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代的国号，皆有特殊的意义，与各朝的背景具有密切的关系。汉族王朝与边疆民族所建各王朝的背景互异，国号的来源演变也因而不同。汉族王朝的国号，或是取自初兴之地名，或是采用封邑的名称，大多一次而定。而边疆民族王朝国号的演变较多曲折，最初多以种族或部族命名，仅在控

中国历代的国号，皆有特殊的意义，与各朝的背景具有密切的关系。汉族王朝与边疆民族所建各王朝的背景互异，国号的来源演变也因而不同。汉族王朝的国号，或是取自初兴之地名，或是采用封邑的名称，大多一次而定。而边疆民族王朝国号的演变较多曲折，最初多以种族或部族命名，仅在控制汉人地区并建立边境国家或征服王朝后，始采用汉式国号，以减低种族色彩，增强政治号召。但是汉式国号主要用以羁糜汉人，赢取中原正统。在本族语文中，多仍因袭旧号，不肆更革，以利本族之团结。如果边疆民族所建国家，始终立国故地，未入中原，更不采用汉式国号。秦汉时代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Türk)、回鹘 (Uyghur)虽都声势壮大，立国久长，但都未更名。总之，国号是一种政治符号，名称的演变，往往反映国家性质的嬗递，在政治与文化上都具有相当的意义[1]。

在过去一般印象中，元世祖忽必烈汗(Qubilai Qan,1260—1294)于至元八年(1271)采用“大元”一名之前，蒙古迄无国号。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自成吉思汗(Chinggis Qan,1206—1227)时代开始，即有Yeke Mongghol Ulus的国号，汉译为“大蒙古国”。这一事实，自柯立夫师(F.W.Cleaves) 及田清波神甫(Antoine Mostaert,1881—1971)详加论证后[2],卅年来，学者知者渐多[3]。但是，蒙古政权在汉地曾使用“大朝”为国号一事，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人的忽视[4]。过去仅有古泉及金石学者注意到此一重要名词。而古泉及金石学者亦未能加以系统论证，更未能指出其应有的历史意义[5]。

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大朝”确为蒙古在汉地使用的国号，探讨其由来及使用的起讫时期，并进一步探索蒙元国号的演变及“大朝” 一名在其中的地位，更希望从国号的更革中看出蒙元国家性质的转变。

“大朝”一辞，在当时史料中，出现极为频繁。现依史料的性质，分为四类，以求证明确为蒙古政权在汉地的国号。

(甲)钱币

大蒙古国在汉地所铸钱币，今仍存世的仅有两种，皆以“大朝”命名。此二种钱币为“大朝金合”与“大朝通宝”(图一)。“金合”质白铜，文字有正书与篆书二种，而“通宝”则有金质与银质之别。

图一 大朝钱(采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

古泉学者清朝翁树培(1765—1811)、李佐贤(道光十五年进士)、民国罗伯昭、宣哲(古愚)、陈进宜及日本奥平昌洪等[6]，皆认为系蒙古未改大元以前所铸。罗伯昭并认为大朝钱两种皆为辅币，乃系铸以权钞者。而奥平昌洪则认为大朝通宝是为布施寺院而铸造，俗称“供养钱”或“庙宇钱”，与一般通货有别。但无论是辅助货币抑为供养钱，都系以大朝为号，可见大朝是一种正式名号，而且甚为通行。

(乙)公文

公文用语，代表官方立场。“大朝”是否为一正式国号，于公文中加以探索，最为直接。宋人赵珙《蒙鞑备录》“国号年号”一节说：

去年春，珙每见所行文字，犹曰“大朝”。

赵珙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出使蒙古，行抵燕京。翌年归后，撰成《备录》。由其所记可见当时蒙古于汉地所行公文中多用“大朝”。不过，当时公文现仍存世者不多，用到大朝一辞的更少。窝阔台汗(Ogodei Qaghan,1229-1241)十二年(1240)“谕高丽诏”说：

若将民户数目隐匿，依大朝条例治罪。

此处“大朝条例”显系指蒙古法令—— “札撒”(jasagh)而言。

《高丽史·高宗世家》中亦有一例，即高宗十八年(1231)所受蒙古来牒，质问使臣被杀事。其中“大朝”二字用法较为特殊。牒文说：

蒙古大朝国皇帝圣旨，专命撒里打 · 火里赤(Sartagh Qorchi)统领大军，前去高丽国，问当时如何杀了著古与(Jaghuyu)使臣?

