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他陈大爷，从小到大看他拄着自制的木拐杖，一瘸一拐地穿梭在村里的每条小路上。他身后总拖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筐里装满了各种捡来的垃圾：易拉罐、塑料瓶、纸壳、旧电线。

村里人叫他”王瘸子”，虽然他姓陈，但这个绰号已经跟了他三十多年，连他自己也习惯了。

我叫他陈大爷，从小到大看他拄着自制的木拐杖，一瘸一拐地穿梭在村里的每条小路上。他身后总拖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筐里装满了各种捡来的垃圾：易拉罐、塑料瓶、纸壳、旧电线。

陈大爷住在我家隔壁，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门前种着几棵葱，墙角边的小菜园里有些青菜和辣椒。村里大部分人家早在十年前就盖起了两层小洋楼，唯独他的房子像是被时间遗忘了一样。

我爸说，陈大爷年轻时是村里的木匠，手艺不错，婚后生了个儿子。他儿子考上了省城大学，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但他老伴没熬到儿子毕业就走了，没多久儿子也出了车祸。从那以后，陈大爷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那时候他的腿还好着呢。”我爸叹了口气，没再往下说。

我记忆里的陈大爷总是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衫，冬天套件毛边都磨平了的军大衣。他的三轮车后面总挂着一个破塑料桶，里面装着从村民家讨来的剩饭剩菜。

“给花花吃，”他说话时漏风，“它吃不饱就不守家了。”

花花是他养的一条黄狗，瘦巴巴的，眼睛却特别亮。

我上初中时经常看到陈大爷凌晨四点多就出门，天黑才回来。他走得慢，一天能跑的地方有限，但他从不休息。村里人都知道他的规律：周一去县城东边的垃圾站，周二去西边的建材市场，周三去南边的小吃街，周四去北边的学校周围，周五去车站，周六去集市，周日就在村里转转。

有一次放学路上下起了暴雨，我在县城的公交站躲雨，看见陈大爷在雨中艰难地推着三轮车，身上的雨衣早就破了几个大洞。我叫他一起躲雨，他摇了摇头：“回去晚了，这些瓶子会被别人捡走的。”

他的三轮车上装着大半筐湿透了的纸壳，都是他从垃圾桶里一点点翻出来的。

村里人对陈大爷的态度很复杂。有些人觉得他可怜，会给他留些吃的；有些人嫌他脏，看见他就绕道走；还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他丢人，毕竟谁家还有老人出去捡垃圾啊。

李婶是村里的小卖部老板，她告诉我：“那老头子有钱得很，就是抠。”

她说陈大爷每次卖废品回来都会到她店里换零钱，有时一摞一摞的，有时就几张皱巴巴的票子。“那么多钱攒着干嘛呢？又不吃肉，又不看病，穿的还是十年前的衣服。”

我妈不同意这种看法：“人家有苦衷，别瞎说。”

我小时候，大人们不让我们去陈大爷家玩，说他家又脏又乱，全是垃圾。但有一次我的足球不小心踢进了他的院子，偷偷去拿时，看见了意想不到的景象。

院子收拾得很整齐，瓶子按大小码放，纸壳按颜色分类，金属和塑料分得清清楚楚。门前的小空地上还摆着几个花盆，种着不知名的红花。

陈大爷坐在门槛上，正在削一块木头。他看见我，笑了笑，露出几颗黄牙：“进来坐。”

我没敢进去，只是拿了球就跑。后来我问爸爸，陈大爷真的很穷吗？爸爸神秘地说：“他啊，是个有故事的人。”

陈大爷的日子很简单。早上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回来喂狗，然后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掰玉米、剥豆子或者修补他的工具。他很少下地干活，因为他的腿不好使，但他家那几分责任田还是种得不错，村里人说是他雇人种的。

“肯定花了不少钱吧？”我问李婶。

“那可不，一年得好几百呢。”李婶撇嘴，“他宁可花钱雇人，也舍不得自己吃顿好的。”

村里开始通自来水的那年，每家都要交八百块安装费。很多人都等着看陈大爷会不会装，结果他第一个交了钱。这事让不少人惊讶了好一阵子。

“王瘸子舍得花钱啦？”

“怕是攒了一辈子的钱都掏出来了吧？”

我爸不以为然：“人家又不是傻子，知道什么该花。”

陈大爷依然每天出去捡垃圾，依然舍不得吃肉。村里谁家杀了猪，送他点肉，他总是笑呵呵地接着，然后转手就喂了花花。

我上高中后就很少回村里了。大学毕业，我去省城工作，一年也就过年回家看看。每次回去，都能看到陈大爷依然拄着拐杖推着三轮车在村口慢慢走着，仍然是那身打满补丁的衣服。

花花老了，走不动了，就趴在他家门口。后来花花死了，陈大爷又养了一条狗，还是叫花花，黄色的，眼睛亮亮的。

村里人说陈大爷的屋子里从来不让人进，有人猜他在床底下藏了金条，有人说他肯定攒了几十万现金。这些传言随着时间越传越神，但没人真正了解真相。

直到前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看到一件怪事。村口新修的文化广场上，多了一个铜像，远远看去，是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形象。

我问爸爸：“那是谁的塑像？”

“陈老汉的。”爸爸指了指陈大爷家的方向，“他捐了五十万给村里修路和文化广场。”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别这样，”爸爸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他啊，这辈子就做了这一件让自己骄傲的事。”

