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与人生》：如何用一生回答“这个世界会好吗”

摘要：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傲骨铮铮的伟大哲人，把他的思想真正地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之上。这也是在20世纪各色各样的哲学家谱系当中，我个人最为敬仰的一位，只能用“高山仰止”来形容。真痛惜不能早活个四五十年，那就可以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了。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696天

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傲骨铮铮的伟大哲人，把他的思想真正地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之上。这也是在20世纪各色各样的哲学家谱系当中，我个人最为敬仰的一位，只能用“高山仰止”来形容。真痛惜不能早活个四五十年，那就可以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了。

耄耋之年参加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讲坛上，梁漱溟留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视频：梁漱溟擎起瘦瘦的手臂，握着拳，似乎是在呐喊：“我不是一位书生，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这一生我是拼命干的！”看完之后，令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20世纪的前半期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度，确实大大压倒了后半叶的成就，正因为有这样真正的大师在，中国宏大的“思想脉动”才被塑造出来，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正如无舵之船！

梁漱溟还有几位外国的对话者，他们在1980年就意识到了梁漱溟的价值，所以来到中国与梁先生对话，其中有一部传播甚广的对话录，名曰《这个世界会好吗？》。曾见过梁漱溟本人的我的老同事李泽厚曾私下跟我说过：这个书名简直太好了！这其实是梁漱溟的父亲在自杀之前，直接问儿子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话也成为萦绕在梁漱溟脑海当中的“大问”也。其中一位对话的老外中文名为艾恺，意大利汉学家Guy Salvatore Alitto，他就称梁漱溟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这个说法也被广为接受。但我总觉得，并不确切，其实说康有为是最后一位儒家更合适些。

在我看来，梁漱溟的地位与意大利著名大诗人但丁的历史地位相近：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恩格斯的一句赞语定论。接着这句话说，我以为：梁漱溟先生，既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儒家，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儒家。这个评价，绝不为过，也唯有梁先生能担当起这面大旗，在西化思潮泛滥的大时代之下，他是第一位重倡孔学荣光的思想家。

与书斋里闹革命的思想家不同，梁漱溟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的大家，所以，理解他的思想和观念，光读书本是万万不够的，还要结合他的人生，才知道他这辈子究竟做了什么，到底为何能指向未来的中国与中国的未来？在他之后，作为思想者的儒家们纷纷出场，在他之前，被西化思潮所冲击，却没人敢为孔子及其本土传统伸张正义；在他之前，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在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而在他之后，那些思想者却只能让儒学成为幽灵般的存在，孔门儒家就此再也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了。

多年前，当我行走在桂林山间，翻过一座小山包，居然遇到梁漱溟的墓碑。以前我还真没注意，他其实是蒙古族人，我还以为他是精通汉语的汉人，而且他祖籍就在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北京城，其祖辈应该是蒙人南下到了广西。梁漱溟的传记很多，我的好友近代史所的马勇年轻时代也写过一本，还有各种年谱，大家都可以读一读。通过抚摸那些历史的痕迹，从梁漱溟这一人身上，就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也只有他，作为政治人物和思想大家几乎参与了历史巨变的全程。

今天我与大家讲读的，乃是梁漱溟这辈子最青睐的大书《人心与人生》。大家念兹在兹的往往是其成名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其实这本青年时代所做的具有冲击力的书，在作者本人看来仍是不成熟之作。而《人心与人生》这本书，却整整写了五十年，我们就以这本书的成书经历，来呈现梁漱溟的人生经历吧。

“知行合一”的梁漱溟

1917年，自学成才而没有上过大学的梁漱溟，便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慧眼识珠，被破格聘为哲学系教师去讲授印度哲学。这个时候，恰恰就是梁漱溟思想成熟期，当时他聘任时就讲：“我的愿望不是只讲佛学、讲儒学，要为释迦牟尼、为孔子讲个明白，争一口气。”1920年他就在北大以“东西文化及其在哲学”为题开讲，整理成书后在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一度洛阳纸贵，从而暴得大名，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梁漱溟有了写作《人心与人生》的念头。

