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86年初春的一个雨夜，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大姐耳中。我叫王小明，排行老三，上有大姐王丽华、二哥王建国。

一件未完成的心愿

＂三姐，爸就这么走了，你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我颤抖着握住那个黑色的手摇电话，窗外的雨不停地下，像是替我们哭泣。

电话那头，只有沉默，还有大姐压抑的呼吸声。

那是1986年初春的一个雨夜，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大姐耳中。我叫王小明，排行老三，上有大姐王丽华、二哥王建国。

我们生长在河北一个小县城，住在县粮站的家属院里，一排排灰砖瓦房，门前种着几棵老槐树。每到夏天，邻居们都搬着竹椅子，坐在树下乘凉，说笑声此起彼伏。

父亲是县粮站的老职工，每天天不亮就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上班，风里来雨里去，从未缺勤。他待人和善，总是能帮邻居们从粮站多弄点粮票、油票。

母亲在街道服装厂做缝纫工，那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是她的命根子，踏板声从早响到晚，仿佛成了我童年记忆里的背景音乐。

大姐比我大八岁，从小就懂事。记得小时候，家里那台红灯收音机里正播着《龙江颂》，大姐就在煤油灯下做作业，还不忘教我写字。

＂丫头，把字写得端正些，跟你爹一样，字好看了，人就有面子。＂父亲常这样对大姐说，眼中满是期许。

大姐学习特别好，每次开家长会，父亲回来都是满脸的骄傲。＂咱们丽华将来准能考上大学，当个干部！＂父亲常常这样说，然后咧开嘴笑，一口发黄的牙齿在煤油灯下闪着光。

然而命运总是与人作对。大姐高考那年，赶上了最后一批知青上山下乡。尽管她的分数不错，却因为名额限制没能如愿上大学。那天晚上，我听见大姐在被窝里偷偷抽泣。

＂闺女，别哭，等政策一变，咱就回来继续上学。＂母亲轻声安慰她，递过去一块用粮票换来的水果糖。

幸运的是，大姐只在农村待了一年多，赶上知青返城政策，被分配到省城一家纺织厂工作，那时能进国营大厂是多么荣耀的事。我清楚记得那天，父亲特意从邻居老李家借了台照相机，让大姐穿上新做的蓝色的确良衬衫，在门口照了张全家福。

＂丽华出息了，以后咱家就靠她了！＂父亲抚摸着我的头，信心满满地说。

大姐走的那天，全家属院的人都来送行。刘大娘塞给她一袋自家腌的咸菜，李师傅帮她把那个硬纸箱捆得结结实实。火车站人山人海，父亲硬是挤到站台边，目送火车远去，直到看不见。

大姐在纺织厂干得不错，每次寄回的信里都说厂里评她为先进工作者。家里的炕头上，母亲小心翼翼地摆放着大姐寄回来的奖状和合影。那些信纸上，大姐的字迹工整有力，就像她的性格一样。

＂爸，厂里的条件挺好，宿舍是六人间，有广播喇叭，每天早上六点准时放《东方红》。厂长说再干一年，就能转正了。＂大姐的信我们传阅了一遍又一遍，那是1980年。

父亲把信收进他那个旧皮包里，晚上睡觉前还要拿出来读一遍。＂大孩子有出息啊！＂他骄傲地对每一个来家里串门的邻居说。

转眼几年过去，大姐在省城安了家。她嫁给了同厂的李师傅，听说是个老实人，在车间做机修工。结婚那年，我们全家挤着绿皮火车去参加婚礼。

＂妹夫人不错，就是家里条件差了点。＂二哥小声对我说。

的确，李师傅家住在厂区最偏远的宿舍楼，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平房，家徒四壁。他的父母都是从农村来的，老两口身体不好，靠着李师傅微薄的工资度日。

大姐的婆婆腿脚不便，常年坐在那张吱吱作响的竹椅上，眼神锐利地打量着我们这些客人。我看到大姐在厨房里忙碌，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