此一牒文原由蒙文直译为汉文。其中“蒙古大朝国”一辞，当系由Yeke Mongghol Ulus一辞译来，此辞的汉文直译为“大蒙古国”，而在汉地的惯译则为“大朝”。此牒译文显系合二为一，而成“蒙古大朝国”[7]。汉文碑乘中也有“大朝蒙古国”[8]的用法，可见“大朝”与“大蒙古国”常相混用。

(丙)碑传

现存石刻集、石刻目录以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乘文字，提及大朝者很多[9]。这些史料中，大朝一辞有下列三种用法：

第一，用于碑首的标题，冠于地名、人名之上作国号用。如李庭撰《大朝宣差京兆路总管仆散夫人温迪罕氏墓志铭》[10]、王鹗撰《大朝宣差万户张侯去思之碑》[11]及郝希哲、汤举合撰《大朝故九原帅府都总押观察使樊公墓表》[12]等都是。用于碑首者又有“大朝国”的用法，更可见出“大朝”是用为国号，如《三灵侯庙像记》,碑首作“大朝国解州闻喜县”[13],《修释迦院记》则作“大朝国怀州河内县”[14]。

第二，用于碑末所记立石或撰文年月之上，兼具国号与年号的作用。元代采用年号前的碑刻，有的不冠国号，径以甲子系年，如“岁次辛卯”、“岁次甲辰” 之类。有的以动物名称系年，如“狗儿年”、“鸡儿年”之类，在汉译蒙文白话碑文中尤见普遍。另一种则冠以“大朝”或“大蒙古国”的国号。相较之下，冠以“大朝”者远多于以“大蒙古国”为称者[15]。例如《尊胜陀罗尼真言幢》，署为“大朝壬子七月立石”[16]；《整屋重阳万寿宫圣旨碑》，为“大朝辛亥七月初九日立石”[17]；《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教序》，为“大朝辛亥七月立石”[18]等都是。

第三，大朝二字，置于碑传正文之中，或用于系年，或用于纪事。用于系年者如张本《德兴府秋阳观记》说：

大朝庚辰岁(1220)，长春真人卧云海上，以真风玄行闻于辇毂。

又如李俊民《重修悟真观记》说：

大朝丁酉岁(1237)，遣使马珍考试天下随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

又如元好问《中令耶律公祭先妣文》也说：

维大朝癸卯岁(1243)八月乙巳朔。

用于纪事时，皆指蒙古而言，如顾行《重修王母宫碑》内有：

大朝有天下，元帅史公阔阔都被命为泾邠二州达鲁花赤。

又如李俊民《故王公辅之墓志铭》内也有：

大朝委刘中试诸路精业儒人，(王)从俭中平阳选。

碑传文字中用大朝一名者，存于石刻者远较存于文集者为普遍，因石刻所存 多保持原状，而文集多经后人删改。“大朝”二字恐多改为“皇元”、“大元”等辞。

(丁)史籍

史籍多出于后人手笔。在名辞运用上，往往反映史家所处时代的观念，未必保持史事发生的习惯用语。因而，要在史籍中发现“大朝”这类名词，远较石刻集中困难。但在元季、明初所修的《宋史》、《金史》、《元史》中，仍有数处提及 大朝。如《宋史·理宗本纪》赞说：

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夹攻之策。

又如至正五年(1345)阿鲁图(Arughtu)等《进〈金史〉表》说：

弗折衷于大朝，恐失真于他日。

又如《元史·任志传》说：

志与金兵战。金擒其子如山，招之降。志曰：“我为大朝之帅，岂爱一子?”亲射其子，殪之。

像这类“大朝”的用法，当系沿袭碑传旧称，可说是史家编辑后的漏网之鱼。正史之外，相传为字文懋昭所著的《大金国志》也有几处提及大朝。《章宗纪年》卷上记述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爱王叛金引蒙古为助说：