原来陈大爷前年底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挺过来。他住院期间，让村主任来医院，把自己存的钱全都捐给了村里，还立了字据。村里人这才知道，陈大爷这些年捡垃圾攒下了七十多万，他留了二十万给自己养老，剩下的全捐了。

“他捐这么多干嘛？自己都舍不得吃顿肉。”我不明白。

“因为他儿子。”爸爸指了指村口新修的那条水泥路，“他儿子当年上大学回家，就是在那个土路上出的车祸。他一直觉得，如果那是条好路，他儿子就不会出事。”

我沉默了。突然理解了陈大爷为什么15年如一日地坚持捡垃圾，为什么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攒钱。

去年冬天，我回家过年。刚到村口，就看到一群人围在陈大爷家门前。

“怎么了？”我问一个小孩。

“王瘸子死了。”小孩说。

我挤进人群，看到陈大爷躺在他那张简陋的木板床上，盖着一条褪了色的红被子，面容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床头柜上摆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一个穿着学士服的年轻人。

村主任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存折：“这是陈老爷子留下的。”他对众人说，“他说等他走了，这笔钱就用来给村里的贫困学生做助学金。”

我这才知道，陈大爷留给自己养老的那二十万，他一分没花，还又攒了五万多。

屋里很干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墙上贴着他儿子的各种证书和奖状。床底下放着一个木箱子，里面是他儿子用过的课本和笔记本，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像是什么珍贵的宝藏。

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在陈大爷的枕头底下，村主任发现了一本日记。

日记是用捡来的废纸订成的，歪歪扭扭的字里写满了这些年的生活：他每天捡了多少废品，卖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还有他的梦想：给村里修路，建图书馆，设立助学金。

“我儿子说过，知识改变命运。我虽然没文化，但我相信他说的话。”日记最后一页这样写道。

村主任读完日记，老泪纵横。他当场拍板：“陈老爷子的丧事，村里负责办！”

更让人意外的是，第二天，村委会竟然请来了省电视台。原来，村主任把陈大爷的事迹报了上去，电视台觉得这是个正能量的好故事，特地派了记者来采访报道。

陈大爷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不仅是村里人，还有县里的领导和那些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原来，这些年村里已经有十几个贫困学生拿到了陈大爷设立的助学金，其中有几个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

他们站在灵堂前，讲述着陈大爷的故事：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靠着捡废品供陌生的孩子们上学，只因为他相信他儿子说过的话——知识改变命运。

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李婶，她哭得说不出话来：“我们都误会他了，以为他是个怪老头，其实他是个大善人啊！”

陈大爷走后的第三天，省电视台的节目播出了。第二天，市民政局的人来了，给陈大爷追授了”爱心模范”称号。第三天，一家基金会的人找到村委会，说要把陈大爷的故事写进教材。第四天，全国各地的媒体都来了，村口那条陈大爷捐钱修的路上，停满了各种采访车。

村委会决定，用陈大爷留下的钱再加上社会捐助，在村里建一座”陈氏图书馆”。这是村里的第一座图书馆，将来会有更多的孩子在这里读书、学习。

葬礼那天，村里下着小雨。我站在人群中，看着陈大爷的棺材被缓缓抬出。二爷搬出一把旧二胡，拉起了《送别》。曲子在雨中飘荡，哀伤却不悲凉。

陈大爷身上盖着一面崭新的红旗，那是县里特意送来的。这个一生节俭的老人，终于穿上了一套新衣服，躺在一口体面的棺材里，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

他的新花花趴在棺材旁边，不停地呜咽着，仿佛明白主人永远离去的事实。

雨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送葬的队伍上。我突然注意到，陈大爷家门前的那几棵葱，开出了白色的小花。

整个夏天，陈大爷的故事在全国各地传播。省台的节目被央视转播，网上也有无数人为这个普通老人的伟大付出而感动。那些曾经嘲笑过他、躲避过他的村民，如今提起他时都满是敬意。

陈氏图书馆在秋天竣工了，比预计的要快。它坐落在村口的文化广场旁边，红砖蓝瓦，窗明几净，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门口立着陈大爷的铜像，拄着拐杖，慈祥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村民。

开馆那天，我特意请假回来参加。剪彩时，村主任动情地说：“陈老爷子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只要有梦想，有坚持，普通人也能做出不普通的事。”

图书馆里人头攒动，我看到很多孩子们好奇地翻着书，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在最显眼的位置，摆着那本用废纸订成的日记的复印件，供人们翻阅。

“嘿，你知道吗？”我身旁一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对他朋友说，“我长大了也要像陈爷爷一样，做个有用的人！”

晚上，我站在陈大爷的坟前，风吹过麦田，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想起小时候偷偷去他院子拿球的那一幕，那些整齐摆放的废品，那几盆盛开的红花。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我明白了。对于陈大爷来说，那些不是垃圾，而是希望，是他用双手一点一点拾起的梦想。

我蹲下身，把带来的一瓶二锅头倒在坟上：“陈大爷，这顿肉，您得吃了。”

风又起，吹过新修的柏油马路，穿过灯火通明的陈氏图书馆，最后拂过村民们的新房子。我仿佛看到了陈大爷拄着拐杖，推着三轮车，缓缓走在这条他亲手改变的道路上。

他脸上带着笑，不再孤独。

来源：甜蜜果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