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14日胜利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向哪里发展，在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确定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再任团政委两过草地
军情瞬息万变。就在我呆在军部待分配期间，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事情，致使红军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的过程。
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14日胜利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向哪里发展，在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确定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从川陕甘地区的敌我态势看，北上的方针是有利于我军发展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的总兵力已达10多万人。四方面军主力位于岷江上游的镇江关、北川、茂县等地，随时可以向北出击。而追击——方面军之敌薛岳部已被拖得十分疲惫，北进的胡宗南部尚未完成堵截部署，东面的川东之敌屡遭重创，一时无力向我进攻。
但是，张国焘反对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向边陲地区撤退。他还以解决所谓“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阴谋夺取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
党中央本着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的原则，先后在两河口、芦花和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明确规定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强调要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经过反复斗争，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北上的方针。但由于他的阻挠，我军北上时间延误了两个多月。这期间，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胡宗南的主力已调集松潘地区，堵住了我军原计划经松潘入甘南的道路。我军丧失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最好时机，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重新分配我工作，就是在第一次过草地时进行的。
找我谈话的，是4军副军长刘世模，是军长许世友叫他找我的，叫我到12师35团当团政委。我生性刚烈倔犟，受不得委屈。起初，我思想不通，认为茂州走错路，不该由我一人负责任，结果我替别人担了干系，还挨了打撤了职，委屈之心难平。刘世模副军长谈得很耐心诚恳，要我从大局出发，向远大目标看，不要抱怨。是的，抱怨是—种原地上的徘徊，一种自我的消沉，一种过度的发泄。
事后我逐渐领悟到，生活中找一个赞美你的朋友，不如找一个挑你刺的朋友，尽管挑刺挑得你难以接受。
温和又婉转的指点，严厉而尖锐的批评，都是友谊之光的辐射。刘副军长那循循善诱的谈话，消除了我内心的委屈。我接受了到35团当政委的任命，愉快地走上了新岗位。
35团是强渡嘉陵江后恢复12师建制的主力团队，能攻善守。团长张德安同志，是红安人，个子不高，处事慎重小心，为人忠厚平和，人送绰号“土地老汉”。他是司务长出身，善于搞后勤工作。他打仗勇敢，当司务长送饭时曾赤手空拳缴获敌人1挺机关枪，并用它打退了敌人。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是1935年8月15日开始的。进军的部署分为两路：右路军为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开进；左路军为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前敌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负责右路军的军事指挥工作。
我们第4军担任右路军的后卫。主力出发时，我们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小姓沟地区，积极佯攻松潘守敌，钳制敌人，掩护主力安全北上。完成任务后，我团于8月22日踏入了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
我们要通过的茫茫草地，是若儿盖大草原的边缘，属松潘草地的一部分。这片人畜难以涉足的草地，充满了神秘与恐怖色彩。既没有人通过，更没有人到过它的深处。它一望无际如茫茫大海，茂密的杂草，蒲团似的东一丛西一蓬。草块之间，到处是积满污水的烂泥潭，一脚踩到过膝的杂草丛中，如同踩在棉絮上一般，晃晃悠悠，颤颤巍巍。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就会陷入积满污水的烂泥潭里。