婚后，大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开始我们以为是路途遥远，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她走不开。

父亲生病是在1985年冬天，那年全国刚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县里的气氛一片欢腾。起初只是咳嗽，父亲说是天气冷，着了凉。

＂没啥大事，喝点川贝枇杷膏就好。＂父亲摆摆手，依旧每天早出晚归。

可那咳嗽越来越厉害，到后来，连说几句话都要停下来喘气。县医院检查说是肺部感染，需要长期治疗。母亲急得直掉泪，用工厂的公用电话给大姐拍了电报。

＂丽华啊，你爸病得不轻。＂母亲在电话里哽咽着，声音透过话筒传来有些失真，＂你能不能请几天假回来看看？＂

＂妈，厂里最近生产任务重，请不了长假。我先寄点钱回去，等忙过这阵子，一定回去。＂大姐的声音透着疲惫，背景音里有机器轰鸣的声音。

那时我们不知道，大姐所在的纺织厂已经开始裁员，作为最早一批合同工，她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一个厂里的姐妹告诉我们，大姐被调去了最累的捻线车间，每天要站十二个小时。

更不知道，她的公婆病情加重，婆婆已经瘫痪在床，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李师傅的工资勉强够买药，家里的重担全压在大姐身上。

父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我和二哥轮流请假照顾他，眼看着那个曾经硬朗的男人，变得瘦骨嶙峋。医生说需要去省城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但那需要不少钱，还要有关系。

＂给丽华打电话，她在省城，说不定有熟人。＂父亲气若游丝地说，眼睛里却闪着期待的光芒。

二哥连着几天去邮电局排队打长途，好不容易接通了，却只能和大姐的同事简短地说几句。＂她加夜班去了＂，＂她出差了＂，电话那头总是这样的回答。

父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那段时间，院子里的老邻居常来看望，带着自家种的菜，或者药铺抓的中药。

＂老王啊，你闺女咋还不回来看你呢？＂刘大爷叼着旱烟袋，坐在床边问。

父亲总是笑笑：＂丽华在省城工作忙，不容易请假。再说，来回车票也不便宜，省下钱给两个弟弟花多好。＂

我知道父亲在给大姐找借口，但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特别是每次看到父亲望向门口的期盼眼神，我就恨不得自己能变成大姐。

临终前的那个夜晚，窗外下着小雨，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台灯。父亲拉着母亲的手，目光不停地望向门口，嘴里念叨着：＂丽华，丽华还没回来吗？＂

母亲泪如雨下：＂快了，快了，丽华马上就回来了。＂

可惜，直到父亲闭上双眼，大姐始终没有出现。

葬礼那天，天空阴沉沉的，空气里弥漫着雨水的潮湿和哀伤的气息。邻居们帮着操办，院子里挤满了人。刘大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大姐也不容易啊，这么大的事都不能回来。＂

但我心中充满怨恨，觉得大姐太自私，连父亲最后一面都不见，哪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

父亲走后，家里一下子暗淡了许多。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连做饭都心不在焉。我和二哥的工资勉强够家用，但医药费欠下了不少。

＂不孝啊，养儿防老，养女送终，你爹就这么走了，大姐连面都没见着。＂母亲常常这样念叨，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缝纫机上。

日子在苦涩中一天天过去。每个月，大姐都会寄回一些钱，附上简短的家信，问候母亲，但从不提自己的生活。那些皱巴巴的十元、二十元钞票，和字迹潦草的信笺，成了我们与大姐唯一的联系。

＂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您别担心。听说小明要参加单位的业务考试，让他好好准备，别总惦记着出去玩。＂大姐的信总是这样，关心我们，却对自己只字不提。