爱王闻大兵至，忧惧不知所出。掌书记何大雅说王曰：“主以讨臣，今兹之来，头势甚重……不若求援于大朝，为讨之。”爱王许诺。

此处之大朝，即指蒙古而言。又《东海郡侯纪年》卷上记述蒙古之兴说：

又有朦(蒙)古国，在女真东北，唐谓之蒙兀部……蒙人称帝，既侵金国……至是，“大朝”乃自号“大蒙古国”。

同卷中又有“大朝国势益强”，“今尽为大朝所有”等语[19]。大朝皆系指蒙古，而非指金朝。

元代中叶人释念常所著《佛祖历代通载》，为佛教重要史籍，于蒙元史事记载甚详，多可补明修《元史》之缺陋。其中记述多以“大朝”称蒙古。例如：壬辰 (1234)年，“大朝遣使过宋，议夹攻金。”“庚戌(1250)，大朝灭辽东、高丽。”庚申年(1260)，“大朝遣郝经通好”等都是[20]。可见元代史家对大朝一名，仍多熟谙。

在上述四类史料中，碑传显示出大朝一辞在当时士民之间，施用极广，兼具国号与年号的作用。钱币及公文则反映此一名词不仅是民间习惯用语，而且是官方使用的名称。史籍的记载虽仅可视为二手史料，但也足以显示，此名词曾经通行于一时，且为史家所通晓。

“大朝”一名的使用，始于何时？终于何时？在现存史料中，当以前引《大金国志》所记史事为最早。若《章宗纪年》明昌五年一条所记为真实，则1194年时大朝一名即已存在。但是其时下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尚有十二年，蒙古与中原接触不多，当不致已有此汉式名号。而且《大金国志》一书的本身亦有问题。《国志》虽号称为金归正人宇文懋昭于端平元年(1234)进呈于宋廷，自来学者多认其为伪书[21]。所记明昌五年爱王叛金事，王静安(国维)先生已指出系抄自张师颜《金人南迁录》,而《南迁录》的本身便是伪书[22]。至于本文前引《东海郡侯纪年》一条，则系抄自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其中“至是大朝乃自号大蒙古国”一句，《杂记》原作“至是鞑靼乃自号大蒙古国”[23]。可知“大朝”二字乃是篡改“鞑靼”而来。改鞑靼为大朝，反映后来人的观念，而无法据以断定“大朝”一名起源甚早。而《杂记乙集》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其书用“鞑靼”称蒙古而不用“大朝”，或反映大朝一辞尚未采行，至少南宋人知者不多。

现存的可靠史料提及大朝者，以前引《蒙鞑备录》为最早。根据《备录》，得知大朝一号的使用，不得迟于1221年赵珙出使时[24]。现存石刻及文集中碑传以大朝系年者，时间皆不甚早。最早者为《牛头寺长春真人述》，所系为癸未年(1223)[25]。其次则为《重阳万寿宫记》，立石于己丑年(1229)[26]。早期碑刻不以大朝系年，一方面固然可能由于其时蒙古在中原占地未广，而且战尘未定，蒙金孰存孰亡，未可逆料，士民不愿轻奉蒙古正朔，以免遭受横逆。更可能是“大朝” 一名，尚未采行，以致仍以甲子纪年。

忽必烈定都中原后，先后采行中统(1260—1263)、至元(1264—1294)为年号。汉式年号采行后，大朝一名，施用仍广。一方面，系年时仍常以“大朝”冠于年号之上，如《释迦院常住记》，末作“大朝至元二年二月造”[27]；《性公通玄大师塔幢》，署作“大朝至元四年”[28]。另一方面，也有碑末仅以年号纪年，碑首却仍冠大朝国号者，如至元六年之《大朝故九原帅府总押观察使樊公墓表》[29]，至元七年之《大朝济渎投龙记》[30]等都可为例。可见此时“大朝”与“中统”、“至元”相并行，一为国号，一为年号，作用不同。不过自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采行“大元”为国号后，“大朝”遂失去国号的作用。此后的史料中，大朝之名，仅有二例。一为至元廿年(1283)之《宪州权官之铭》,碑首仍冠大朝之号[31]。另一例则见于《高丽史 ·刑法志》。该志忠烈王五年(1278)记载说：“都兵马使据判出牒云：‘大朝令诸路断酒，国家亦宜行 之。’”[32]应该皆为因循旧习而加使用。大势所趋，则是称“元朝”而不再称“大朝”。

“大朝”一辞，来源如何？在蒙元国号演变中有何意义？关于其来源，过去秦宝瓒认为“蒙古未入中国前，版图最广，故称大朝”[33]。而宣哲认为“大朝”不过与“国朝”、“皇朝”相当，是一种尊称[34]。这两种说法，都不过臆测而已。