为什么要写这本新书呢？《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实不是梁漱溟亲笔所写，而是由他的弟子陈政根据老师多次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出版后梁漱溟觉得此书立论不牢，关于儒家思想的见解不确，特别是用西方心理学讲解儒家的话完全不对，立志要改过之。所以从1923年到1924年，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新开了“儒家思想”的课程。这个课讲完一年后，梁漱溟就计划写成两本书：一本是讲儒家人生思想的《孔学绎旨》，另一本则是关涉到人类心理如何认知的《人心与人生》。前者只讲儒家的人生态度，它的可靠版本几年前刚由梁先生长孙梁钦元整理出版，后者则是描述人性整体图景的，没想到半个世纪后才得以出版，而梁先生的演讲距今也都过百年了。

在北大任教期间，梁漱溟是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了。其中一件事对他影响颇大，1918年11月10日，他的父亲梁济投湖自尽。在自杀的三天前，父亲还问过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父亲回应说：“能好就好啊！”1924年，梁漱溟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北大教职，到山东担任曹州六中高中部主任，并筹办曲阜大学，高中停办后又返回北京，1927年1月北京高校学生组织的演讲会再约他讲“人心与人生”，他就又讲了三个月，全书的一半都讲完了。有趣的是，他还提议印发听讲证，每个人收费银币一元，也前后发放了一百多张，这也算有酬演讲的开始吧。

但遗憾的是，这次演讲后也没立刻把讲稿整理出书，因为1927年5月，他就应主政的李济深邀请赴广州开始“乡村建设实验”了。这才是他真正要践行的事业，用儒学的力量，改造中国社会的农村根基。从河南到山东，梁漱溟便这样积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之中，不仅亲力亲为，而且成为其中的引导者。他自己就说，一辈子就关心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社会）问题，另一个则是人生问题。所谓人生问题当然要基于对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梁漱溟的人生观仍是以孔孟之学为基础的，他要自信地说明其对中国文化的领会，所以从《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到《中国文化要义》这三本书，当年就被他视为自己必定要完成的义务，否则死不瞑目。

1950年初，曾参与国共谈判的梁漱溟从重庆回到北京，开始参加共和国的各项新的建设。1951年8月，毛泽东邀请梁漱溟面谈（早在延安时期，梁漱溟在1938年就专程去见过毛泽东，两个人彻夜讨论哲学）：为了写成《人心与人生》这本书，梁漱溟当面向毛泽东提出：想去苏联学习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只是最后没有成行。1955年，梁漱溟又着手起草《人心与人生》的新的序言，并表露说，这本书写不出来，“我的心不死”！

不过，书的写作经历了一番波折。1970年梁漱溟重启撰写工作，并于1975年初得以完稿，终于了却了五十年的“大心愿”。但从那时开始直到近三十年前，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堪称伟大的经典。1984年梁漱溟“倾平日结余之全资”，自费出版了2500册，而后才被世人充分认知其巨大价值。那一年的他91岁，四年后，梁漱溟先生与世长辞……

人到底如何成为人？

这本写了半个世纪的《人心与人生》，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可以说，从少年时代开始，梁漱溟就为人生问题而苦恼，由此才有与佛学的一次又一次“因缘”交集。他还真去寺庙要遁入空门，却没有地方收他，但他毕生对佛学都浸润其间，尽管未能当成和尚，但晚年还曾去寺庙修炼。梁漱溟自己承认，他的人生与思想可以分为三期：实用主义时期是二十岁前，主张西学，倾向于实用主义；出世思想时期是三十岁前，偏向佛家；儒家思想时期是三十岁以后，转向儒家。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三个时期恰恰和他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第一个时期为西洋思想，第二个时期为印度思想，第三个时期为中国思想。

这些转变，反映了梁漱溟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思想体系的吸收和认同，这些都为他的独特思想体系的形成贡献了力量。但无论是哪个阶段，梁漱溟都不是“我注六经”式的，而始终是要求“六经注我”的！但在1946年也就是54岁之后，因为特定的经历，又开始了新的哲学变化。特别是梁漱溟在六十岁之后，其思想发展为第四个时期，尽管梁漱溟给自己的学思分期分到了三期为止，但《人心与人生》恰恰就是他最后一个时期的代表之作了，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梁漱溟最心仪的“晚年之定论”。

