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网上找到这条新闻：杭州地区电报服务将从2025年5月1日起全面停止。杭州电报业务停运后，北京将成为国内唯一保留发报业务的城市。

三月末的一天，我接到编辑的信息：杭州电报要关停了，你要不要跑一趟？

我在网上找到这条新闻：杭州地区电报服务将从2025年5月1日起全面停止。杭州电报业务停运后，北京将成为国内唯一保留发报业务的城市。

电报，很少出现在生活中的两个字，但是看到编辑的消息，我还是心头一动——即便是没有发过电报，我也知道这是一个时代印记在消逝的信号。

“跑一趟”，指的是从上海到杭州。几乎没有犹豫，我回复：太巧了，我一周前刚搬来杭州，可以去。

你好，我要发电报

4月23日，一个周三，我乘地铁来到杭州电信武林广场营业厅。

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营业厅，有两层，靠近马路的一面是一排明亮的落地窗。在营业厅的大门口，巨大的招牌上写着“数字生活体验中心”。

我既没有想到这个营业厅这样大，也没有想到来发电报的人这样多。

进入一楼，是一个“大平层”，没有分隔的房间，宽阔敞亮。不同的手机品牌展示着最新的机型，随处可见当下标志的科技关键词：5G、千兆、云……当我对上前询问的业务员表明要发电报后，她很熟练地指了方向。

直走，走到头，再左拐，上扶梯，来到二楼，就来到了处理电报业务的区域。

恍惚间，像是从我熟悉的世界穿过，迈入妈妈年轻时熟悉的世界。

也许是近几个月发电报的人都非常多，营业厅准备了不小的地方，有四张小圆桌，每张小圆桌提供四个座位。发电报的人在这里落座，拿一张电报单子填写内容，再拿一张《中国电信杭州公司电报业务通告》，需要在上面签个字。

《通告》主要是告知目前由于发电报的人实在太多，电报的时效会受到影响，上面写道：“为保障您的紧急通讯需求，建议优先选择电话、视频通话等即时通讯方式。”

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大声提醒我们，今天（4月23日）发，至少要等一个月才能收到。

这并非有意劝退，而更像是知情同意。从开辟这片地方提供给电报业务，到多名工作人员现场辅助，都能看出来杭州电信对站好电报最后一班岗的诚意。

在每张桌子上，有填写的示例，并写明可以收电报的地点，分别是浙江、安徽合肥、山东、北京。是的，只有这四个地方。如果需要发电报去其他地方，只能手动转寄出去。

说得再主观一些，当我站在这里，不会有自己是来凑热闹、添乱的感觉，因为在场填写电报单子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真的需要发电报，而是想送电报最后一程。

杭州这座城市，早在1883年就已经开通电报业务。但在这次因为业务终止而爆火之前，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被遗忘。

1947年，杭州市电信局电报房 ｜ 图：中国电信

上世纪八十年代，民用电报业最后的巅峰时期，仅杭州武林营业厅就有40多名营报员。1988年，浙江省全年电报业务量达2012.3万份，武林广场电信营业厅，每晚都有很多人通宵排队发电报。另据钱江晚报给出的数据，杭州当年全年收发电报的数量是194.85万份。

那篇报道名叫《杭州最后的电报房，还有5位报务员在坚守》。没有纪念的人流，彼时的报道清晰记录了电报业务曾被遗忘到何种程度——记者到营业厅，说要发电报，营业员听闻颇感惊讶。报房的报务员称，平均下来一个月能有一份电报。

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电报的鼎盛期没有持续多久，转折很快到来，更先进的通讯设备接踵而至，BB机、大哥大、逐渐普及的固定电话，再到手机。渐渐地，电报被人们遗忘。只有无线电爱好者出于情怀，或者老人出于习惯在特殊的日子拍一封电报。

去年底，一个寻找电报的视频点燃了年轻人的热情，人们纷纷来到杭州武林广场电信营业厅体验发电报。到了这个时候，距离2013年那篇报道过去11年，报房的专职电报员只剩一人，名叫任宏。

任宏本就将在今年12月退休，其后很难有接替者。《南方都市报》报道，他所在的“中国电报微信群”中，只有全国各地11名在岗、离岗同事。

也是在去年年底的视频中，任宏曾给发报人打电话，称电报设备坏了，只能手动录入内容并打印。当被问及设备什么时候能修好时，他遗憾地表示，零件太老了，修不好的概率更大。

这个信息，也在杭州武林广场营业厅今年初的公告里得到印证：“电报业务是一种低速数据通信业务，早已被更为先进便捷的通信工具所取代。现有电报网设备已超过涉及使用年限，已无法正常收发电报。从2025年5月1日起我公司将全面停止杭州地区电报服务。”