实际上，“大朝”与“大蒙古国”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Ulus一字[35]，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如前文所说，汉文史料中亦有“蒙古大朝国”、“大朝蒙古国”的用法。一方面反映当时名词使用的混淆，另一方面也显示“大朝”与“大蒙古国”二辞皆由Yeke Mongghol Ulus而来，而“大朝”可说是一种更为汉化的译法。

大朝一辞，即系由Ycke Mongghol Ulus而来，要寻求“大朝”的历史意义，必须自后者下手。成吉思汗究在何时采用Yeke Mongghol Ulus一名为国号，因缺乏明确的记述，已难以确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称成吉思汗先世已自号大蒙古国[36]，其事不可信[37]。1206年全蒙古统一时，有关史料皆记载采用成吉思汗尊号事，但未言及采行国号[38]。但从蒙古人历史发展看，Yeke Mongghol Ulus一号采用于此时最有可能，盖此时成吉思汗不仅为蒙古部之主宰，所有蒙古民族皆已成为其家产，故以Yeke Mongghol Ulus称其国家，最为适宜[39]。Yeke Mongghol Ulus一名之采用至迟亦不得晚于1211年伐金之时[40]。这一名称此后遂成为日益扩大的蒙古帝国的正式国号，在公文——尤其是外交文书上当多用之。在现存史料中，最早载有蒙文Yeke Mongghol Ulus全名者即为1246年贵由汗(Güyüg Qaghan,1246—1248)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国书所用玺书。玺书前半部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与寰宇之汗圣旨”(Mongke tngri-yin kuchüdür Yeke Mongghol Ulus-un dalai-in Qanu jrlgh)(图二)[41]，可以为证。

图二 贵由汗玺书

“大朝”与“大蒙古国”则是使用于汉地的汉文国号。汉文“大蒙古国”一名在伐金之初当已采用。《元史·耶律留哥传》记载1212年事，称留哥与按陈·那衍(Alchin Noyan)订盟时说：“愿附大蒙古国，削平疆宇。”[42]《元史》所说固然出于事后的记载，不尽可信。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用及此一名词，而《杂记》成书于嘉定九年(1216)，足证“大蒙古国”的汉名在1216年前必已通行。

至于“大朝”一名，如前文所说，其采行的下限不得晚于1221年。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判断，此号的采用，大概是在1217年木华黎(Mugali,1170—1223)受命伐金，建牙燕京以后。此时蒙古虽然仍为以草原为重心的游牧国家，但已有加速征服汉地、增强殖民统治的意图。在金朝降臣怂恿下，开始采用中原的部分文物制度。赵珙说：

彼亦不知其为蒙是何等名字，何谓国号？何谓年号？今所行文书，皆亡臣识字者强解事以教之耳？

又说：

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1220),今日辛巳年(1221)是也。

“大朝”一名的采用，当为此一系列采行汉制中的一环。“大蒙古国”一名显然种族意味过强，不足以羁糜汉地士民，遂将其简化为“大朝”。“大朝”之称，已蕴含中原王朝的意义，不似“大蒙古国”全为外来征服政权的意味。

“大朝”与“大蒙古国”两个汉称，此后并行达五十年之久。但是两者适用的范围不尽相同，似有分工的作用。如前文所说，大朝一辞，应用于货币、公文，尤其是民间碑乘之上，最为普遍，但在外交文书上较为少见。反观“大蒙古国”一辞，在现存史料中，见于民间碑乘者，不过六起[43]，见于对内公文者不过二起[44]，而在现存外交文书中则占多数。如中统元年(1260)《和宋书》开端为“皇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致书于南宋皇帝”[45]。中统二年(1261)五月《移宋三省牒文》词头为“大蒙古国中书省移宋三省”[46]，至元三年(1266)八月招降日本书开端亦为“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图三)[47]。至元八年(1271)九月致日本国书亦以“大蒙古国皇帝差国信使赵良弼”启端[48]。郝经(1223-1275)的几道致宋朝文移也都以“大蒙古国国信使”的头衔启端[49]，可见外交文书中多用“大蒙古国”，而少用“大朝”。显然“大蒙古国”为蒙古的正式汉文国名，使用以对外为主，“大朝”则稍欠正式，以对内使用为主。当然，这种分工，不尽严格。