梁漱溟认定，人生所要面对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人对物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眼前面之自然界；第二是人对人的问题，则要直面所谓“他心”即他人的心；第三个则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所直面的乃为自己生命本身。由此，人类生活的路径也分为三类：一是西方文化所代表的向前探索路径，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中国文化代表的调整自己的意愿、寻求平衡，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三是印度文化代表的转向过去寻求答案，处理人与生命的关系。这便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观点：西方对自然加以征服，以意欲向前为特征；印度对现实加以逃离，以求解脱为归趋；而中国文化则是天人合一，以调和持中为特色。

这著名的人生三路向的说法，既是对中西印文化比较的新的阐发，也是对三种文化的旧的误解，所以梁漱溟才要反思自己提出的名论。这些说法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其中一个重要历史功能，就是在西化思潮泛滥的时代，高擎起来一面复归传统的大旗，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种子就开始被埋下了。这个种子发育起来，越长越茁壮，直到《人心与人生》当中得到了总结，因为这本书，才是梁漱溟一生用力最大、酝酿最久、写作最长的一部人生哲学大著。

归根到底，《人心与人生》聚焦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该如何区分呢？人类心理与动物心理该如何划界呢？其实，这就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所聚焦的所谓“人禽之辩”，如果不同于动物的话，人到底是如何成为人的呢？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其实就是中国版的《人性论》。

如果再将《人心与人生》的主题，抽象到不能再抽象，那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说——第一句：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其心；第二句：人之所谓为心者——在自觉。这就是为什么一部讲人生的书，会将人心置于其焦点之上。换句话说，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是以“人心”为本位的，孔门儒学所讲的人生，总是指向人心而言的。所谓由人心而成世道，这才是中国人生哲学的大传统，这种想法几乎成为20世纪新儒家们的共识。

人心的主动性、灵活性与计划性

所谓人心之心，在梁漱溟看来，与生命几乎是相同的意思，因为一切含有生命的莫不有心。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之有人心的活动，与其他生物之有生命表现，虽然处于优劣不等的层级，但实质上就是同一回事。显然，晚期的梁漱溟更多接受了科学的观念，特别是对进化论更为认同，从低级到高级生物的演化被他视为是自然之事。但是，人心却具有“主动性”，这是与其他生物不同之处，而认知这种主动性还是要从生物生命去理会，因为生物本身就具有自动发展的能力。

那么，何为主动呢？主动就是不是被动，被动是“不由自主”的动，非生命的动是“无心”的动。所以梁漱溟说，“非生物既无主动之可言矣，则亦无所谓被动。真正的主动，真正的被动，皆就有生命者而且富有生命者言之”，比如风吹起来、水流起来，这些动都不是真正的动，而微生物之类，尽管偶尔有主动性的征兆，但是还谈不上真正的主动。而人类的基本特点，就在于争取主动、力避被动，特别是在战争当中强烈表现出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就必须发挥出“自觉的能动性”。所谓“事在人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主动为之，让客观存在的“旧因素”里加上主观努力的“新因素”，由此才能“新新不已”，推动进展。

由此，梁漱溟就区分了生命的“自发”与“自觉”的不同。他说，“认识人心的主动性，首先从生命的自发地（非有意地）有所创新来体认；然后再就人们自觉的主动精神——人们的意志来认取”，由此生命才能有所创新。自发就是无意而成之，自觉必须是有意而为之，要自觉就需要人的意志做出选择与行动。按照梁漱溟的乐观主义观念，生命本性就是无止境的不断翻新，从万万年的生物进化史到人类出现，再到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仍向未来的拓展，我们发现，人类的主动性其实越来越强化了。梁漱溟仍是持一种从低到高发展的线性进化论，但我不知道如果AI机器人在未来控制人类的话，那么，作为人的主动性到底何在？

除了主动性之外，梁漱溟认为，人心的特点还有灵活性和计划性。单细胞生物，它们只能是既不灵又不活的代表物；人的心，不仅灵而且活，不灵活不足以为人心。而且，人心要通过人身得以显现，人的身体给人心开出机会，由此方有灵活的可能。于是，灵活是有待争取的，而人心也不是现成可以坐享的。计划性也是人心的本性，这一点梁漱溟援引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其中认定在对敌认知当中，只有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定性”，才能构成战争计划的客观基础，人心在行事过程中定是有所规划的，无论这种规划是粗略的还是详尽的，都是如此。