遇到浅处，尚能让战友拉起来，遇到深处，就会遭没顶之灾。沿途渺无人烟，没有道路，只有先头部队留下的一道时隐时现的脚印。
我很喜欢马，而且善于骑马。我原先的那匹马，被我饲养得膘肥体壮，谁见了准喜欢，可是撤职后被没收了。现在这匹小瘦马，软弱无力，毛色无光，一点精气神也没有，我担心它难以跟随我完成行军打仗的任务，所以很盼望着打仗，有机会缴获一匹高头大马。
说来也怪，想打仗时却无仗可打。一天晚上，我们行军时遇到31军运输大队停在路边，有很多骡马。我趁天黑人家不备，将那匹小瘦马留下，顺手换了一匹大骡子。当时心想，反正我是换一头，不是偷，只是大小有别呗。现在想起来，觉得怪不好意思，战争年代为了打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过草地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吃饭问题。
出发前，虽然都尽可能地准备了一些青稞制的干粮，但数量很少，每人每天仅能掺食一、两把。没有盐吃，我们就用辣椒当盐。干粮就辣椒，呛得直咳嗽，辣得直流泪。这时我还没有勤务员，原来的勤务员张良成同志被军政委王建安要去了。小张对我很关心，怕我挨饿，还时不时地偷偷给我送点吃的。在艰苦的草地行军期间，这种阶级友爱精神十分珍贵，我一直很感激。
在漫无人烟的草地里行军，根本谈不上洗澡，衣衫单薄，也无法换洗，每人身上的跳蚤、虱子多极了。颈下胸前、胳肢窝都是极易长虱子的地方。到了宿营地，脱下衣服用火—·烤，噼里叭啦作响。抽烟的同志没有烟叶，烟瘾发作时，用普通的树叶抹—点水烟袋里的烟油当烟抽。
草地沿途虽然河沟沼泽遍地可见，但水质大都有毒，不能饮用。不仅吃饭成问题，喝水也成了最大难题。草地气候变化莫测，狂风暴雨和冰雹交替袭击，晚上宿营时，如能找到几棵小树就是万幸了。我此时单身一人，只有1匹骡子，到晚上，把没有水的好地方，让给首长睡，我就在紧靠水边的地方躺下。睡到天明，全身湿透，冻得身躯麻木。起来时，我就吃力地爬到骡子背上，继续随着部队往前走。走一会儿，出了太阳，麻木的身子才能慢慢暖和过来。有时走着走着，碰上倾盆大雨，淋得像个落汤鸡。又得等太阳出来，慢慢自然晒干。身上总是一会儿湿，一会儿千，难受极了。有天夜里，走到草地深处，在靠近河沟的几棵小树中间就地宿营。由于饥疲不堪，倒下就睡着了，醒来一看，地下全是水，我裹的几层毯子全湿透了，身子麻木得僵硬了。现在想来，当时除了一颗坚定的心以外，全靠年轻火力壮才支撑下来，不然早瘫了。
除了吃饭喝水难以外，拉屎也成——大难题。过草地根本没有蔬菜可吃，粮食少，饿得拉不出屎来。这是—种令人非常难受的折磨。好多同志就是因为拉不出屎，耽搁了几分钟而掉了队，再也没能跟上队伍。我那时就靠年轻这点资本，又经过战斗生活的磨炼，可以在行军中边吃边走边打盹。晚上行军时，注意经常摸摸前面的同志，如不经常与前面人保持联系，就会迷失方向，那是很危险的啊!
经过5天多行军，没有粮食了，杀马吃，没有马可杀了，就吃野菜。我们走在全军的后面，连野菜也没有了，就把皮带、皮马鞍子煮着吃。风雨来时，大家挤在一块，支起破被单挡一‘挡，晚上背靠背互相取暖。困难没有吓倒我们。我们终于到达了班佑、巴西地区。
紧接着，右路车歼灭了上包座的敌人。第30军和我们第4军在求吉寺附近向敌进攻，还歼灭了松潘来犯之敌1个师。
但是，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不执行中央决定，他以嘎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和架桥的所谓“理由”，不愿向班佑前进向右路军靠拢，他还致电中央，反对继续北上，命令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全部南返阿坝。
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行径，严重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统一和团结，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党中央一再等待无望后，只好于9月10日凌晨率领一方面军的第l军和第3军先行北上，向罗达、俄界前进。听说当时四方面军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是否开枪阻拦?徐向前总指挥斩钉截铁地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9月13日，张国焘操纵阿坝会议，作出决议，诬蔑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攻击中央领导，压制反对意见，并拼命宣传“南下是进攻路线!”“南下可以吃猪肉大米。”欺骗四方面军广大官兵。
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要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和原一方面军和5、32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要我们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
第二次过草地已是秋季。秋凉风大，战士们衣单粮缺，困难比第一次更大。
许多同志被草地的恶劣环境和气候夺去了生命。路上，我们看到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们的遗体遗骨，胸中涌动着感情的波澜。