图三 招降日本国书

“大朝”与“大蒙古国”二汉名，后为“大元”一号所取代。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即位并立国中原后，中原不再是蒙古帝国的殖民地，而已成为国家的重心，于是遂有仿效汉唐，采用汉式年号、国号的必要，以取得中原正统正朝的地位[50]。而“大朝”一号，究属权宜，不似正式国号。汉人群臣纷纷上言，以建国号为请[51]。忽必烈乃接受刘秉忠(1216-1274)的建议，采用“元”字为国号[52]。

“元朝”一号的采行，虽是蒙元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但其与“大朝”一名的延续性却一直为学者所忽视。过去学者多认为“元”字应作肇始解，英译作 “First Beginning”或“Origin”[53]。最近也有人认为以元为号，与蒙古旧俗天(tengri)的崇拜有关[54]。“元”字出典于《易经》。《建国号诏》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55]。”却未敷陈其意义。实际上，《易经》中“元”字的本义为“大”[56],元朝应即“大朝”之义。刘秉忠等人建议以元朝为国号时，显然即着眼于此义。《经世大典·序录》有明白的解释：

盖闻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为“大元”也 …… 元也者，大也。大不

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可见“元”之国号，实与“至元”年号相互呼应。而至元的意义又与后来武宗海山汗(Qaishan Qaghan,1308-1311)所采年号“至大”相同。至少就文字的层面看来，“元朝”与“大朝”实为同义，两者都是Yeke Mongghol Ulus的简译。不过，“元朝”较“大朝”更富文义，作为中原王朝的国号，较为适合。

“元朝”一号采行后，“大朝”与汉文“大蒙古国”二名，并遭废弃。但是，三者共同来源的Yeke Mongghol Ulus一名在蒙文文书中却延用不衰。现存的几篇元季汉蒙二文合璧碑中，大元一名，或径译为“Yeke Mongghol Ulus”,或译 为“Dai On Yeke Mongghol Ulus”(大元大蒙古国)，或译为“Dai On kemeke Yeke Mongghol Ulus”(称作大元的大蒙古国)[57]。形式虽异，意义则一：大元 Yeke Mongghol Ulus。“大元”不过是继“大蒙古国”与“大朝”而起的汉文国号，蒙古王朝的真正国号仍是Yeke Mongghol Uls。

综言之，蒙古之有“国号”,并不始于忽必烈时代。在采行“大元”一号之前，蒙古已有Yeke Mongghol Ulus的蒙文国号及“大蒙古国”与“大朝”二种汉文国号。

在蒙古人看来，蒙古一贯的国号是Yeke Mongghol Ulus，而“大蒙古国”、 “大朝”与“大元”皆不过是蒙文国号随着环境而改变的三种汉文形态。在此三种汉文国号中，“大朝”是一种过渡形态。“大蒙古国”是蒙文国号的直译，也是早期的正式汉文国号。其使用对象不在于汉地士民，而在外交书中施用最为普遍。大朝一名则是中原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产物，以羁糜中原汉人为其主要作用，而在汉地士民中使用最为广泛。而“元朝”一号，则采行于立国中原以后。“大朝”与“元朝”两辞的意义，完全相同，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文义化。从“大朝” 到“元朝”名号的嬗递，反映出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但是，由于蒙元不仅是一中原王朝，而且是一世界帝国，因而“大朝”之名虽随大元一名的采行而消逝，蒙文原名Yeke Mongghol Ulus却继续沿用不废，迄于元亡，都未改变[58]。

图四 元代西夏僧人题记

〔附记〕本文撰成后，承畏友罗意果教授(lgor de Rachewiltz)惠读一过，指正良多，谨志铭感。

〔补记〕近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城郊万部华严塔内发现之《元代西夏僧人题记》云：“大朝至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西夏国仁王院僧惠善到此。”可见在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采行“大元”为国号前，“大朝”一号通行，即前西夏之僧人亦使用之。该题记为元人墨迹，弥足珍贵，兹列为附图四。原载于史金波等编，《西夏文物》(北京，1988)，图版413。