在论述人心的计划性的时候，梁漱溟特别强调了人心“能静”的特征，“能”就是“能够”的“能”，“静”就是“安静”的“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能面对问题时保持冷静的态度，从而摆脱本能的束缚。梁漱溟给出的科学论据是，科学家发现黑猩猩可以认数，可以数到五，但是超过五就难了，尽管动物可以具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却始终不能安静下来。印度的猕猴也是如此，把花生米放到瓶子里，它就不会通过倒瓶子把花生取出，哪怕是屡次示范也不会，只能干着急。但梁漱溟所引用的只是20世纪上半叶的动物实验结果，如今已经证明，黑猩猩的记忆力恐怕不低于人。

而这种独特的“心静”特质，恰恰是人类自觉的来源之一。所以，梁漱溟就下定论说：“自觉与心静是分不开的。必有自觉于中，斯可谓心静；唯此心之静也，则有自觉于中焉。”“心静”的说法，显然来自中国哲学的动静之辩，“动物是要动的，原无取乎静也；然静即从动中发展而来”。但静之为人生境界，却被梁漱溟提升到自觉的层面：心静与自觉、自觉与心静，成为一体两面。人心能静的来源，又被梁漱溟找到了生物学的根基。他认为，生物进化的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有“理智生活”一路，也就是说，高级灵长类动物也是不能达到心静的，因为它们无法过上“理智的”生活，而人确实是独具理智的。

梁漱溟的“理智”与“理性”

梁漱溟的理智，可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理智。我们一般说这个人丧失理智了，大概就是说他疯了，丧失人所通常具有的那种正常性了。早年的梁漱溟就用了理智这个关键词，而且还将之置于——直觉与理智的——两分法之内。本能，英文为instinct，人有本能，但非人的动物也具有本能，而且其本能可能更为强大。但是与动物不同，人之为人，乃是因为具有理智，理智的英文为intellect，它是以“合理”的理作为核心的，这还是那句老话儿：人是具有理智的动物。其实，梁漱溟所说的理智，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性。

作为理性动物的人，这种观点恰恰在西方是位居主流的，但是中国与西方看待人的方式，又有何区分呢？梁漱溟就以理智与理性之短长来区分中西。他说，西方人善于用理智，重“物观上的理”，即“物理”，西方人逻辑认知上很强；中国人则善于用直觉与情感，重“人情上的理”，即“情理”，这个情理居然被梁漱溟叫做“理性”。由此可见，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这意味着，梁漱溟所谓的理智，相当于具有科学精神、向知识发展的今天我们所常用的“理性”，而他所谓的理性则更近于如今所说的无私的“情感”，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西方人偏重于理，而中国人擅长于情。

说到这里，就出现了三个概念：本能、理智与理性。传统二分法，就是本能与理智的两分，但是梁漱溟那里，却将之改造为“新的三分法”，因为他又平添上了理性一维，那为何要做出三分呢？因为传统“二分法是把人类心理分作两面来看：本能一面较深隐，而冲动有力；理智一面较浅显，却文静清明”，但实际上这个说法也不全面，理智也是可以导向深邃的，这恰恰也是西方文化的强项。但这种两分法，在梁漱溟读过英国哲人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后就改变了，因为罗素做出了本能、理智和灵性的三分。梁漱溟则把罗素的灵性进行了替换，罗素的灵性是作为宗教和道德的心理基础而存在的，但是，中国却是以“道德代宗教”为主流，所以道德的心理基础则是情理合一的“理性”。

我们再来看梁漱溟对理智与理性之分的总结：“理智静以观物，其所得者可云 ‘物理’，是夹杂一毫感情（或主观好恶）不得的。理性反之，要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即以不自欺其好恶而为判断焉；其所得者可云 ‘情理’。”