因为刚刚好不容易过了草地，而且包座之战又打通了通往甘南的道路，今天为什么又要重走老路?我们精神上毫无准备，思想比较混乱，许多人想不通：为什么要和党中央分开?为什么不北上而要南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南下到哪儿去?但对这一切，都无法回答，只有闷着头，默默地跟着走。
又有一批体弱多病的同志倒下了。我们也只好流着眼泪看着战友的遗体被水草淤泥淹没，内心无限悲痛。
9月下旬，我们终于走出草地。在毛儿盖休息几天之后，沿着一条羊肠山路向党坝方向行进。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党坝同左路军会合。
这一带盛产核桃、柿子、苹果，我们一时找不到老百姓，无法搞到粮食，只得搞一些水果充饥。
为了寻找一块立脚之地，方面军首先进行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
绥崇丹懋地区，到处是高山峡谷，易守难攻。为便于部队展开，总部决定分左右两路纵队。我们4军在右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沿大金川左岸前进，直取崇化、丹巴、懋功。
战役开始，我右纵队的9军25师强攻绥靖河以北观音桥受阻。总部命我4军从党坝出动，强渡大金川成功，然后沿右岸向南疾进。这一带是高山峭壁，非常险要，崖路脚下便是万丈深渊，滔滔的大金川在深渊底处咆哮。崖路窄处只有一巴掌宽，侧着身子摸着山崖才敢小心翼翼地挪步。牲口马匹根本无法通过。在这一带，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饱尝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滋味儿。
尽管崖路难攀，又经两次草地行军，减员很大，我们红军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迅速果敢的行动，运用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的战术，出敌不意地发动疾风暴雨般的攻势，打得敌人叫苦不迭。从10月12日开始，连克绥靖、丹巴两城。与此同时，左岸我军攻占崇化，后取懋功。我军以溃敌6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的战绩，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战役。
我记得，进驻丹巴城，是接红5军董振堂部队的防。他们先占此地，我团是后卫部队，接替他们的警戒。
丹巴的地理环境险要。大金川和小金川在这里拥抱后，形成更大的气势狂奔南下，便成为有名的大渡河。丹巴这里有座铁索桥，很高，很险。桥下很深很深的沟底处，大金川在跳荡咆哮。铁索桥上的木板空隙很大，人走在桥上，铁索桥直摇晃，颤颤悠悠的就像杂技演员踩钢丝似的，令人不敢迈步。而脚下的木板空隙使人如临万丈深渊，叫人头晕目眩，使胆小的人望而却步。我团团长张德发就不敢过这种桥。他站在桥上像荡秋千似的不敢挪步。同志们见他那副样子开玩笑说：“土地老汉呀，今天可要看你出洋相哕!”张团长总是乐呵呵的，不急不慢地说：“没关系，我能爬过去!”他真的俯下身子手脚并用一步一步爬了过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给行军增添了不少乐趣。
就在这座铁索桥上，曾发生过—件令人痛心的事，31军军长余天云跳江自杀了。
余天云原为30军军长，后调任31军军长。他是雇农出身，因屡建战功，由班、排、连长逐级升至军长。他曾经担任过我们12师36团团长，对该团战斗作风和战斗力的培养有很大贡献。他为人耿直，敢说敢当，但个性强，脾气急躁。不知因为什么事他冲撞了张国焘，张把他撤了职送入党校学习。余天云对此很是不满，在党校期间不知因为什么事他又与地方干部吵了起来，张国焘便下令把他抓起来，由保卫局押着。负了伤的余军长坐在担架上越想越气，怎么也想不通，过铁索桥时，他就势往桥下一滚，掉下了滔滔急流。
张国焘心胸狭窄，心理阴暗，疑心重，更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得意人们像对待太上皇那样膜拜他，谁冲撞他就整谁。原方面军领导人之一的旷继勋同志，因顶撞过张国焘，后以加强领导为名调任25军军长，在鄂豫皖根据地反敌人第四次“围剿”时，率1个师守霍五县城，结果被敌人攻破，损失3000人，张国焘撤了他的职。后来到了川北，张国焘故伎重演，又以“肃反”为名乱捕滥杀，把旷继勋同志活活勒死了。先后被张国焘杀害的高级干部还有余笃三、王秀生、刘杞、吴展、王振华、舒玉章、曾中生等同志。
张国焘搞“肃反”不仅在上层中层干部中搞，就连基层干部也不放过。有的师竟把班长以上干部大部分抓了起来。记得在川北最后一线防御时，部队减员很大，得不到补充，严重影响了战斗力。军长王宏坤向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要“肃反”中被抓起来的“劳改队”补充部队。结果一下子给了400多人，全是某师搞“肃反”时抓起来的班、排、连长，大多关了1年多，吃尽了苦头。王军长当即宣布他们都是革命的好同志，400多人同时放声大哭，情景令人揪心。后来参照他们原来的职务分配了工作，有的当了营长、副营长、连长、副连长、排长等。
他们打仗都很勇敢，其中不少是优秀干部。实践证明，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后来，这些同志都先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