有一年春节，二哥去省城想看看大姐，却被她以各种借口推托，只在火车站匆匆见了一面。二哥回来后嘴上不说，但眉头一直紧锁。

＂三弟，大姐瘦了很多，眼睛里都是血丝，看起来很憔悴。＂半夜，二哥躺在我旁边的床上，轻声说道，＂她穿的还是那件咱爸买的藏青色棉袄，都磨白了。＂

我心里一酸，却又硬撑着说：＂可能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连家都不愿回。爸临终前她都不来，还有什么情分可言？＂

二哥没再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屋外，院子里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什么。

1989年冬天，县里开始推行住房制度改革，我们家分到了新建小区的一套两居室。搬家那天，母亲抱着父亲的遗像，老泪纵横。

＂老头子，你看，咱们家终于住上了楼房，有自来水，还有煤气灶，再也不用烧煤球了。＂母亲轻抚着遗像，＂就是丽华丫头，还没见过咱们的新家。＂

我和二哥对视一眼，都不说话。心里那道对大姐的怨结，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结越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县里的国营企业开始改制，不少人下海经商。我和二哥也不甘落后，辞去单位工作，合伙开了一家小百货店。

生意虽然不大，但日子过得红火，母亲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我心想，等店里走上正轨，一定要去省城看看大姐，问问她这些年到底怎么了。

可惜，这个愿望还没实现，厄运就降临了。

1995年的夏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破了平静。大姐因为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她的丈夫李师傅哭着说，大姐这些年一直在照顾他瘫痪的父母，白天在小作坊做工，晚上还接些手工活儿贴补家用。

＂丽华啊，她太苦了。＂李师傅哽咽道，＂后来我爹娘都走了，可她已经累垮了身子。这段日子经常头疼，我让她去医院，她总是说没事，怕花钱......＂

电话那头，李师傅痛哭起来，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我和二哥连夜赶到省城，看到的是一间狭小昏暗的平房。屋子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姐躺在用木板搭的床上，脸色苍白，但表情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床头放着一张我们全家的照片，就是大姐离家前父亲让照的那张。照片已经泛黄，但擦得很干净。照片上，父亲的手搭在大姐肩上，脸上是掩不住的骄傲。

＂三弟，大姐这些年，真的很不容易。＂李师傅递给我一根烟，声音哑得不像话，＂厂里最早一批下岗的就有她，后来找了好几份工作，做过保姆，做过缝纫，还去过建筑工地打杂。我爹娘病得厉害，都是她一个人照顾。＂

我心如刀绞，想起自己曾经的埋怨，顿时羞愧难当。

＂她最牵挂的就是你们。每次你们来电话，或者寄家信来，她都高兴好几天。＂李师傅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手颤抖着，＂你们父亲去世那年，她难过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但她不敢回去，怕耽误照顾我父母，也怕你们看到她过得这么苦......＂

在整理大姐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藏在床板下的铁盒子。那是一个旧饼干盒，上面印着＂上海凤凰＂的商标，已经锈迹斑斑。打开后，里面是一本记账本和一叠汇款单，还有父亲的照片。

记账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大姐的收入和支出：

＂1月20日，去建筑工地搬砖，挣12元。＂

＂2月10日，做手套，挣15元。＂

＂2月12日，夜班加工，挣18元。＂

＂2月15日，给爸买药，寄回家100元。＂

＂3月5日，婆婆病了，买药30元。＂

＂3月20日，做了三天保姆，挣40元，存起来给爸看病。＂

翻到最后几页，赫然写着：＂父亲医药费存款：1200元。预计五月份可凑够2000元，送爸去省医院治疗。希望能治好爸的病，让他多活几年。＂

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心如刀绞。原来大姐一直在省吃俭用，想要攒钱给父亲治病。然而命运捉弄人，父亲没等到她攒够钱，就永远离开了。那些我们收到的钱，都是她打了几份工，省吃俭用挤出来的血汗钱。

在她的抽屉里，我们还发现了一张未使用的火车票，正是父亲去世前一天的日期。票的旁边是一封未寄出的信和一张汇款单。信中写道：＂爸，女儿不孝，让您受苦了。我攒了些钱，这次回去一定带您去省医院看病。您一定要等我回来......＂

