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多数人熟知的少数民族被汉化现象之外，历史上也存在着汉族被少数民族同化的案例，这种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尤为显著。

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进程中，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互动呈现出双向渗透的特征。

在多数人熟知的少数民族被汉化现象之外，历史上也存在着汉族被少数民族同化的案例，这种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尤为显著。

以中唐时期的西北地区为例，吐蕃人就差点将西北的汉人连根拔起。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力急剧衰退。吐蕃趁势攻占陇右道，占据河西走廊，即将今天甘肃、青海等地纳入其统治范围。

面对新征服地区约百万汉人，吐蕃采取了系统性的治理策略：在行政建制方面，废除唐朝延续数百年的乡里制度，代之以游牧政权惯用的部落制。

这些被重新编组的部落按照生产、兵役、劳役等不同功能进行划分，并设置吐蕃特有的官制进行统治。

在等级制度层面，吐蕃推行严格的三等人制度：居于顶端的吐蕃人享有独特的政治特权；第二等为归附较早的苏毗人、吐谷浑人；汉人则被列为第三等。

这种等级制度设计不仅体现在赋税徭役的差别对待，更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为强化统治，吐蕃实施了全方位的文化改造政策：强制推行吐蕃语言文字，禁止使用汉字和汉语交流；

改变服饰发式传统，汉族男子被要求留髡发，即剃掉头顶的头发，女子则需编结发辫；日常习俗方面强制采用吐蕃礼仪规范。

这种文化改造的彻底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剃发易服"实践。面对异族文化的高压同化，当地汉族群体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蜕变。

除了归义军这样的西北孤忠，很多新出生的汉族年轻人群体，都被吐蕃成功洗脑了。

据敦煌出土文书记载，吐蕃统治六十年后，新生代汉人青年已普遍使用吐蕃语言，汉人穿起了胡服裘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孔子被纳入吐蕃苯教神系，改造为"神变王"，成为统治阶层笼络儒家知识分子的工具。

司空图在《河湟有感》中描绘的"一字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正是这种胡人同化汉人的真实写照。

若不是吐蕃帝国内讧及时崩溃，西北的汉人百姓相信用不了百年，便会忘记自己的祖先，成为地地道道的胡人了。

在中国古代，这种文化逆向融合并非孤立现象。

西夏李元昊攻灭归义军后，残存的汉族军民最终融入党项族，成为西夏"番汉合流"政策下的新成员。

两宋时期，随着中原王朝对边疆控制力的持续衰退，周边地区被游牧民族蚕食殆尽，生活在辽、金治下的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已经快异化成了两个民族。

幽云十六州的汉人在契丹"因俗而治"政策下，发展出兼具农耕与游牧特征的生活方式；女真统治下的华北地区，汉语与女真语的混杂使用催生出新的交际语言。

北方人对于南方的皇帝和同胞认同感越来越少，也不再以汉人自称，而是称自己为北人，称南宋的同胞为南人。

到了蒙元时期，这种文化分野进一步加剧，许多想做官的汉人为了能在朝廷上立足，都会给自己起一个蒙古名字。

清代汉军旗人普遍使用"某佳氏"等满洲化姓氏，像王佳某某，袁佳某某之类。

从宏观历史视角看，自安史之乱至南宋灭亡的五百余年间，中原文化圈的收缩与重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盛唐时期汉族文化向西域的辐射，中晚唐西北汉族的吐蕃化，五代宋初燕云汉族的契丹化，金、元时期华北汉族深度女真化、蒙古化。

当元帝国崩塌后，明王朝的建立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驱逐胡虏"，但文化层面断代已不可逆转。

元代形成的"北人"群体在语言、习俗方面保留了大量蒙古化特征，与南方汉族形成显著差异。

这种波浪式历史进程造成的文化分野与断代持续影响着明清两代的汉人。

比如，明朝刚灭亡不久，朝鲜使团出使满清，沿途百姓见到朝鲜使者穿戴的明朝制式衣冠，触景伤情"垂首拭泪"。

然而，一百多年后，到了乾隆年间，朝鲜使者穿着同样的衣服出使满清，华北城镇民众"环聚争睹"，使者竟被当作"戏班伶人"般围观取笑。

这种反转的背后，是清廷文化政策持续作用的结果：经过六代帝王的制度规训，新生代汉人已将满洲服饰视为常态，反将前朝衣冠视作"蛮夷装扮"。

那么，在当时的朝鲜使者眼里，谁更像汉人，谁是蛮夷呢？

来源：我是了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