至此，更多的人涌入杭州电信局发电报。我也将成为其中一员。

武林广场营业厅是处理电报业务的地方，在这里，电报将会被接收、核对、收费，然后传到惠兴路的报房。我只能想象，此时此刻，任先生正在那里繁忙地发报。

妈妈的电报

在发电报之前，我打算先问一下家里的长辈，他们关于电报的记忆是什么。

但是拿起手机，我想起奶奶爷爷早都已经不在了，父亲也在今年春节去世，能问的人真的不多了。

好在妈妈告诉了我不少鲜活的过往。

妈妈说，她1985年从老家去乌鲁木齐读书，上邮电学校。大多数时候，和家里的通讯是由长途电话完成的。打长途，要去营业厅，在柜台等待，长则一个小时。普通人家里是不会有固定电话的，打去姥爷的单位，听那头喊人：某某某，你的电话，快来！

发电报并不便宜，而且能承载的信息有限，只有很着急的时候才会使用。

她只发出过两种电报。第一是钱花完了，“断顿儿了”，拍一封电报给我的姥姥姥爷，只三个字：“速汇款。”第二种是发给异城恋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爸），只两个字：“速来。”两三天之内，他就出现在我妈宿舍楼下了。

后来，我妈去了我爸的城市吐鲁番，两个人结婚、生女。她进入了当地的邮政局，做核对监督的工作。

那是90年代左右，邮政和电信刚分家，还在一个院子里。每天，邮政柜台会有人来电报汇款。电报汇款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邮政汇款寄到口里（新疆人对嘉峪关以外地区的统称）比较远的地方需要十天半个月，而同样的距离，电报汇款只需要四五天。

中午下班前，所有电报汇款单汇总到她所在的核对监督组，而后送到同院的电信楼里。

妈妈对报房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只记得里面的业务员很多，有电报机滴滴嗒嗒的声音，有巨大的打字机的声音。她大概知道原理，这边将文字转成“秘密信号”，发给收报地，收报地再解码，重新转成文字。

妈妈听到的“巨大的打字机”的声音，很可能来自机械式电传打字机。而所谓的“秘密信号”，则是“四码电报”。

电报的历史说来话长，但1837年是必须要提到的年份。在这一年，同时有两个人“发明电报”。一个是英国人查尔斯·惠斯通发明针式电报机，另一个是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只需一根线就能传送信息的电子电报。

除此之外，莫尔斯还有一个重大贡献，是由信号点、划、空三种状态的组合来对应字母和数字的编码系统（实际出自其助手，此处不展开），被称为“摩斯电码”。

最早的电报需要电线来传输信号，也就是有线的。其中针式电报是电流沿着电报线传送，产生电磁力，将针形指针移动到打印列表上方的位置。而另一种为电枢系统的，也就是莫尔斯这一派，电流激活电报发声器，发出咔嗒声。这个咔哒声即为摩斯电码。也就是一端将信息转为摩斯电码（咔哒声）发送，另一端再解码摩斯电码、还原信息。

电报的发展非常快，电线密密麻麻地在大陆上穿行，形成电报网。1850年的海底电报电缆，更是沟通了英国法国，实现了水底电报通信。

1871年，中国首条电报线路出现，那是由英国、俄国及丹麦敷设，从香港经上海至日本长崎的海底电缆。彼时清政府强烈反对，但丹麦的公司执意将线路引至上海公租界，并于是年6月3日开始收发电报。

随后几年，清政府也开始自主敷设一些线路，但都是用作军事通讯用途。

1873年，第一部汉字电码本《电报新书》出现，总共收录了6800个常用汉字，每个汉字对应四个阿拉伯数字。如此一来，就可以用摩斯电码发送中文了。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次改良，最终形成了中国通用的“四码电报”。如“0375”是“再”，“6015”是“见”，连起来就是“再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报在这片土地上也逐渐从军用、商用向民用蔓延。1880年9月，我国第一个电报总局在天津创立。1881年12月28日，天津至上海长途电报线竣工，全长1700多公里，沿线七个局栈同时开通电报，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条电报干线。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自办电报业务的起点。

之后，意大利人古列尔莫·马可尼又在1894年发明了无线电报，这是第一种无线电波通信方式。我们印象中戴着耳机听摩斯电码，再滴滴嗒嗒发电报的场景，大多出现在战争电影中（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收发的就是无线电报。

实际上，这种收发电报的场景可以说是过于古早了。20世纪初，电报机的手动操作就逐渐被电传打字机代替，用打字的方式直接拍发和自动收录电文。电报员不再需要精通摩斯电码，经过比从前简单得多的训练即可上手（当然了，中国的电报员因为要熟记“四码电报”，开局就是地狱难度）。

到了50年代，首款国产电传打字机BD055被研发出来，并迅速成为中国五六十年代通讯业务的主力机型。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台纯机械的电传打字机累计产量已达3.44万部。

