达晋察冀边区根据地。

根据刘鼎的建议，在抗大开办的第六期，成立了特科大队，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刘鼎担任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下辖参谋连、机枪连、通讯连、工兵连，专门培养从事参谋业务和特种兵的技术人才。

在训练部下面，设有一个兵器研究室，由沈丁祥担任主任，有四五名干部。从延安出发时，就到延安兵工厂的库房中，选择了机枪、步枪、手枪等各式轻武器，作为研究对象。

刘鼎对于兵器研究室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指导。刘鼎对通讯连的培养计划提出了许多创造性意见，主要内容有：

(一)养军鸽，发展军鸽通讯；

(二)养军犬，为部队侦察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