注释

[1]阿保机于916年建国时，以族名契丹(Kitan)为国号。辽朝一号则采行于大同元年(947),当时 契丹方陷大梁，有久居中原之意。(另说改号于天显十三年[938],见佟家江，《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4.,页58—60。)姚师从吾曾指出：“‘大辽’当是汉地新朝的通称，而不通行于本部。”(见所著《契丹汉化的分析》,《姚从吾先生全集》,五[台北1981],页35)以后于圣宗统和元年(983)正式恢复契丹国号，但于道宗清宁元年(1055)又复用大辽一名(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13(1933),页 1-48)。可见辽朝始终播摆于汉式国号与种族旧称之间。至于满州初起之国号，黄彰键曾指出；奴儿哈赤所用之国号凡五变，计为女直、女真、建州、后金、金(见所著《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明清史研究丛考》〔台北1977〕,页48〕。可见满清最先亦以族名为国号。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金，乃因当时太宗皇太极已有征服中原之志，而汉人以前对金朝积怨颇深，为减少汉人疑虑，故改号为清。实际上，“清”与“金” 不过一音之转，在满文发音中并无区别。见孙文良等，《清太宗全传》(长春1983),pp.266—267。关于边疆民族所建国家的一般国号与年号，参看陆峻岭、林幹合编《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呼和浩特，1980。

[2] F.W.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e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Find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以下简写作HJAS)12(1949),pp.94—95n.6;A.Mostaert et F.W.Cleaves,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etes Vaticanes”,HJAS 15(1952),Pp.486—491.

[3]近人论及大蒙古国一辞者尚有：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见所著《穹 庐集》(上海1982),页192,注1;Chin-fu Hung(洪金富),“China and the Nomads: Misconception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Inner Asia”, HJAS 41(1981),pp.608—609;1gor de Rachewiltz,“Qan, Qa'an and the Seal of Guyig”,in K. Sagaster and M. Weiers(eds),Documenta Barbarorum(Wiesbaden, 1984),Pp.270—281。柯、田二氏译Yeke Mongghol Ulus为“empire des Grands Mongols”,而罗意果(Ig- or de Rachewiltz)氏则提出异议，认为应译作“Great Mongol Nation”。

[4]屠寄《蒙兀儿史记》与柯绍意《新元史》皆未提及此名词。王国维校注赵珙《蒙鞑备录》,考证蓁详，于大朝一辞，却未加注，显然视之为普通名词，而无注释的必要。见《蒙鞑备录》(《蒙古史料四种》本), 页3b。赵氏原文将引见下文。

[5]金石学者对大朝一辞的讨论，都很简单。如胡聘之说：“按元至世祖，始建国名。故宪宗前所立碑版，多署大蒙古、大朝等号。”(《山右石刻丛编》(光绪二十七年刻本)24.3b)又如沈涛说：“案元自世祖以前，未建国号，亦无年号纪年。国中军民文书，但称‘大朝’,以甲子纪年而已。”《常山贞石志》〔光绪二十 二年刊本)15.18a)古泉学者中以翁树培及宜哲网罗材料最富。分别见于翁氏《古泉汇考》(无刊本)及宜氏《大朝通宝续考》,皆引见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上海1938),下编，页95a—95b,页95b—97b。

[6]参看李佐贤《古泉汇》(同治三年石泉书屋本)贞集2.7b;陈进宜《元大朝金合钱考》,《古泉学》, 1:5(1937年6月),p.34;奥平昌洪《东亚泉志》(东京，1939)11.54b—55a;罗伯昭，《元初权钞钱说》,《古钱大辞典》,《总论》,58a—61b。

[7]村上正二与Ledyard 皆认为“蒙古大朝国圣旨”为蒙文圣旨惯有词头“Yeke Mongol-un ulus-u qa'an-u jarligh”之汉译(启庆按：正确之拼法应为Yeke Mongghol Ulus-un ga'an-u jarligh”),应该不错。不过，Ledyard又认为汉译中之“朝”字系赘字，不知“大朝”为一久已通行的名词，并非译者杜撰或粗失之误。

[8]见任守中《重修十方云光洞记》,著录于吴式芬编《擦古录》(吴氏家刻本)17.9a;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石刻史料丛书》乙编本)9.50b。

[9]笔者搜求所得，合翁树培及宜哲二氏所引，共有八十五条；其中得自文集者共有十五条，得自金石集者则有七十条。此处不及细列，下文仅加举例。

[10]李庭《寓庵集》(藕香零拾本)6.68b—69a。

[11]此碑乃系关于汉军名将张柔者，甚为重要，迄未收入金石集中。笔者所用为拓本，今藏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