BD055型电传打字机（中国电信博物馆馆藏）｜图：中国电信

后来，电报设备又经过了几次更迭，由机械式电传打字机，到电子式，再到智能终端。

2013年，钱江晚报发表的一篇探访杭州报房的报道中，曾纪录当时在役的电报设备：发电报的电脑是上世纪90年代的，性能最多也就在486的水平，用的还是 DOS系统，没有图形化操作界面。

报道中说，现在发电报，只要把汉字人工翻译成阿拉伯数字，然后输入电脑，再通过电报服务器发送到收报地的报房就可以了。

听起来很复杂，总结一下就是：

最初的电报是将文本转为摩斯电码，发到接收端，接收端解码摩斯电码，恢复成文本（也就是大多数人印象里“发电报”的样子）。实际上在民用电报领域，电报设备几经更迭，早已不需要报务员如此费劲的“听译”报文。但这端发信号、那端收信号的原理不变，从这端到那端，用电波咻一下传递过去，比火车、轮船之类的送信方式都要快很多。至于从前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发电报，有时候要几天才能拿到，是因为接收地接到电报后，还需要打印封装，以邮寄的方式投送给接收人。

他们的电报

把逐渐飘远的思绪拉回杭州电信武林广场营业厅，即便现场已经准备了十六个座位，即使这是工作日的中午一点钟，我还是不得不站着等位。

大多数正在填报的是年轻人，少数几位中老年显得熟练很多，同桌的年轻人时不时就向其请教。

我的旁边站着一位也在等位的年轻女孩。她在杭州读大学二年级，听说电报要关停的消息之后就决定也来发一封电报。我问有没有想好发什么，她的回答出乎意料：“想好了，要给自己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这句话出自毛泽东，是她决定要来发电报的时候，突然在脑海里蹦出来的。但是想了想，又很合适。

她觉得自己总在幻想外面世界的复杂和就业市场的紧张，搞得很焦虑，所以要“丢掉幻想”。而“准备斗争”，则是摆在面前急需决策的行动，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财会专业，在纠结要不要转专业到中文系，这意味着要多花一年的时间。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确实不像古早电报（比如我妈妈发出的“速汇款”、“速来”）那样字斟句酌，却也不像我以为的那样随机。

我一直在等一位先生同桌的空位。先生看起来和我父亲的年龄相仿，和其他人都不同，他面前有好多张电报单子，在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在非常专注地填写。

终于在他对面落座，旁边一位看起来也是大学生的男孩时不时向他请教，看得出来，他胸有成竹。当被问到发了多少封、为什么发这么多的时候，他言简意赅地告诉我：“八封。发着玩的！”

当他终于填写完成，整理出八张要交给业务员的电报单子，又将若干张卷了卷放进口袋。那是他的“草稿”，一来填写不一定一次成功，二来也是留作纪念，三来下次来还可以直接用。

后来我知道，这位先生的确和我父母差不多大，今年56岁。他不仅经历了电报繁荣的年代，还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俗称“火腿（ham）”。

“年轻人不是怀旧，是体验，我们的确是来怀旧的。”

在我的询问下，他努力在记忆中翻找印象里最深的电报。片刻之后，他告诉我，印象最深的电报有两封，一封是在外地上学时，听闻发小的奶奶去世，心下很难过，专程去拍了唁电。另一封是在已经参加工作之后，彼时电报已非必须，但是一行人出差时听闻喜事，还是专门拍了贺电回单位。

这次他来杭州出差，要待一个月，就专门来发几封电报。其中四封发给同龄的朋友，两封发给自己，两封发给孩子。

在给朋友和自己的电报中，先生这样写道：

“某某：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电报下架在所难免。谨以此，致敬曾经的历史，留下时代的记忆。”

过去发电报是一种略显奢侈的通讯方式。

今天发电报，一个字0.14元，即便告诉你收报人的地址信息和发报内容都计算在内。你八成还是会觉得，听起来价格低廉。

但实际上，这个价格，从1992年起就没有变过。

想象一下，你在1992年，即便正文只发三四个字，收报人地址信息也尽量省字，全部文字控制在20字以内，依然要花费两元多，够买四公斤大米。如果是寄信，则只需要贴一枚8分邮票就万事大吉了，随便你写几页纸，只要能塞得进信封就好。

也因此，那个时候只有在特殊情况才会去拍电报。如汇款、接站、生孩子了、有人去世等紧急事件，或者是吊唁（唁电）、恭贺（贺电）这样需要正式一些的情形，抑或需要留下书面证据的沟通。