字迹歪歪扭扭，好像是在颤抖中写下的。信纸上有几处水渍，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留下的痕迹。

大姐的邻居王阿姨告诉我们：＂丽华是个好姑娘啊，为了照顾公婆和攒钱给你们父亲治病，她从不买新衣服，连生病都舍不得去医院。冬天手冻裂了，只是贴点创可贴就继续干活。她最心疼的就是你们家里人。＂

王阿姨擦着眼泪说：＂那天她本来要回老家的，结果婆婆突然病重，她只好留下来照顾。后来听说你们父亲去世，她整夜整夜地哭，却不敢告诉你们她的难处。一直担心会拖累家里，又怕你们嫌弃她嫁得不好......＂

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拼凑出大姐这些年的艰辛生活。每个人提起大姐，眼里都闪着敬佩的光。

＂丽华啊，人好得很。去年我家闺女上学缺学费，是她二话不说借给我的，自己却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

＂那次下大雪，老李家的屋顶漏了，是丽华半夜爬上去帮着铲雪，手冻得通红还不肯下来。＂

＂她就是太要强了，从不向人诉苦。上个月我看她总揉太阳穴，让她去医院看看，她说没事，不过是累了......＂

听着这些话，我和二哥几乎泣不成声。原来大姐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中，却从不向家里透露半分，只是默默地寄钱回家，关心着我们每一个人。

回家的火车上，我紧紧抱着那个铁盒子，泪水止不住地流。车窗外，暮色四合，天空中飘着细雨，仿佛连老天都在为大姐哭泣。

＂二哥，我们对不起大姐啊。＂我哽咽着说，＂这些年，我们还怪她不回来看爸爸最后一面，却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二哥沉默许久，才沙哑着声音说：＂大姐她太苦了，却从不让我们知道。就像爸爸常说的那样，她是咱们家的＇好闺女＇啊。＂

回到家，我们把大姐的故事告诉了母亲。老人家听完，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的丫头啊，你怎么这么傻啊！有啥难处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啊！＂

母亲翻开那本记账本，手指颤抖着抚摸上面的字迹，仿佛在抚摸女儿的脸。＂看这字，多像你爸爸啊，倔强，认真，一丝不苟。＂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围坐在桌前，翻看大姐的遗物。除了那本记账本，还有一些简单的日记，记录着她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一段写道：

＂爸走了，我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将是我一生的遗憾。弟弟们一定恨我吧，觉得我狠心。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婆婆病得那么厉害，我走不开啊。我好想念爸爸，梦里常常看见他站在院子里，等着我回家......＂

读着这些文字，我们泣不成声。原来大姐不是不想回来，而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无法脱身。她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家，却没能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陪伴在侧，这成了她心中永远的遗憾。

第二年清明，我用大姐存的那些钱，替父亲修了一座新墓碑。碑文上，我特意刻上：＂王丽华女儿敬立＂。母亲擦拭着碑文，泪流满面：＂老头子，你看见了吗？丽华这孩子，一直惦记着你啊。＂

我们还在村口的学校捐了一笔钱，设立了＂丽华助学金＂，帮助那些家境困难的学生。每年发放助学金的日子，我都会讲述大姐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坚强和孝心。

时光荏苒，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也去世多年，追随父亲和大姐而去。我和二哥已近花甲之年，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

每当儿女们抱怨生活艰难，工作压力大时，我就会拿出那个陈旧的铁盒子，讲述大姐的故事。告诉他们，生活中真正的坚强和爱，往往藏在最平凡、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如今，我的书桌上摆着一张全家福，那是父亲健在时照的。照片中，年轻的大姐站在父亲身边，笑容灿烂。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仿佛看到大姐和父亲在天堂相聚，完成那个未了的心愿。

风吹过墓地的青草，吹皱了山坡上的野花。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爱无法表达，有些情无法言说，但它们真实存在，温暖了我们的一生。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