[12]牛诚修编，《定襄金石考》(《雪华馆丛编》本)2.21a—21b。

[13]《山右石刻丛编》25.1a。

[14]顾燮光《河朔金石目》(上海1930)7.7b。

[15]见第74页注②及注③。

[16]《常山贞石志》15.17b。

[17]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1955),p.117。

[18]《拒古录》,17.6b, 《金石汇目分编》12A. 100a。

[19]《大金国志》(《国学基本丛书》本)19.139—140。

[20]《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藏经》本)21.702a,702b,705a。

[21]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海，1936)50.5b—6a;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1958),5.269—271。

[22]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台北，1970),第2册，页725—751。

[2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史资料》第一辑),乙集，19.10a。

[24]《蒙粘备录》,3b。

[25]毕沅《关中金石记》(《丛书集成》本)8.156;《金石汇目分编》,12A. 19a。

[26]《操古录》17.6b。

[27]顾燮光《河朔访古新录》(上海1930),3.4b。

[28]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光绪三十二年刻本)15.11a。

[29]冲诚修编《定襄金石考》(《雪华馆丛编》本)2.21a—21b。

[30]《河朔访古新录》11.6a。

[31]《山右石刻丛编》26.42a。

[32]《高丽史》85.706a。

[33]秦宝瓒，《遗箧录》,自刊本，刊地不详，光绪二十九年刻本，原书未见，引自《古钱大辞典》,下编，页976。

[34]同上，下编，页96a。

[35]“Uus” 一词，有人民、部族联合体、分地以及国家等义。见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著、刘荣竣译《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1980),p.155。

[3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9.10a。

[37]王国维已指出：李氏所记多本于王大观《行程录》,而《行程录》则为伪书，所记与史实多所抵悟。

[38]中外史料中言及此时采用“大蒙古国”为国号者，唯有幻轮著《释氏稽古略续集》:“元自太祖成吉 思皇帝，于宋宁宗开福二年丙寅岁(1206),法天启运，称圣武年号，建大蒙古国号”(《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1.903c)。但是幻轮为明季僧人，不谙蒙古史事，所言不足为据。

[39]蒙古早期文献中，又有“qarugh Mongghol ulus”一辞，容易引起混淆，误为国号(参看 N.TB.Munkuyev,"Novye Materialy Polvenii Mongol'skikh",in Tataro Mongolv Azii i BuropeCMoskva,1970], pp.382—418)。不过，《元朝秘史》中仅有“qamugh Mongghol”(旁译为“普达达”与“qamugh ulus”(旁译为“普百姓”)(分见于第52及254节)。柯立夫师译前者为“all the Mongghols”,后者为“the whole nation”,皆译为 普通片语而非专名，见F.W.Cleaves,The Seret Hstory of the Mongols(Cambridge, Mass.,1982),p.l1 and 191。“Qamugh Mongghol Uls”全词，最早仅见于1225年左右所立之所谓“成吉思汗石”,为时甚晚。罗意 果教授译作“the cmpire of all the Mongols”,见de Rachewiltz,"Some Remarks on the Stele of Yisingge",in W.Heissig,et:al.(eds),Tractata Altaica(Weisbaden,1976),p.487;最近罗氏又提出修正，认为应译为“the entire Mongol Nation”,见前引“Qan,Qa'an,and the Seal of Glyug,“p.279 n.21。哈勒楚伦教授则译作“泛蒙 古国”,见所著《成吉思汗五行碑文与道尔吉板萨老夫》,《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年报》,14(1983),页131. 显然，“qamugh Monghol ulus”一辞，仅为一种族观念，指全部蒙古人民而言，而非国号。

[40]元季欧阳玄《高昌锲氏家传》叙1209年畏兀儿归降事，言及化俚伽帖穆尔(Bilgu Tamūr)建言国主：“挈吾众归大蒙古国”《《圭斋文集》《四部丛刊》11.5b)。畏兀儿语与蒙语相通，化俚伽所指当为蒙文 国号。可见此时已有Yeke Mongghol UJus一号。而《佛祖历代通载》则系“大蒙古国号始建于辛未 (1211)”(207.701a)。