这就说得更明确了：理性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比如说正义感，正义感往往“利害得失在所不计，是之谓无私”，它就是一种对公正道义的情感认同。譬如说，看到街面上有人在强取豪夺、强买强卖、以强欺弱，那么内心就会产生一种不平的情绪，世上不该如此不公！这就是一种情感的无私，不是只针对自己的那种个体情感，而是一种为了他人的共情。但是，理智则不同了，正如那本小说的名字《理智与情感》所示，这二者恰恰是相互割离的，理智不允许一丝一毫的情感介入其中，比如说科学探索就是按照客观规律来的，不能由任何个体或者群体的情感来对其加以侵蚀。

所以，梁漱溟的理性就是一种所谓“清明自觉”的感情，其实就是一种“主静”的人类情感，这恰恰是中国人最擅长的“合情合理”的生活之道。梁漱溟继承了传统的性善论，由此认为：“人之性善，人之性清明，其前提皆在人心的自觉能动。”这就可以将人从动物式的本能当中解放出来，人不是消极被动，“而是其生命富有活变性和极大可塑性以积极适应其生活环境。一个人生下来非从社会生活中经过学习陶铸便不得成人而生活，且于生活既得其适应后遇到环境必要时，重又能改造变化者，全赖此焉。”

问题来了，当我们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如果我们与非正义作出斗争的话，那么，究竟是出于冷静的理智，还是热烈的理性呢？恐怕都有，因为正义既可能来自某种被共同体所接受的理智规则，又可能来自情理交融的情感共同体的共鸣，但是，如果有了为正义而斗争的意图，无论是怒发冲冠，还是捋袖子去干仗，那都会让人冲动起来，而“冲动属于本能”，而且冲动起来，那就是“从身体上发出斗争本能了”。

总而言之，本能、理智与理性，乃是梁漱溟提出的结构性的主张，但更有意思的是，他将人类社会的进展也都纳入同构的历史进程当中去了：从本能发展到理智，再从理智升华到理性。所以说，《人心与人生》的核心的主张便是，人类的发展，亦即人心的出现，一方面在生物进化上是有其来历的，另一方面确实从衔接动物本能所有增益或扩大而来。在梁漱溟看来，争取自由和奋进向上才是人类生命的本性，同时也是宇宙大生命的本性所在。

从本能、理智到理性的历史进展，其实这后两个过程的进化开始是混糅在一起的。人类科学的发展摆脱了巫术与宗教，这就是从本能向理智的发展，但即使到了今日，科学也还要受到道德的制约，这就是理性翻过来对理智的规范。比如说，克隆技术如今迅猛发展，过去三十年的生物科技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三百年的发展，但如果给你克隆出两个一模一样包括思想精神的父亲，你该怎么办？到底给哪个父亲尽孝？这可不是真假美猴王的故事，而是违背人类基本伦理道德的难题，所以人类的规范也要去塑造出科学的禁区。

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就是人心的高境，乃是回归生命本性的理性层级。因为在本能与理智之外的第三种东西，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那便是为本能、理智之主体的“人类生命本身”。梁漱溟说得好：“理性为体，理智为用，体者本也，用者末也。” 梁漱溟这就明确提出了一种健康的人类结构：把客观冷静的理智作为人类功用，把情理交融的理性作为人类本体，情理合一为体，理性运用为用，二者形成了本末的体用关联。

结语

因此，《人心与人生》才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之心理学的基础不在理智，——理智不足以当之；不在本能，——本能不足以当之；却亦不是在这以外还有什么第三种东西，乃是其基础恰在人类生命本身，——照直说，恰在人心。” 然而，我们为什么遗忘了人心呢？“因为你总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所以，还是要从生命出发，“本能、理智这些为了营生活而有的方法手段皆从生命这一主体而来，并时时为生命所运用。从主体对于其方法手段那一运用来说，即是主宰。主宰即心，心即主宰”。

整本《人心与人生》，都是为了见此“人心”，把握到了这个人心，我们也就能把握到我们的人生。梁漱溟始终要求，以人心去参悟“宇宙之大生命”，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创造。这位哲学老人以他的人生践行与思想反思，为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活法指南。

撰稿：刘悦笛；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声明：除原创内容特别说明外，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和音视频均来源于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认为内容侵权，请在文章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