即便是必须要发，也会为了省字无所不用其极。如用“甥”字，表达“家里生了个男孩儿”。

在杭州发出最后的电波

我也开始填写电报单。

看着手中的单子，我意识到我并不能在2秒之内搞清楚要怎么做。

这是一张白底淡绿色墨的纸张，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并向先生请教），我终于搞懂抬头有报类、发报局名、字数、日期等，都不必管，只需在下方绿色的格子里填写收报人的地址、姓名和电话，以及我要发的电报内容。

一个格子一个字，一个字0.14元，收报人信息也收费。

“从杭州发出最后的电波”，我写了这样一句。后来觉得，这不够“复古”，要是写“纪杭电停”就好了，味道更正。

填写完毕并且在《通告》上签了字之后，就该去旁边的小房间提交了。

房间里只有一个业务员，他负责检查和收费。那位先生拿着八封电报单进入房间，直接导致房间门口排起了队。

走进小房间将电报单子递给业务员时，我才突然想起，还需要身份证和零钱，这才慌忙翻包寻找——上次同时用到这两样东西还是上次。在来之前，我专门去自动取款机取了一百元。还好杭州营业厅的服务非常好，可以找零。

营业员数了数，一共30个字，在计算器上现场按，总计4.2元。然后找给我四张二十元，一张十元，一张五元和几枚硬币。

我惊喜地发现，这些纸币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新版。尤其是十元，泛着绿光，和印象中水泥灰色的样子大有出入。

也许是今天的体验使然，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有一天纸币也会消失，就像民用电报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一样？

杭州和北京对电报业务的坚守，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算很久的了。

1982年，电报在英国消失；2006年，Western Union放弃在美国的电报业务；2013年，印度终止电报服务。2022年12月31日，德国邮政停办电报业务。

对电报业务终止的惋惜态度，不仅是中国人所特有。印度2013年传出电报终止的消息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向电信部长发送了数百封电报，恳求他挽救这项服务。

在国内，电报业务并非全国性突然终止，而是像灯一盏盏熄灭，这也让对电报的惋惜一直没有被点燃（直到现在）。

不少省份的电报业务就是在近几年正式终止的。如2019年元旦时，上海最后一个公众电报业务受理点柳林路电信营业厅停止受理公众电报。2021年4月1日，广西停办电报业务。

至于我的妈妈记忆中的新疆电报业务，我甚至无法查询到确切的终止时间，只是知道一定已经在过去的某一刻悄无声息地终止了。大西北网2015年的一篇报道称，当时乌鲁木齐只有一家营业厅还可以处理电报业务，营业员称10年都发不了一封。

在杭州停办电报业务后，北京是国内仅剩的还能为我们发电报的地方。北京联通西单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杭州停办的消息也让北京的需求量明显增多，4月10日之后，每天都有七八十人来发电报。

工作人员还为我展示了电报“样张”，从显示效果上来看，也不像是传统电报机的手笔。

光明网曾在报道中说：“中国联通西单营业厅为用户受理电报业务，将收集的业务信息转派到电报大楼后台，由后台通过来报机打印出电报，并按本市或外省分类进行封装投送或转发外省。虽然过程已不再依靠传统电报码机，甚至多数终端设备早已老化或停用，但传统的电报封套和报文保住了电报作为‘正式文本’的独特意味。”

其实在当下，发电报的过程也许并非“纯正”。杭州明确表明“电报组网损坏”。很多人在网上晒出的收到的电报，不管是由北京发出还是杭州发出，都和几年前的电报显示效果有比较明显的差别，更像是word打印。

我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不免嘀咕，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来发电报？

此行之后我不再纠结于我的信息是否真的经由电波发送，或是油墨到底是怎么打印上去的。因为就发件人的体验来说，我的体验，和三十多年前妈妈的体验是近似的。而我的信息，也真的会被送到报房，就像妈妈多年前拿着电报汇款的文件送到隔壁的建筑。

在报房里，杭州最后的电报员，会一字一句输入我的“来自杭州最后的电波”、大二女孩的“放弃幻想，准备斗争”，以及那位先生的纪念与嘱托。

对于最后的纪念来说，也许这就够了。

后记

在成稿时，杭州的电报业务正式进入倒计时，工作人员强调，虽然收报的时效无法保证，但只要是五月一日前往的，都会安排发报。此外，根据网友的分享，武林营业厅将位于二楼的电报点挪到了一楼，并分出了比此前更大的区域。看来营业厅已经做好了在最后时刻承接巨大客流量的准备。

而当我拨打北京联通西单营业厅的电话时，也发现接电话的营业员对电报业务很熟悉，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如果无法当下解答，还会加我的微信，承诺帮我确认后给予答复。所以在北京的朋友也可以安心前往。

现在，杭州的电报服务已经正式关停，但电报作为一种庄重而严谨的高速传递文件的形式，还是会在每年春晚带着各国元首发来的新春祝福，如约而至。

1991年，倪萍在春晚朗诵贺电。

作者：乃娥

编辑：翻翻

封面图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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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果壳