[41]此一国书波斯文原件，今藏于梵蒂冈秘档(Secret Archives of Vatican)。本处玺书照片，系采自 Rachewiltz,“Qan,Qa'an and the Seal of Guyig”,plate I。此玺之对音及全文翻译，见A.Mostaert et F.W.Cleaves,op.cit.,Pp.485 and494—495。本处译“Yeke Mongghol UJus-un dalai-in qanu Jrlgh”为 “大蒙古国与全世界之汗圣旨”,系从罗意果说，以Yeke Mongghol Ulus-un与dalai-in为双重所有格(见罗氏前揭文p.275),与田、柯二氏译法不同。

[42]《元史》149.2b。

[43]汉文“大蒙古国”一辞，见于碑乘者，有《李君基志》(1232),《后土庙重修记》(1242)、《重修玉莲洞 记》(1258),见于《山右石刻丛编》24.1b,24.12b,24.47a;《1251年盐厘重阳万寿宫圣旨碑》,蔡美彪《元代白 话碑集录》(北京，1955),p.117及《操古录》,17.6b;《北京大庆寿寺海云大禅师碑》(?1255),周康燮编《陈垣 先生甘年史学论集》(香港，1971),p.22;《紫阳真人(杨災)祭无欲真人》(1255),《甘水仙源录》6.0189上。

[44]《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19416,页7a)所载太宗元年(1229)十一月制云：“大蒙古国，众寡 小大，罔不朝会”;孔元措《孔民祖庭广记》(《丛书集成》本),卷十二末(页156)牌子称“大蒙古国领中书省 耶律楚材”云云(1242)。

[45]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本),96.6a;《玉堂嘉话》,4。

[46]同上，81.1a,《中堂事记》,中。

[47]原书之钞本，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尊胜院，原为调伏异朝怨敌抄收所收。本文采自朝鲜史编修 会编，《朝鲜史》,第三编第四卷(京城，1934),附图第九。全文亦引见《元史》208.2la;《高丽史》26.394b。《高丽史》略去“上天眷命”四字。

[48]《朝鲜史》,第三编第四卷，p.443 引东大寺文书。

[49]郝经《陵川集》(《四库珍本》四集),37.1a、9a、19b;39.1a。

[50]Herbert Franke, 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München,1978),pp.26—29.

[51]《秋润先生大全文集》,86.9a,“建国号事状”。

[52]《元史》157.8a;Hok-lam Chan(陈学霖),“Liu Ping-chung(1216— 1274):A Buddhist Taoist Statesman at the Court of Khubilai Khan”, T'oung Pao 53(1967),p.133。

[53]E.O. Rcischauer and J.K. Fairbank, 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Boston,1958),p.272; H.Franke,op.cit,p.28.

[54]此为M.D.Sacchetti之说，引见Franke,op.cit.,p.28 。另陈述先生主张元字代表黑色，而蒙古 人尚黑，故用元为国号。(《哈喇契丹说———兼论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历史研究》1956.2, PP.67—77.)按实际上蒙古人尚白而不尚黑，陈先生所言，仅可备一说。

[55]《国朝文类》9.5a;《元史》7.13b— 14b;《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1972)1.2b。

[56]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北京，1980),页53。

[57]皆见于柯立夫师译注名碑文中，分别为：“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6”,HJAS 15 (1952),pp.70—71;“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HJAS 13(1950),p.71;“The Sino-Mon- golian Inseription of 1338”,HJAS 14(1951),pp.53 and 67;and“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pp.62 and 83.

[58]明代蒙古人仍自称为Yeke Mongghol(见Mostaert ct Cleaves, op.cit..pp.493—495;Henry Serruys, The 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 [1368- 1398](Bruxelles,1959),pp.56—57, n.64)。而且亦以“大元”为号。如瓦刺(Oyirad)部的也先(Esen Tayishi)于1453年自称为“大元田盛(大 圣)大可汗”,而鞑粗部的巴图孟克(Batu Mōngke)则自称为“达延汗”(Dayan Qaghan),达延汗即“大元 汗”之意(见Henry Serruys,op.,cit.,pp.291—292)。蒙古人此时所处环境与元代已大不相同，但显然 仍以大蒙古国及大元的继承者自居，欲与明廷争取正统地位。

本文原刊于《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一期[1985年6月]，页23-40。收入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78页。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